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斯洛文尼亚国际文学节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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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斯洛文尼亚 王家新 摄
文学节闭幕式后的晚会上，作者王家新与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总统图尔克先生合影
朗诵会前诗人们合影，左一为作者王家新
布鲁尔雅那市区里文学节的招贴 王家新 摄 “亲爱的读者，千万别在/从威尼斯到维也纳的火车上打盹/斯洛文尼亚小得/让你极有可能/错过”——斯洛文尼亚著名诗人萨拉蒙在他的一首诗中曾这样幽默地写到。好在我不会错过：从威尼斯机场一出来，文学节安排的一辆白色小车就在那里等着，而在去布鲁尔雅那的路上，我也听从了萨拉蒙诗兄的教导：把脑袋尽量“贴在车窗上看”！那么，我看到些什么？我是否“看进去了”？ 我是来参加斯洛文尼亚第27届维伦尼察（vilenica）国际文学节的。我已去过欧洲很多国家，但斯洛文尼亚的美还是让我惊异。这个美丽的、绿宝石一样的中欧小国，西邻意大利，北接奥地利，南部为克罗地亚，东部通向匈牙利。从车窗里望向北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在这夏末，似乎仍可感到积雪闪耀，而已落在我们身后的亚得里亚海，它那钻石般的光，也仍打在我们的车框上。森林、森林。村舍与小教堂。森林、森林。光和空气！ 怪不得在布鲁尔雅那的旅馆里遇上的许多从其他国家来的作家和诗人，脸上也都洋溢着一种兴奋和喜悦之情了。“在我们都柏林，天总是灰蒙蒙的……”（啊啊，他还没有去过北京呢！）来自爱尔兰的青年诗人柯姆对我说。都柏林我没去过，无从比较，但这个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斯洛文尼亚首府，比我去过的贝尔格莱德美丽多了，且不说它那无与伦比的空气和光，也且不说它那著名的山上古堡、它那沿着山下的萨瓦河铺展开来的秀美、典雅的老城区，就说它的书店吧，那里居然有两大排英文诗集专柜（我一下子就在那里买了四本！），单凭这一点，连慕尼黑、布鲁塞尔这样的非英语大城市也没法比啊。 当然，让人难忘的，还有文学节本身。我参加过许多国家的国际文学节和诗歌节，在我看来，这个文学节是最为“丰富多彩”、也最为“隆重”的一次。说它“丰富多彩”，指的是它的节目安排和活动场所。它以距布鲁尔雅那六、七十公里的著名养马场和休闲胜地里皮察（lipica）为主场，一、二十场朗诵会、专题座谈会、颁奖活动、新书发布会遍及周边的村镇及布鲁尔雅那市区，甚至延伸到邻近的意大利东北部海滨城市的里雅斯特。文学节的两辆大巴，每天拉着作家、诗人们奔赴于不同的活动地点，从结满累累葡萄的古老石头村，到布鲁尔雅那庄重的演讲大厅，从山上接待过英国女王、美国总统的古堡，到地下神奇壮观的大溶洞——文学节的名字“维伦尼察”，即是以斯洛文尼亚最古老、著名的溶洞命名。当今年的“维伦尼察文学奖”宣布授予前塞尔维亚杰出的犹太作家、现居加拿大的阿尔巴哈尼时，全场的几百听众（这包括了他们的总统），在巨大的钟乳岩下纷纷起立鼓掌——那情景，真让我禁不住周身颤栗（我相信，这并不是因为地下太冷！）。 说它“隆重”，不仅在于它邀请了众多来自中欧和其他国家的作家、诗人、翻译家、出版人（许多著名作家、诗人，如奥地利作家汉德克、捷克作家昆德拉、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波兰诗人赫伯特、扎加耶夫斯基等等，都曾参加过该文学节并获过“维伦尼察文学奖”），还在于“举国上下”的重视：文化部长在开幕式上致辞，文学节期间布鲁尔雅那市长设宴招待，总统图尔克先生则亲自出席了闭幕式并致辞。在布鲁尔雅那市区，到处可见文学节的橙红色广告，它已成为一个国家性的文化盛事。这样一个国家，如此重视文学和诗歌，真有点让人惊异。