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文东：对几种常见病的时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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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篇医学文章，而是一篇关于疾病的胡言乱语和梦呓，我只是希望能从时间的维度来看待疾病。也许人人都承认，任何事物首先都是个时间概念。以疾病为例：天花早已绝迹，漂亮女子不必再担心脸上会长满“小酒窝”，也不用担心竟有机会碰巧爱上一位麻面郎君在取舍两难时肝肠寸断；癫痫正在绝迹，已经快成为人类的大熊猫了。这说明疾病只是特定时间的产物，自有其出生、发展、高潮、衰落、死亡的过程。但是，仍有一些病则至死不愿、起码现在不愿就去“朽”。 唯物主义说得好，一切反动阶级都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比如贫血病。贫血病就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反动派，是“处于温饱水平线之下”的时代的象征。据一份权威报纸称：某县在对全县山区儿童进行常规体检时，发现贫血患者的比例竟高达百分之二十九。一般说来，贫血滋始于营养不良。民以食为天么，吃不饱肚子以至于贫血，总算得上“民”的“天”有毛病了吧？高明的学者说，贫血病应该看作是一个关于贫困的“符号”，听起来着实让人心寒。贫血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只当一个符号来看待，起码不够厚道。据说，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这个事实真像一部天方夜谭：也就是说，人类文明时间在几千年的累积叠加之后，还给我们保存了一份原汁原味的史前时期，让我们有机会像去动物园看猴子一样观看我们的远古时代。历史就是这样的了不起，总要给我们保留一些活化石，让我们有证据、有机会来论证进化的伟大。反过来则可以说，有些活化石恰好证明了进化的失败，起码也是局部的失败，证明了人在时间的长河中把自己从猴子弄成人时，却仍有未曾进化完全的器官，比如盲肠，比如贫血病——它就是美妙的、进化得十分完备的历史的右腹腔中的一节盲肠。 官至四川巡抚后落发为僧的大错和尚在一篇抒发性灵的小品文中写道：“溪潭以下,悉皆平畴，秧苗簇生。远风时交，丁壮在田，??并修，农事之美，驰目神往。”“而村氓困于征输，咸以为苦，惜哉！”果然是好一派田园风光，好一份闲情逸致，好一段精美文字，可惜离贫困太远，与贫血病无关。“樵子不知兴废感，荷薪高唱自悠悠。”瞧！那些有条件患贫血病的樵子们开始悠然自得了。一位吃厌了肥肉的土老财（一说大官僚）见两位仆人打架就恨恨地说：罚他们吃肥肉！不过，他们也不见得全无道理，难道没有看见电视上大打减肥药广告吗？听说肥胖症已成了时下的一大流行病。以苗条为美的当今时代算得上是贫血时代的一个进化。时间果然是在静止中流动，历史果然是在贫血病时代的静止中发展，反对运动、以静止为宗旨的唯心主义学说总算还有点合理“内核”：这有减肥药的销量为证。一家著名的减肥药生产厂家搞了一个市场调查，弄出了一个以地、县、市为单位的销量排名，前五十名中我们提到的那个“某县”赫然在册。也许有人说这是该公司玩的一个商人把戏；可我相信这个把戏到底玩出了几分真实。 肥胖患者从前是不当作病人的。肥胖曾经是骄傲富足的别名，其实今天又何尝两样。不同的只在于肥胖给人的视觉效应较之唐朝时有些令人稍微反点胃，因而要返“苗”归“条”罢了。然而，仅此而已。肥胖也是个时间概念，由此可见。我们可以说肥胖至少是温饱线以上、小康时代的疾病。如果一定要说时代在进步，那么，疾病就是有等级的，比如肥胖症就比贫血病要高出一个档次，在达尔文给我们创造的进化树上，肥胖可以俯视贫血。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从人的理性的贫血病时代我们终于发展到了人的理性的肥胖症阶段。也就是说，说历史是理性的逻辑展开，与说历史是疾病的线性发展是一回事。套用老托尔斯泰一句名言：肥胖总是一样的，而贫血却各个不同。