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汤松波其人其诗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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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了解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中国诗坛状况的读者对汤松波不会陌生。当年，国内曾经涌现一大批校园诗人、作家，这拨人以笔为旗，在各所学校之间相互呼应，在各种刊物上横冲直撞。然而，随着这拨诗人年岁渐长，校园诗歌这条曾经汹涌澎湃的大河流淌到今天，已失去了以往的激越，于是，常有过来人怀念当年意气风发的“戎马生涯”。一个我所尊敬的校园文学组织者近两年来走南访北，四处“串联”，希望撰写一部校园文学史，然而人们从他列举的大量名单中看到，曾经叱咤风云的小将们，有的已“老态龙钟”，与文学无关；有的虽然仍坚持写作，却已雄风不再，锐气全无，沦为“当代方仲永”。只有极少数几个，如洪烛、邱华栋、周瑟瑟、马萧萧等人，不仅笔耕不辍，而且比以前更沉稳，更厚重。汤松波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在这几者之间，他开拓了自己的道路。90年代初期以后，他因忙于政务而淡出文坛，而且这一走就是十年。好在他的心一直没有和诗歌分开，他仍在思索着，坚持着。如同他在诗集《眷恋》（作家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后记中所说：“很庆幸，在呼唤文化回归的今天，我依然能够在纷繁的生活中，固守自己耕耘的家园。诗歌是让我洒脱、愉悦和痛苦的理由，也是我寻求生存、寄托心灵的理由。因为诗让我从极度浮华的现象，看到了人类精彩纷呈、富于创造和充满幻想的本质。” 长时间的思索形成了近几年汤松波“复出”强大推动力和爆发力。近几年，他创作了一大批诗歌作品，这些作品频频出现在国内著名刊物和选本的版面上，2008年第一期的《青年文学》更是一次性推出了他的24首诗，在我的印象中，《青年文学》还没有如此隆重地推出过一个诗人的新作。《十月》杂志2008年第三期也大篇幅推出了他的大型组诗《锦绣中国》，这样大规摸推出一个诗人的作品，在《十月》也属首次。虽说发表数目不是证明一个诗人出色与否的必要条件，但著名刊物的高度认可多少可以做一些旁证吧。更难得的是，他在歌词创作领域也异军突起，入选过《中国年度最佳歌词》、《中国年度最佳歌曲》及高等艺术院校音乐教材，出版过专辑，并获得了团中央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奖”。 余生也晚，洪烛、汤松波等人驰骋文坛时，我还在读初中。眼看着一拨又一拨的文学少年变成了文学青年，然后悠哉悠哉地免试进入高校，心中那份艳羡真是难以言表。待我也成为文学少年时，便也学着办文学社，和各地少年作家联系，编印报型或刊型的内部刊物。而当我成长为文学青年时，汤松波们已大学毕业了，校园文学风潮已接近尾声，依靠写作而直接进入大学的路子从康庄大道变成羊肠小径，而且越来越难走。至于依靠稿费过日子，对于我等碌碌之辈而言更像一个传说。文学社办了几年，没什么起色，几个负责人也就当起了甩手掌柜，把“重任”留给下一拨跃跃欲试的师弟师妹了。 大约是1997年，因为一本与文学无甚关系的书，我和汤松波有了丝缕联系。当时他在某中央大报广西记者站工作，我在桂林晚报编副刊。他要编辑一本报告文学图书，委托一个朋友在桂林找写手负责桂林片区的采写工作，这个朋友转而委托了我。对于报告文学我素无好感，特别是表扬式的报告文学，但汤松波开出的稿酬让我来不及思索就把这任务承接了下来。书出版后，那2000多元稿酬解决了我和其他几个贫困潦倒的文友不少实际困难，有一次甚至几个人一边喝酒一边矫情地感叹汤松波够意思。两人熟悉后，我才知道他这种行为风格由来已久，早在读中学和大学时，他就时常用稿费为朋友们加菜。有意思的是，十年后的2007年，我和洪烛、邱华栋、周瑟瑟、马萧萧、吴茂盛等当年校园文坛的风云人物第一次见面，都是汤松波引荐的。 但十年前我并不知道此汤松波就是彼汤松波。1998年1月，那本名为《寸草春晖》的报告文学集出版，汤松波借出差经过桂林之机约我见了一面，闲聊了几句之后，我就提着一捆样书匆匆离去。不久后，我得到消息，说汤松波到我的老家挂职担任县领导，我也没有太在意，我的天性不喜欢接近领导，我只喜欢文人。因此，汤松波到我老家工作很多年后，我才有机会和他以及一大拨他的朋友和下属喝酒。说来惭愧，那一次由于主人的热情，双方频频举杯，刚开席不久，不胜酒力的我就醉了八成，既不知今夕何夕，也忘了置身何地，胡言乱语起来，显得很没礼貌。