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中的诗歌失语与精神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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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一种精神的燃烧，燃烧而起的火焰是对人生意义的烛照和肯定。在纷扰的现实之中，诗歌因为自身的澄明而使人生澄明，因为自身的旷达而使人生旷达，好的诗歌必然在直面人生、直面社会，因此向我们揭示出被庸常符码所遮蔽的意义。我们会在这样的诗歌阅读中颤抖，会在与这样的诗歌遭遇中击起心中的闪电，会对脆弱的人生、对结构中的社会、对异化中的价值涌出深刻的悲悯。诗歌的经验历史中不乏这样的例证，在我们每个人的阅读生涯中也都有这样惊心的激动，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人生被打上了诗歌的印记，把诗歌作为最高的精神归宿。毫无疑问，当初我们被打动的诗歌并没有向我们炫耀过多少技巧，也没有拼图式的语言修辞，我们被击中的原因是因为它代表了我们的心声。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和命题，也就是它帮助我们发现了观察人生和社会的另一个视角，并且是那样深刻、有趣和透明。因此，这样的诗歌我们并不懂得它如何伟大，只知道它的介入使我们的灵魂明亮起来，走进它，又发现了时代的光亮和意义。也因此，这样的诗歌被我们郑重地抄写在日记本上，印在我们纯朴的心中，然后，一遍遍地被阅读，一遍遍地被赋予着新的意义。 可是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能被我们感动的诗歌渐渐地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各种抽象的符号和主义的纷争。或许，更年轻的一代诗人急于与上一代诗人拉开距离，把诗的抒情和现实关怀进行彻底抛弃，表现出的抒情弱质和单一模式是向思想亲近的努力，从而离我们对诗歌要求的本来精神已遥遥远去，有的诗歌已进入了哲学的迷宫。诗歌是心灵的产物，借助于语言在心灵之间游走，而思想是它的天敌，思想的介入则滞缓了它飞翔的翅膀。我们所处于的今天的诗歌时代显然是一个缺少灵性的、充满了各种符号堆砌的时代，这是诗歌在本世纪被边沿化的根本原因，因为在诗歌的呈现中任何思想先行必然导致概念横生、诗性缺失。思想是哲学的工作，诗歌作为一种轻盈、透明之物它无法承载这样的形上思考，它是空中飞翔鸣唱的夜莺，而不是深掘大地的黄牛。由于灵性的缺乏和枯竭，一些诗人飞翔的翅膀折断，便在大地之上试图代替黄牛的工作，结果使我们看到的诗坛充满了无聊、滑稽和冰冷。因为实在不甘于在现实中被冷落，为了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便开始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小文人写作”与“直面现实写作”这样的无意义的“鸡与鸭的争论”。争论本身的空洞无物可以引起圈外的看客，随着哄客的增多，似乎从事这种写作者重新又被注目，他们流下的争论口水成为哄客的笑谈，然而一种迷失的自恋使诗歌滑入了危险的表演。根据这样的发生学逻辑，当代诗歌正在基本下课，在淡出今天的时代和社会，已经进入了由自己划定的小圈子，并在用各种自恋的奇淫巧技挖掘着自己最后的坟墓。 在启蒙意义上，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诗歌因为西方文艺理论的植入而产生过词汇的兴奋、技法的夸张、叙述的动力和创造的张力，尤其在“摆脱以纯诗为代表的种种青春性偏执”方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前倾姿态和洞穿词语的能力，几近完成着诗歌语言的综合性创造。但在这一系列的语言试验之中，在一些学院派诗歌理论家的教唆之下，诗歌回到了书房的试验室，并倡导“在图书馆”的“火焰”中“踱步”一生。我们很难想象在图书馆和书房中能再有让我们 感动的诗歌，于是，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诗人燃起的火焰，而是镜中技巧的迷离幻象，诗歌在完成了它的语言撑竿跳高之后，开始呈现出自身的发现疲劳，众多的现代诗歌像是标准化厂房制作的工业产品。这时候，诗评家在学院的围墙之内通过玩弄概念，跻身于作协构筑自己的圈圈，诗人们也全然不顾了窗外之事。只在自囿的小团体内孤芳自赏、划地为牢，或掌握一个低质诗歌媒体，互相换发稿件，进行自吹自擂，外面的世界已成为隔世之秋。诗歌，这颗辉煌了两千多年的文学明珠，温暖过中国历史和民族精神的诗歌明珠，在21世纪的今天，终于被边缘化了。人们对诗人不再崇敬，对诗歌不再动情，不知是因为文化的多元促成的社会进步，还是因为时代的进步之快，而让人们无法顾及了诗歌。诗歌在今天遭遇着从未有过的尴尬，诗歌到底是怎么了。 当今的诗歌在逃避着时代，自然也被时代抛到了边缘。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伟大的变革的时代，尽管时代的前进之中有着许多不和谐之音，但也都是进步与发展中的伴随之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生活的舞台是多么宽广，言论是多么自由，社会是多么宽容，诗歌曾在多年之前挣扎呼吁的结果就在今天。然而，这又是一个消费文化占据主体话语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又有着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者通吃形成的扭曲社会结构的风暴。在对抗这样的风暴之中有道德、暴力、行政、法律、经济、哲学，而唯独看不到诗歌的影子，这里有音乐的呐喊，有美术的坚挺，而唯独听不到诗歌的声音。