从时间和文学写作的关系来看，我们的写作似乎更应该用现实主义的方法面对贫困、贫血，因为据说文学生产力应该与它面对的时代关系相适应，现实主义正是文学生产力诸要素中占主要地位的文学生产工具(方法)；何况贫血恰是“各个不同”中的一种，有更多的可表现性。然而，事实证明老托尔斯泰式的句式是霸道的，起码不合实情，应在被“解构”之列：如同现实主义已经被宣布为过时和不受欢迎的代表贫血病时代的创作方法一样，我们的作家已开始自然主义式地表现“我们的身体”， 因为据说身体以前被贫血害苦、被观念排挤，现在要为它正名了。反过来说，贫血病是“古已有之”的，不须、不必也不愿为它正名了。是啊，谁让它古已有之的呢？我们且看身体作家们的脱衣舞大赛吧！他们果然写的都是些饱暖思淫欲的肥胖症伙计，与贫血患者的无精打采似乎相距孙大圣一个小小的斤斗。这也充分证明了老托尔斯泰句式的失败：肥胖也是多种多样的，不然作家们的脱衣舞表演为什么不是千篇一律？但这个句式最终也并未失败：因为作家们总是在表演一件事——脱衣舞。 早上一只鸡， 可惜我们早已过了振木铎以采诗的时代，这首刚刚传遍大江南北的《村干部吟》，不知道是否源于那个“某县”？我们得承认，现实主义果然已经在我们的写作中绝迹，倒又在民歌中复苏了？也许，民歌当真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的衷心拥护者、执行者，只不过他们从来就不知道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这劳什子的文人玩艺儿。“到处都是空气,空气近乎不存在”（欧阳江河《玻璃工厂》）。现实主义正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却天天呼吸其中的空气。就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实主义更是一种精神气质，是人类永远也进化不掉的那根盲肠，它不时会让你满地打滚般的疼痛，你也会一狠心摘除它而后快，因为在我们看来它并无用处；但我们也许终有一天会明白，没有了那根盲肠，人没准真的不完全哩。等着瞧，科学早晚会拿出这方面的证据，科学就有这种本事。 另外，我们不妨再来一个简单的猜想，那“早上一只鸡，晚上一只羊”的人，差不多有患肥胖症的条件了吧？不知他们如何面对给他们提供鸡羊又患了贫血病的人？据说，过度贫血的人到最后会全身浮肿——这样的事还少么？——外形犹如肥胖症，但愿我们的作家、历史学家在进行时间分析时，不要以为肥胖症的伟大时代已全面来临。然而，谁能保证呢？毕竟我们有把红肿的烂疮说成艳若桃花的传统。 据大名鼎鼎的方鸿渐先生考证，梅毒是外来病，是郑和下西洋与明朝前后洋教士里通外合、上下其手的结果。这对一个什么什么都自称是“古已有之”的国家，的确算不得光彩之事。梅毒又含糊其辞地叫做“花柳病”，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译法，很得道、玄、禅意在言外的审美精髓。让人煞风景的是，这家伙又俗称“大疮”。大疮，它会使你从最隐蔽、最羞于见人却潜意识中又最想见人的那地方烂起，直到结果了你的小命或老命。大疮一说，话虽丑理却端，其务实精神深得儒家大义——假如儒家还真如某些鼓吹者所认为的那样以务实为本的话。总而言之，梅毒与船坚炮利强行打进的鸦片还大不相同，梅毒是适合中国土壤的，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引进，主动的引进。它一来就长在了中国文化的“根”上；鸦片不一样，鸦片除了是强行输入的以外，它是长在中国人拥有的与其他所有国度的人都同样拥有的那份人类劣根性上，这一部分毕竟算不得我中华独有的国粹，所以我们也不以它为骄傲。梅毒就不同了，它起码也和孔子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互为体用，真真上演了一部青楼梦好的活活话剧来。所以，梅毒也好，大疮也罢，都为中国文化所欢迎，我们至今仍能听见它的鼓掌喝彩声——梅毒终于让中国走向了世界，也给全盘西化的倡导者提供了可行的物证。 归纳起来，我们不妨这样看：从文化引进的角度来说，梅毒是外国的；从引进的时间来说，梅毒是古典的；从引进的基础来说，它是适合本土文化的；从与肥胖症的关系来说，它应该是更靠后的一种时间概念。一句话：从空间上看，它是中国的外国病；从时间上看，它是现代的古典病。