后来我想，要是一开始就知道眼前的这个姓汤的领导就是当前的诗歌兄长，打死我也不会那么放肆的。好在不打不相识，经历了那次尴尬之后，两人竟渐渐走近了。一次又一次的“酒精考验”，我已经发现，汤松波温文尔雅的面容背后，有一种浓重的江湖情怀，他真诚、直爽而大度，这些品质正好是我所向往的。看来，“惺惺相惜”从来就不是一个虚幻的词汇。 每一次和汤松波见面，我们都是要抽一些时间谈诗。诗人，诗事，以及自己的创作。不管他的公务有多繁忙，他总能挤出时间留给心爱的诗歌。这些年，他写下了大量作品，而且这些作品多以大型组诗的面目出现，内容多与风俗、风景相关，具有浓重的民族性。比如关于节气的《二十四节气》，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回声与印迹》，还有一大组关于五十六个民族的，等等。我惊讶于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有心情和时间来打理诗歌。他颇有些自豪地说，有一些作品是在人们认为根本就不能写作的情况下完成的，比如旅途中和会场上。特殊的环境自然需要特殊的工具，汤松波的写作工具是手机。2007年10月，我就在桂林榕湖饭店从他的手机里调出了《二十四节气》中的好几首来阅读。我曾经将汤松波用手机写诗的“逸事”告诉过不少朋友，朋友们都啧啧称奇，一个朋友甚至想采访汤松波，写一篇题为《用手机写作的人》的通讯文章，后来因为这个朋友离开了桂林而中途放弃。在汤松波的感染下，有时候我也会在一个冗长无聊的会议中拿出手机来摆弄，描几句与会议氛围不大谐调的笔画。虽然我从来没有在手机上完成过一首诗，但那些零散的词句给了灵魂另一个出口，在会后我就能够顺着这条道路寻找到缪斯的居所。操作的次数多了，我越来越感觉到手机写作的道理所在——因为时间、场所及字符容量的限制，在手机上完成的诗歌如同手机短信一样，一般具有短小、简洁、哲思等共同的特征。而这，也正是汤松波的诗歌风格。 我想花一点时间在下面这首《冬至》上，不仅因为这首诗就是我从汤松波的手机上读到的第一首诗，还因为它较为完美地体现了简洁而朴素的“汤氏风格”—— 诗歌的语言朴素简洁，应该不会给读者多少理解上的障碍。第一节是总括，指出了“冬至”客观性。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冬至每年都会出现一次。而诗人更希望提醒人们注意生活中的“冬至”——磨难、锻炼与打击。这样的“冬至”与季节意义上的冬至一样不能回避，如果回避，“简单的人生，也会缺少一种历练”。就这样，诗歌将读者的心理从对外在的季节描述不着痕迹地带入了内在的精神领域。 也许会有人认为《冬至》不算一首好诗，理由是“写法比较传统”。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话题。当前诗歌界有两种极端，有的人以为诗人很容易写，吃喝拉撒都是诗，将一段话分行排列就是诗；另一些人则喜欢把诗歌想象得十分复杂，以为只有读不懂的才是好诗，容易进入的就是大白话。这些都是误会。诗歌的优劣不在于表达方式的新旧，也不在于风格的变化，而在于是否言之有物，在于作者是否在字里行间融入了自己的真情，在于技巧、形式与内容是否达成协调。我相信，如果《春江花月夜》、《琵琶行》、《孔雀东南飞》不是出自于古代而是出自于21世纪的诗人笔下，同样是毫无争议的伟大作品。两年前，一个“先锋诗人”对我说：你的诗歌的写法很旧了，跟不上形势了。我淡淡一笑，不屑于回答。有意思的是，前段时间我又和这个诗人一起开会，正巧听到一个更年轻的诗人对他说了一句十分相似的话：你的诗歌太老土了！我有些幸灾乐祸般地扫了他一眼，发现他的脸红得像一块猪肝。 的确，正如蒙田在其随笔《无用的技巧》中所言，人很容易无知，不懂某一种事物是无知，懂得了一点之后，可能又会因为骄傲而产生另一种无知。时下“活跃”的某些诗人，写着写着就变成文字游戏，忘记了自己写作的初衷，在他们的诗歌里，只有文章的碎片而看不到思想的鳞光。400年前，英国哲学家培根这样定义建筑的意义：“造房子是为了居住，而不是为了供人观赏，所以建筑的首要原则是实用，然后才是美观。当然，二者能兼顾更好。”（《论建筑》）想一想，将这段话套用在诗歌写作上是多么地适合！而以这段话为参照物反观汤松波的创作，其可贵之处也就不难看出了。事实上，尽管后现代的作品更倾向于形式的探索，但从来就没有谁能否认思想的重要，一些伟大的作品即使看起来并不表达什么具体的内容，但我们仍然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的苦心孤诣。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当年很多校园诗人片面追求语言的优美，意象的新奇和技巧的变化，并以此为傲，然而他们很快就陷入了语言的炫耀和辞藻的卖弄中无法自拔。