混沌·焦虑·漂浮：2007年中国诗歌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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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诗歌，我们总是期待“可观的文本”，我们都知道这种可能在短期内很小很少。回首，才发觉原来是“事件”支撑了诗歌的（社会层面的）“存在”？回首，我们会否暂记住了“事件”却记不住诗人名字，暂记住了诗人名字却记住不住文本呢？如此，要对一年的中国诗歌评述实是件尴尬的事，尤其是当诗歌的体温逐日依赖公害般的诗歌新闻、论争，需要相关媒介费劲的策划活动来调节和展现时。 2007年（它当然不是独立和割裂的“一年”），“一团混沌，枝叶纷呈”的中国诗歌总体看仍然是以大众传媒为游戏平台（这不能不令人慨然），以事件为恒温的“亮点”（这不能不使人眼花缭乱），佳作稀少，诗歌的“文化娱乐”性质日益明显（这当然也是一种必然）。这虽然可视作文艺的娱乐特性的正常回归，但严重些说，又可谓“诗性在散失，诗歌在徘徊；诗意在漫延，诗人在落后”。 时空颇像公平的大温箱，美丽与污秽共生同在，诗歌写作却渐是：人在场，身体突出，心不在焉，这个“心”，是专心、良心、平常心、责任心和创造之心。而传媒的粉饰却又使诗歌（通过事件）看起来仍是鲜活的，其实这种鲜活只是内部的热闹，温箱里的它仍然漂浮着，无根且孤独。 处境→ 年初，89岁的蔡其矫病逝。秋天，30岁的余地自杀。同时另位聪明的诗人竟以假死来引人注意①，不必苛刻当事人，是传媒也包括“我们”共同完成了这种玩笑或恶作剧。生死正常，生死观更属个人权利，死亡这种传统文化常是个世间动人话题也是媒体的噱头，在一些“中国文情报告”中，文人逝世竟当作年度文化及文学的大事记，缅怀与纪念是必要，然传媒的运转又使任何“消息”转眼即逝，不用说传媒机器的冷与酷，要说的该是，“死亡是一门艺术”而生活更是。 夏天，《文学死了吗》成为部分诗人的另类精神赞助。类似文学或诗歌死亡的宣言本算不得耸人听闻的东西，日新月异的传媒也早已加强了这些年来人们的新闻免疫力。为什么以前没有对文学组织的怀疑和反对呢？而“死亡”并非持此宣言者的关注点，宣言者对“作协”、“文联”的死亡宣判，也暗含另种爆发户式的潜意识。反对或申明退出“组织”的，其支撑总是与经济力量变化有关；可是如果反对的只是一个关于“组织”的概念、而这个概念与真正的写作其实是可以平行甚或是没有关系的，这种行为便只是哗众取宠式的小市民意识了，当然我们更愿相信，炒作或做秀行为里也有恨铁不成钢的激情和重建精神秩序的希望。 “作协制度”其实对目前的写作的影响力已远非昔日，对其的定罪、关于诗歌死了的宣言本不过是小道之议个人之见，但传媒的介入使其掀扬，当事人的英雄情结也鲜明起来，当事人的“个人能力”因此也被强调或树立，而这到底是何种能力且与文学有关吗？物质的垫抬是会使人对文化现状不耐烦的，虽然部分诗人因自身经济基础的好转显得个性，熟悉并运用媒介的技术亦越发高明，但有意思的是，这种吆喝其实正好是传统惯性的表现，还是制度文化的产物。 比较起来，“诗人曾德旷近日现身拉萨街头卖唱”这消息就技术过于低劣。此消息来自一重要诗歌网站，大意是曾诗人往拉萨投靠朋友，后以卖唱维持生活，“……当我问起卖唱的行为与诗人的尊严是否相称时，曾德旷说，诗人卖唱并不可耻，同其它任何处于社会底层的卖唱者一样，诗人卖唱只是一种本能的求生方式。……像（曾）这样处于社会底层，而且长期处在流浪状态中的体制外诗人，不仅发表作品比登天还难，也很难引起批评界的注意，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无人理睬的状态，生活的艰难困顿可想而知。”我想曾姓诗人及“消息”的作者真要弄清楚“诗人的尊严”了，这消息应该就不会出现了！从其中关于诗歌的（虚荣）崇拜、乡绅式的寄生虫心理、由于自身原因对物质基础不平的愤懑，可以想像其写作资源和思想状态的“落后“，类似观念那么顽固，却往往又会在农业文明大背景中被以为然。是的，诗人没有尊严。诗人也未弄清尊严，这是一支数量庞大的精神界战士的另种潜在处境。 不潜在的又是什么呢？在这一年，“作家富豪榜”继续高高挂起，一个“驻校诗人”在总结会后离开另一个又来，传媒继续告知并提醒，环境多样、处境多变，心境复杂，一切又将理所当然或见怪不怪——这是边缘化、日常与平庸状态的诗歌在工商科技的现实崇拜环境中的样子——但当我们过多指责外部环境时就会忽略诗歌本身、诗人自身内环境的问题，矛盾被会被转移。 在秋天，《南方周末》刊发署名文章《新诗90华诞，中国诗坛“论剑”史略》，对90年来汉语诗歌“主要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阶段”进行了扫瞄，类似文摘剪辑类的此文判断陈旧而无新意，从中可见对七八十年代中国诗歌汽球误解的持续。是什么使人对一个时段的诗况持全盘肯定态度呢？为什么不学习钟馗而只会烧香磕头呢？“这一百年来，许多中国人心中也有两个鬼——政治鬼与文化鬼。”③诗歌史并非仅等于意识形态审美史。近30多年来，对人、人性的体认渐成文学主题，这也是“主体性”认知和实践的过程，具体如民间文化的寻根、神圣化向往以及西方文化的引入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我”的辨认。而关于中国诗歌与诗人似乎一直有种不良习惯，通常只强调标榜诗歌这一文体对前述主题的开创、先锋色彩和启蒙功勋。 部分人对隐态、民间这样的概念的关注只着重于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和距离，于是诗歌的“民间”与“隐态”就这样在不断的一步步远离艺术的“总结”中加入了入时的虚伪色彩而被拨高，矫枉过正——这是中国诗歌面临的最大或最主要问题吗？同样有意思的是，以政治情绪为春药的后期民间或潜流诗歌在遭遇当代传媒后已然终止或变质，个体精神图景难以深化和更新，关于它的一切也因人性的复杂而早已沦落进这样一种庸俗的状态：以讹传讹、浮夸、虚荣、以意识形态为纲等。这使看它（大部分）因狭隘和局限而正成为畸形泡沫。是的，该如何回答，“时代需要留恋诗的诗人，还是留恋诗歌史的诗人？！” 自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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