如此说来，正是梅毒而不是贫血病、肥胖症使时间显出了其先后顺序的模糊不清那一面。我们明白了，原来时间也不是如许多哲学家教导我们的那样，其自明性战无不胜，在小小的、人造的梅毒面前，上帝缔造的时间俨然是真实地败退了。看来我们必须要换一种眼光或者甚至要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梅毒了。 事实还真是这样。一位朋友告诉我说：繁荣“娼”（！）盛。这几个字组成的判断叫我既明白又迷惑：是繁荣了才“娼盛”呢，还是“娼盛”才能“繁荣”？这个看起来可以互为因果的判断虽然并不合逻辑推导，似乎还真的揭示了梅毒的时间性：梅毒是需要时间结构作为包装的，正如时髦歌星需要浓妆艳抹、奇衣怪服才能打动喝彩的看客一样，梅毒也需在时间结构中才能显露真相。 梅毒从明朝前后引入中国的几百年时间里，曾得意非凡，真算得上“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但正如兵法所云，得意忘形者，“必厥上将军”：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梅毒遭到了几乎灭绝的打击。谁知现在居然又死灰复燃。这样说来，嫁接在本土文化“根”上的东西要想彻底消灭还真不容易。从堪堪灭绝到死灰复燃以致勃兴如是，这个历程正说明了梅毒的时间性、现代性。 梅毒与时下的中国写作也有对应之处：所谓的现代主义正是中国的外国病、现代的古典病。现代主义是坚船利炮的外国佬先强加然后才在中国引发的。现代主义的到来使中国的本土文化翻了个个儿：原来儒也好，道也好，佛也好，都不能再作为咱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唯有现代主义本身所拥有的寻找过程才是我们的卧室。其后的发展印证了这个判断：现代主义者找来找去终于找上了青楼里的一张软床，等着他的是“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新的佳话。当然，藏在床脚的正是那个中国的外国病、现代的古典病。谓予不信，诸君试看，《废都》一曲，多少现代主义、准现代主义的作家被谱进了旋律。他们在五线谱上颠来倒去，将衣服一件件剥下扔向了我们，然后在“此处删掉××字”的方框号里开始向体验的极限进攻，向颠鸾和倒凤的顶峰攀援，直到那位重要的作家在旋律的结尾归于疲弱以及全书中数次奏响的最强音：“专治梅毒，一针见效”。不过,这样的广告依然还在四处飘扬，充分证明“一针”并没有“见效”；现代主义者们和他们的写作依然还在这个未曾“见效”的时间段中进行。由此看来，比起“早上一只鸡，晚上一只羊”的土生土长的肥胖症患者来说，梅毒虽然拖着一条前清遗老的辫子又穿着一件道地的西装，但到底要现代多了，也到底真正担待得起“现代”二字。 而爱滋病让中国人羞愧。正当有人还在为爱滋病伸张正义，说什么“你看人家，爱滋病都有了，我们才有梅毒”后不久，我们终于如愿以偿，“老爱”来了，正如“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与“老爱”一起来的，还有后现代主义。文字真是个鬼精灵，的确有神秘因素在里边作祟。比如“爱滋病”虽说只是ADIS的音译，却明明白白表达了“爱情滋养(兹)病”这么个意思，颇合文言文的伟大简约性、含蓄性。敢情是找不到“精神家园”的现代主义分子，一赌气躺在青楼不起来，大谈(做)其爱，于不知不觉间染上了这么个怪病，因而现代主义就变成后现代主义了？假如这个假想虽然大胆倒也道出几分实情的话，那么爱滋病作为一个时间性的后现代症状，也许比上三种疾病中的哪一种都更显豁。 正如中国懂后现代主义的人不多，得爱滋病的人也少。所以，懂后现代主义的是精神贵族，得爱滋病的则是爱情先锋。物以稀为贵嘛。爱情这玩艺儿还真是毛病，酒足饭饱之后，你不把它当回事，它就跟你过不去，就给你派来寂寞、惆怅、孤独、无后为大什么什么的；你吃饱了撑的把它太当一回事呢，它又给你发来一批堕胎、殉情、夏雨雪，最不济也要来“一个一寸相思一寸灰”，最重要、最严重的是让你有幸与“老爱”联姻。古代的爱情终于进步为后现代式的爱情，各种祖传的房中术一经后现代眼光的一番打量、审视后，据说颇有一些实用的家伙在里边；再加上科学的进步按照人体本身的节律、型号、特征制造出的一批器具，上下其手，互为体用，人造的高潮和初潮当真使后现代分子销魂不自持，不知爱之外还有秦汉、魏晋。