经历了长时间的思考与生活的磨练，其中部分优秀者才顺利地走出困境，醒悟到如果没有“思想”做底衬，一切形式不过是水月镜花而已。与此相反，在时下很多诗歌爱好者眼里，简洁等同于简单，朴素等同于大白话，于是那些毫无诗意的口水诗甚嚣尘上，这同样是对诗歌的误会。没有经年的练习，不可能知道“简洁”和“朴素”的标准。即使是我等有了20年诗龄的诗人，也常有一下笔就洋洋洒洒刹不住脚的时候。只有写到一定的高度之后，才能领悟到“返朴归真”的真正含义。令我钦佩的是，汤松波诗集《眷恋》中的大多数作品写得十分节制，极少文思泛滥的举动。面对这些朴素而有味的诗行，你马上就可以发现那种为出风头而用钢笔抄写整本《红楼梦》，或者用文字排成各种形状并将其命名为“诗歌”的滑稽。那么，如何看待那些玩弄文字的诗人作家？蒙田给了一个生动幽默的答案：对于那种将米粒扔进针眼里并以这种新奇为荣的人，我们不妨奖励他两勺米粒让他继续无聊下去。 那么，汤松波为什么能够摆脱当年校园作家普遍存在的炫耀词语和堆积锦句的流弊，变得简洁、厚实而沉稳起来呢？我想，这可能与他的生活经验的积累与思想的逐渐成熟相关。里尔克说，诗不是情感，而是经验。这是行家行话。一个优秀的诗人，他的写作必定扎根于自己人生，从纷纭的世事中提炼出思想的钻石。如果将诗歌比做花朵，那么，其中优秀的部分就是从生活的土壤里盛开的鲜花，那些空洞单调的作家，其作品必定如同室内的纸花，可能很美，却缺乏鲜活灵动的生命气象。汤松波的长处在于，在作为校园诗人的阶段，就经历较为严格的修辞练习，研究生时修习的是经济史，又相继担任过重要媒体记者、出版单位领导、党政领导等职务，具有丰厚的人生经验，这些因素，中和了诗人身上特有的那种酸腐和傲慢习气，对他在新世纪以后的回归和爆发提供了充分的营养。试想，一个拥有如此丰富的生活经验的诗人，他怎么还可能认同年少时的轻狂浮华？从汤松波的“回归”，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一种美好的力量，那就是在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进对高雅精神的吁求。以前我常常想，为什么那么多当年的校园文学活跃分子，后来都相继远离诗歌，甚至抱怨诗歌拖累了自己的事业，不敢让别人知道自己曾经是一个诗人？在目睹和体验了一次又一次“事件”之后，我才明白，在诗歌写作已经无甚利益可沾的今天，要坚持做一个纯粹的诗人，注定要舍弃某些东西。那些对眼前的得失斤斤计较的人，一旦看到自己的爱好竟然会成为事业发展的挡道石，如何不会远远避开？而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汤松波却回来了。他在同伴纷纷转身而去的时候，出人意料地从众多的背影中向诗神迎面走来，于是，他的笔下出现了这样一些句子—— 很少有人 像我这样 ——《寒露》 如果我们将“小镇”、“街口”换成“文学”或“诗坛”，将“飞鸟”、“花朵”换成“作家”或“诗人”，诗歌中蕴涵的深意就一目了然了。而正是众多类似的诗行，使文字后面的作者那种刚毅自信的形象显露出来。 现在的中国文坛，“80后”风光八面，“90后”也崭露头角，我和汤松波已从文学青年步入“文学中年”领域，尽管距离国际规定的青年界线——45岁——还有一小段距离。多年以来，我身在文坛的旋涡中，无时不感到更年轻的一代作家那种咄咄逼人的“杀气”，也常常将这种“杀气”当作动力来促进自己的写作。相比之下，汤松波似乎要平心静气胸有成竹得多，他在事业上的成就令人羡慕，而诗歌也在事业的缝隙里一首一首地流溢出来。也许他深知，现在已经不同于20年前了，诗歌无法解决生存的全部问题，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必须懂得如何调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因此，我们平常看到的汤松波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诗人，他拥有比诗人更实在更广阔的视野。在某些方面，他已经拥有了很多令人赞叹的成绩，我相信今后他还会用自己的才智为人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当然，这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了。 2008年4月1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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