诗人，一个曾被人仰慕的称谓，如今已让人躲闪不及，羞于被人进行这样的称呼，诗人没有带领我们去抵制下滑中的风暴，教我们如何尊敬你呢，谢冕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新诗是中国要求结束近代社会而走向现代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文学现象。当日促成这一划时代创造的灵感，主要来自改造社会的激情。我们无需追怀更远，回顾“朦胧诗”（或“今天”派）的发展历程，便可知道它成为经典的根本原因在于记录和反抗了一个时代。读到北岛、食指、多多，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诗歌没有失语，它在如晦的岁月保持了自己的机警和歌唱，尽管这歌声显得单薄，然而它有着生命本身一样的真实。在这样的文本阅读中，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诗歌，知道了诗歌的荣耀，知道了一个时代之中沉潜着民族的正义、觉醒和良知，也看到了那种澎湃在热血中的理想挣扎。谢冕指出的新诗诞生的年代则更是一个天地之为动容的变革年代，诗歌在那样的岁月里，没有像今天的诗歌躲在书房、猫在咖啡厅，而是在直面时代中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和光荣。我们今天的诗歌似乎已被时尚的滚滚大潮吓得龟缩 起来，借语言之壳把自己包藏起来，用几个自恋的词语为自己取暖、壮胆，致使当代诗人已成为生活不健全的同义语，诗人再也无法在阳光下穿过宽阔的马路。 在这里我并不是微言大义式地要求诗歌“直面时代”，也并非重复那种历史的崇高。正如老诗人郑敏所强调的，诗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共性与特殊性一样重要，是一切事物发展的经纬，诗歌更是如此。不管你多么重要地强调语言和风格的独特性，但你永远无法离开诗歌应有的共性，离开了诗歌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只能是离开了诗歌。也许，这已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为了躲避使命，为了膨胀自我，最后在语言的丛林中迷失了自己，以致于无法找到回归真正诗歌的路。当代文化结构中有着过多的娱性承诺，虽然一些艺术形式在进行着固守本真的道德坚守，但诗歌的缺席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尽管有诗人在寻找语言异质的理由，但无论如何，不管从诗歌的历时性，还是共时性角度，都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许这样对于诗歌的指责完全是多余的，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他的时代，包括诗人在内也无法离开的时代，他完全可以说他的书房写作中也叠印着时代的影子。或是由于时代的逼仄而产生出的真正诗句。或许，有的诗人认为这样的批评是一种范式倒退，是对于那个集体宣言年代的复辟，或是借诗歌的历时性而滑向试验的临界。的确，这是一个价值多元的年代，更是一个文化概念无法固定的时代，每一天，都有新的价值为文化做出新的注解，固有的价值形式越来越不能涵盖这时代的变化。许许多多的个体言说模式正在让人眩晕，任何一种经历都能找到被打倒的理由，任何一种言语方式也都有着自己的生存土壤，这也便是诗歌在这个时代失语的理由。诗歌或许根本不能接受对自身缺席的指责，它会强调自己以另一种言语方式在解释着时代。可以说，这是真正的悲哀，是诗歌在世俗风暴中的不幸，因为人们不再倚偎它而挺立在潇潇风中，不再用诗歌燃亮夜晚的理想。这将是诗人为他在时代风暴中的失语付出的代价，也将是一代人历史的代价，最终成为历史的伤痛和缺憾。因为，人们在风暴中无法找到你。 我并没有要求诗人们去歌颂时代的变革，相反，是期望能听见对抗这时代“进步”的声音。这时代中的许多“进步”需要诗性地介入、进行批判，这是诗歌曾经的光荣，不知是优秀的传统让时代的进步惊喜得忘乎所以，还是根本无法辨别这进步中的风暴。诗歌从躲进书房的那一刻起便开始了精神自慰。什么“知识分子写作”、“下半身写作”、“口语或零度”写作，更有甚者，有的以一级作家的名义写起了“口水诗”，“梨花诗”，致使众多的网民惊愕万分，于是，一个文盲能在一天之内写作几百首这样的所谓诗歌。诗人在自慰的巢穴里再一次毁灭着诗歌，使诗歌遭遇着空前劫难。打开当今的所谓诗歌刊物，除了总是几个熟悉的名字轮番上场之外，很少有陌生者能冲进其限定的圈子，那些所谓的诗歌也在一个模式地重复着，这是一种新的诗歌暴政，建立在狡黠的市民心理之上的诗歌圈圈借诗歌的名义，使诗之庸俗化的硕果越结越大。严格地说这种自恋式的圈圈写作游戏根本不能算作“小文人写作”，“小文人”往往有着文人情结，不懂得世俗意义上的经济学交易，更不懂得为了自己能够长期自恋而结成壁垒，“小文人”在历史的一些紧要关口往往有着不寻常的举动。说到底，这些“自恋式圈圈”里的诗人只能是骗取了诗歌的外衣，在时代的伤口处舞蹈，因不需背负历史与生存的责任，在一种格式化的呻吟中涂抹倾斜的天空。时代的进步，社会已经呈现出了巨大的包容，即便是这种自恋式的精神自慰也很少受到诗坛之外的指责。在诗歌的意义上，我更愿意这是一种多元文化共存的宽容，而不愿承认是一种被公众淡忘的现实，其实这真是一种残酷的事实。 诗歌，作为一种最具想象力，最能烛照人类心灵的火炬，如何能从象牙塔里走出来，如何能尽力地冲出自恋的圈圈，将是时代和风暴的期待。诗歌何时能告别各种伪诗学命题的相互缠绕，能告别毫无意义的“知识分子”与“民间立场”的空洞争论，将是一个诗歌自觉时代的开始。无声的事物将是蕴积力量的准备，也将是把自慰幻觉转化为抗衡时代进步的历史勇气，诗歌也必将在凛凛的风中拥有自己的话语，从而校正自己的使命。 那时，我们将在时代的风暴中再一次选择诗歌。 2006年10月5日于翟营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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