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解构”了许多作为整体的观念、道德戒律等等听说是人的精神镣铐的玩艺儿后，梅毒也就被解构掉了；不过,又成了爱滋病。骂后现代主义的人难道没有从中看出，后现代主义也不是光破坏而不知建设的。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正是这一观念的体现。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目前最讲究的是身体和闺房，作品里的主人公互换情人然后再爱不是稀罕事，所谓“一个人的战争”，不过是把自己阴阳对举的身体变作了阴阳同体的身体然后阴与阳互斗……现代主义的终点，正是后现代主义的起点。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报告称，爱滋病大有迅猛发展的趋势。水涨呢自然船高，中国的爱滋病例呈上升势头，也在情理之中。种种迹象表明，土生土长的“老爱”已经开始出现，爱滋病在中国正在朝健康的方向发展。看来，“老爱”差不多已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的契合点。中国传统文化据说向以博大精深著称，无孔不入的爱滋病在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某一环节找到接口，也是可以想见的。不是已有学者洋洋得意地把庄子当作两千多年前的后现代主义鼻祖了么？人有多大胆，地自然就会有多大产。这并不奇怪。正如前清腐儒说外国的伦理道德、人文学术比不上中国或不合国情的判断是打胡乱说，爱滋病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也肯定不是不可能。懂后现代主义的人越来越多了；西方的东西虽不合中国的语境，但这只是暂时的，传统却不是不可以改变。后现代主义是否可以在中国创造出自己的语境，开个玩笑，这要看爱滋病的态度。 疾病是一个时间性概念，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时代。但有趣的是，假如此说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可以说，时间就是多重的。正如贫血病、肥胖症、梅毒、爱滋病可以同时共存于一个时间体系中一样，而且我们还并不需拉天文学家霍金的“虚时间”概念作虎皮。时间从来就不是一维的，也从来就不是流走后就不可能再回来的东西。圣经曾说,现在的事，从前就有了；将来的事，现在也有了。比如，我们在同一个时间里，既可以去拜访处于温饱线以下的史前时代，也可以去叩响肥胖症的小康岁月；既可以去参观梅毒所昭示的现代的古典时期，也可以去抚摸爱滋病的后现代那苍白的粉面。真是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形而下的、小小的疾病竟给了我们关于形而上的、神圣的时间的如此想法，真不知疾病是福分呢抑或灾难。 更为有趣的也许还在这里：在同一个时间平面的不同维度里，肥胖症患者可以用同情的眼光看待贫血病人；爱滋病患者则可以嘲笑梅毒病人的不通情爱技法和保守迂腐……穷人提供疾病，富人提供对疾病的同情，浑不知自己也正害着更高级的疾病而且被另一种病人忧伤地打量。我们其实都是患者。按照黑格尔的逻辑推导法，如果说贫血病、肥胖症、梅毒、爱滋病应该是同一个时间层面上顺次后延的不同时期，那么，我们又可以这么看：穷人提供了疾病，富人最后把它拿去发扬光大。 在同一个时间层面上，拥有了同时共存的多重时间，这是几种常见疾病的时间性结构告诉我们的。对于在时间中写作并注定要写作时间的写作者来说，他们也必须要选择属于自己的时间维度，以期一方面为自己的生活划定位置，另一方面为自己的写作定下方位。因而，这注定是个自说自话的时代，是米哈伊尔•巴赫金所谓的“杂语”的时代。这一天早已来临了，只是没想到还可以从几种常见疾病中窥测一二——而有的时候，你就是不想从中窥测还真的不行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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