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焦虑·漂浮:2007年中国诗歌印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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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往的“焦虑”更多地与“文化”方向的选择之无序和难度相关,如今应是对所谓“文化”方向已不用选择后的散发着中产阶级趣味或小资情调的攀比。而昔日诗界争鸣至少在一定层面上是以文化观念差别为推动力的,在理想与现实缝隙的流浪中至少有着对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反思与反抗,如对意识形态的辨认、本土与域外文化的冲撞媾和、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统一线路等。如今诗人的神经之绷紧程度更多地依赖了物质化程度,这或将是中国诗人随物质基础变化而将持续面临的影子般的问题。 3、经济基础及“话语权”的失衡→ 经济力量的变化使部分诗人的异化提供了可能,如此,某种古已有之的精神专制又换了样式重在诗歌内部萌芽?先富起来的诗人阶层可以借助经济及传媒力量、以传播、出版、社会影响力及与诗歌外传媒关系等方式多头并进的对位“时代前沿”或“精神高地”强势占领,这种占领过程自然难免有经济(对媒介、传播与舆论控制)力量的不当运用并暗暗分泌着相当的阶层意味。如此,类似“底层写作”(打工诗歌)与“日常性写作”(市民性通俗诗歌)之间的“对立”似乎已不仅是艺术观念与审美趣味的差别。 经济自然是可以为生活增添“自信”与自在感的,近年来,一些二三十年前的诗人凭借经济与社会力量卷土重来,并直接牵控了作为革命两面投机派的70后、作为革命幼稚和无辜派的80后及媒体,作用喜忧参半。诗人从展示“思想”改为玩弄“物质基础”,由于消费与享受是必然之势,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表达也往往能让人以为然,于是休闲性、游戏性、享受性在诗歌中如雨后春笋,同时“个人性”问题似更遥遥无期。 诗歌从昔日的贵族化普及到大众化,又因为诗人对经济拥有和认识,通过“通俗化(市民化)”方式的反其道而行之,逐渐又上升为新的“贵族化”。即便可以理解——它满足了诗人在二十多年的“边缘”后开始重新介入中国社会的需求,它也是当下诗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世界”与“自我”的再认识、它与熟知传播运作或了解其窍门的一部分诗人的主动出击达到了互援互应——但,这种介入与以往的本质差别确实在相当程度上需要清醒对待,因为在这过程中,诗歌与文学作为一种观念表达在实践中正趋于物质享受及其粗糙的感觉呈现,这是与文学初衷背道而驰的。何况,如今资产阶层诗人可凭着自己的价值、审美需要,以可能的经济力量来影响作用于当代文学状态,这种自以为的独立(有了经济基础)实际上与诗歌的进步、进化、激情、创造力,与诗人个人品质实际上并不对等。 上述失衡、失态与失序状态还将持续,从一个大的范围看,我们也有理由以为这是种正常过渡。它将持续到相对成熟或有效的大范围的新文化思想基础重新夯立为止。这显然不是单个人和短期的事,但对每个诗人而言,认真、理性、不断实践、丰富自我却是必须的。“我们需要历史,但绝不是像知识花园里腐化的懒散者那样子需要。”(尼采)那么——让我们寄希望于明年。 2007年11月于贵阳煤粑场 注 ①所引“事件”主要选自诗生活、中国学术批评、诗歌杂志、中国艺术批评等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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