但这就是它的文明传统，它的尊严和精神性所在！在布鲁尔雅那市中心最热闹的广场上，没有别的塑像，只有一座手执诗篇、在天使庇护下的斯洛文尼亚民族诗人弗朗斯·普雷瑟恩（1800—1849）的青铜塑像，它在告诉人们：这就是斯洛文尼亚！ 也正因为如此，我庆幸我自己有机会成为第一位应邀参加维伦尼察国际文学节的中国大陆诗人。而这里的诗人和读者，除了中国古典诗歌，也把目光投向了文革之后的中国当代诗歌。在2010年，斯洛文尼亚出版了一个中国当代诗选，选有北岛、食指、芒克、多多、顾城、舒婷、杨炼等十四位诗人和我本人的作品。今年，我的《蝎子》、《瓦雷金诺叙事曲》、《田园诗》、《变暗的镜子》、《桔子》、《与儿子一起喝酒》等诗又被著名诗人、斯洛文尼亚作家协会主席维劳·托菲尔（Vono Taufer）从英译中转译为斯洛文尼亚文，并发表在当地刊物上。已是满头白发的托菲尔先生，一见面就让我感到说不出的亲切。这是一位德高望众的人物，他不仅平易近人，也非常睿智，他的几次演讲和致辞，讲完之后台下都是持久的掌声。在里皮察期间，有一次他特意叫我坐他的车走（而不是随大家一起坐大巴），路上他给我讲到了他的生活，讲到前南斯拉夫“五个民族、四种语言、三种信仰、两种书写，一个政党”的历史，讲到他们为争取“自由思想”而从事的斗争，而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会选择我的《瓦雷金诺叙事曲》等诗来译了!临别头一天，他还送我了他在美国出版的英译诗集，上书“送给我亲爱的诗歌兄弟”，在那一瞬间，我的眼睛都有些湿润了！ 当然，我还很高兴这次与另一位“亲爱的诗歌兄长”托马斯·萨拉蒙（Tomaz Salamun）的重逢。萨拉蒙为斯洛文尼亚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在美国也有影响，他经常应邀在美国大学教授创造性写作。我们是三、四年前在中国黄山的一个国际诗歌活动时认识的，很多中国诗人都很喜欢他的诗，去年北岛也邀请他参加过香港的诗歌之夜。他本来是维伦尼察国际文学节的评委，每年都要参加文学节活动的，这次因为要不断去看牙医，才留在家中。知道我到了布鲁尔雅那后，他刚看完牙医，就约我在古堡下面吃晚饭。他带来了那本装祯精美的十五人的中国当代诗选送我，我打开一看，选有我的《帕斯捷尔纳克》、《带着儿子来到大洋边上》、《八月十七日，雨》、《日记》、《尤金，雪》等诗。在这之前我一点不知道这个诗选的编译情况，萨拉蒙问我选得怎么样，我说译者很有眼光啊，并问他译得怎么样，他则一边翻书一边竖起大姆指：《带着儿子来到大洋边上》，好！《帕斯捷尔纳克》，好！……这位“诗兄”就是这样让人感到可亲！后来我们谈到黄礼孩主办的《诗歌与人》准备给他颁奖、女诗人赵四翻译的他的诗集将在北京出版这些事情，这位诗歌老兄腼腆而开心地笑了“啊啊，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这次来，还出乎意外地遇到了我早就关注的爱尔兰诗人保罗·穆顿（Paul Muldoon），这也让我兴奋。穆顿曾是希尼的学生，很早就引起人们注意。我早在我编选的《欧美现代诗歌流派诗选》中就选过他三首诗。1987年后穆顿移居美国，后来曾任牛津大学诗歌教授，得过多种重要的诗歌奖，现在他是普林斯顿大学诗歌教授兼《纽约客》的诗歌编辑（他给我的名片即《纽约客》诗歌编辑）。的确，这是一位继希尼之后最重要的爱尔兰诗人，去年他应邀参加香港的诗歌之夜时，据说爱尔兰驻华大使特意从北京到香港去看他。不过纵然如此，穆顿仍保持着他那顽童般的机智、幽默、散漫和可爱，人也活得比实际年龄年轻（他生于1951年）。开幕式结束后的晚会上，我们一见面似乎就不陌生，他拉我在一个桌子边坐下，问我怎么还没有在美国出版诗集，我笑了，说再等一等吧。然后我谈到我和很多中国诗人对叶芝以来爱尔兰诗歌的特殊关注，还谈到他的诗在中国的翻译情况，他则问我香港给他出的那本小诗选翻译得怎么样，我说译得不错，他放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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