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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戒》:旗袍与万丈裹脚布(2)

  1971年,先后在第五共和国的前三任总统戴高乐、蓬皮杜和德斯坦时代担任过七任部长的佩雷菲特率领法国议会代表团访华,回国后他出版了《当中国觉醒时……》一书,现在看来,当下对《色戒》的评论,正好应了他在书中对中国的一些预言。

  1920年10月12日至1921年7月11日期间,英国哲学家和思想家伯兰特·罗素应邀在中国讲学。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列强欺侮的时代。罗素在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北京、上海等地讲学回到英国之后,在英国各大报纸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1922年,他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他在书中写道:"要判断一个社会的优劣,我们必须不仅仅考虑这个社会内部有多少善与恶,也要看它在促使别的社会产生善与恶方面起何作用,还要看这个社会享有的善较之于他处的恶而言有多少。如此说来,中国要胜于我们英国。"

  "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现在的西方人正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技术上的功效最可贵而道德毫无用处。""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当其他的民族只顾及到数十年的近忧之时,中国则已想到几个世纪之后的远虑。现在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度,滥用封锁、毒气、炸药、潜水艇和黑人军队,很可能在未来几百年里互相残杀,从世界舞台上消失,而只剩下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人能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白种民族都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中国人温文而雅,他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正义和自由。他们的文化比起我们的更能使人类快乐。" 

  "然而,欧洲人的人生观却推崇竞争、开发、永无平静、永不知足以及破坏。导向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带来毁灭,而我们的文明正在走向这一结局。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  

  罗素乐观地《中国问题》一书预言说:"我相信,中国人如能对我们的文明杨善弃恶,再结合自身的传统文化,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就。"

  李安以典型的美国好莱坞方式拍摄了电影《色,戒》,但是,里面的故事,人物、对白、语言、道具、场景无一不是中国元素。

  李安的贡献是用西方人的"先进"手段来发扬光大了中国文化。《卧虎藏龙》里,李安宏扬的是中国的武侠文化,《色,戒》里,却是清末民初的"旗袍文化"。这是中国大陆近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现在的所谓第五代导演们正在遗忘和丧失的东西。

  《色,戒》的大热,也正好合上了中国性解放的大潮。从某种角度而言,性解放在积极的意义上,实际上是人性的解放。美国是在1960年代,中国迟了半个世纪。因此,《色,戒》不热都得热。这或许是李安的商业眼光,或许不是。但是,结果是它热了。另外的一个附带的后果是,旗袍也热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满族人宫廷里古老的旗袍开始走出来在上海和西洋文化结合,旗袍的开岔由单侧渐渐变为双侧,由低处的小腿上升到膝再至大腿最后及臀部,人们的想象力也开始节节攀升……

  《色,戒》的正面意义在于,它在突破着中国传统观念里电影文化的性尺寸、同时引来中国传统性道德观念的困惑时,也在宏扬光大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一条千年缠绕着古老中国的万丈长的裹脚布,正在缓缓松开……
  
  (原载加拿大《北美周末》周刊文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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