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斯洛文尼亚国际文学节记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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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餐时间,穆顿走到了我和汉娜·阿米亥的餐桌边坐了下来,似乎还有些睡眼惺忪的样子。他对我和汉娜说他早上起来收到电邮,因为机场闹罢工,他在明天提前飞回都柏林再飞回纽约的航班取消了。汉娜不知道说什么为好,我说“你可以骑一匹这里的马回去啊”。他和汉娜一听都笑了。我接着说“对,你的诗中也常写到马,比如《布朗尼……》”,他一听,笑着把《布朗尼为什么离开》这首诗的题目补齐了。这首诗写的是一个爱尔兰的农民布朗尼,他“为什么离开,他去了哪儿,/到现在还是个谜”,因为如果有什么人应该满足,那就是他,因为他拥有两英亩大麦,一英亩土豆,四头牛,一座石板屋,等等;他最后被人瞅见是出去犁地,在一个三月的大清早,而诗的最后是如此让人难忘:
到中午布朗尼就出名了; 当然,让我更没有想到、并使我深受感动的,是与以色列著名诗人耶胡达·阿米亥的遗孀汉娜·阿米亥(Hana Amichai)的认识。很巧的是(我想这就是中国人说的“缘分”吧),这次来时,我就随身带着一本李魁贤译的《博纳富瓦/阿米亥》袖珍版诗合集,那还是几年前我在台北买的,这次我在飞机上一一读了。我甚至生怕它读完。我再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真正伟大的诗人。我理解了为什么以色列前总理拉宾会这样推荐阿米亥:“我认为他是这片土地的桂冠诗人,他的作品深深领会这片古老的、产生了伟大信仰和文化的土地的价值,以及它的痛苦和迷误”。我自己曾在2000年秋天阿米亥逝世后写有一首纪念性的短诗,但是看看人家阿米亥写的:“雨下在我朋友的脸上。/我活着的朋友,/用毯子覆盖着头部——/而我死去的朋友,/却没有”(《雨下在战场上——怀念Dicky》),它寥寥数笔,近乎“白描”,却使我读到这里几乎不能再读下去了…… 这就是我在飞机上受到的触动,没想到一来到这里,我就听到了“汉娜·阿米亥”的名字!这真是让我难以置信啊。因此,在从布鲁尔雅那到里皮察的大巴上,当有人把我介绍给汉娜时,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并在过道里向她鞠了一躬,然后才去握手。是的,我要向这位曾陪伴着一位伟大诗人的伟大女性表示我的尊敬,我也要借此表达众多中国诗人和读者对一位诗人的热爱和怀念! 就这样,我和汉娜·阿米亥认识了。这是一位高贵、富有洞察力而又平易近人的女性。第二次见面,她就送我了一本阿米亥的英译诗选,并在上面题写了赠辞。那几天,我们常在一起交谈。在这之前,她只知道傅浩翻译阿米亥的诗,因此我把李魁贤译的这本诗集在宾馆里复印后送给了她。我还告诉她阿米亥的重要诗集《开·闭·开》也被译成了中文,在上海还有一家以“开闭开”命名的小诗歌书店呢。听我这样介绍,汉娜真有点惊讶了。 而在后来当我告诉她我翻译保罗·策兰时,她不仅感到惊讶,也一下子振奋了:“你知道吗?策兰去过我们家!”我当然知道。策兰曾在1969年9—10月间访问过耶路撒冷,这是他生命后期最重要的一次行旅,带有精神回归的性质。就在这次访问期间,策兰会见了阿米亥,阿米亥把策兰的诗译成希伯莱语,并读给策兰听,在他送给策兰的诗集上还写下“满怀热爱”的字样,没想到半年后策兰却跳进塞纳河了,这使阿米亥和汉娜都深受震动。汉娜问我“家新,你知道吗?阿米亥为策兰写过两首诗”,我告诉她我读到过其中一首,即《耶路撒冷和我自己之歌》中关于策兰之死的那一节。我还问起策兰在耶路撒冷重逢的早年泽诺维奇时代的女友施穆黎的情况,问她是否还在,汉娜很遗憾地告诉我她在几个月前刚刚去世。记得在最初,当汉娜得知我已译了300来首策兰的诗时,她曾深感惊异“怎么可能?策兰的诗是那样难译”!但当她看到我对策兰是这样熟悉,更重要的,是看到我如此“投入”,她不再讶异了——或者说,一切都变得更默契了。 不仅是汉娜,在知道我翻译策兰后,与她同行的几位以色列作家和诗人也一下子和我拉近了距离,有一种“亲人般”的感觉了。女诗人哈娃·品哈斯-柯恒(Hava Pinhas-Cohen),我们到布鲁尔雅那的第二天早上就认识了,那时我坐在旅馆外面喝茶,她走来对我说“你就是从中国来的那位诗人?我很喜欢你的诗”(她应该是从文学节的英、斯双语作品集中读到的),后来知道我翻译策兰后,一定要做一个采访,请我谈策兰、阿米亥和中国诗歌,说是给以色列的一家报纸。我接受了这个访谈,第二天我还收到她一封电邮,说她内心里怎样“充满感激”! 这就是这些犹太作家和诗人!他们至今仍保持着人类最古老的精神基因,他们经受的苦难,也使他们更能触及到我们人性中那些更深厚的东西,这就是从他们中能够产生伟大诗人的重要原因!因此,文学节期间的以色列文学专题朗诵座谈会,我也不会错过。我坐在最远处的一个角落里,当汉娜朗诵阿米亥诗歌的声音传来时,我不仅再次受到感动(虽然我完全不懂希伯莱语),也真切地感到了那“声音的种子”是怎样在黑暗中飞翔、扎根! 难忘的斯洛文尼亚之行。这一次,我还和其他一些诗人有了更深入的交流,如奥地利诗人、翻译家路德维格·哈廷格尔(Ludwig Hartinger),我们是今年3月在萨尔茨堡附近的劳瑞舍国际文学节上认识的,没想到在这里又见了面!原来,他不仅是斯洛文尼亚诗歌的译者,还是维伦尼察文学节的国际评委,因此他每年都要开车来这里参加活动,如用他自己的话说,从事“词语的偷运”! 因此在里皮察一见面,我们就约好一起出去散步,他如数家珍般地向我介绍这里的著名白马,就在山坡上马车的得得声中,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庄子也曾谈过白马,接着就用英语讲了一通,听他这么一“阐释”,我找出纸来给他写下了庄子的原话:“白驹过隙”(“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他一看,有点傻了,“啊,就四个字?”“对,就四个字!” 让我感到亲切的,就是这位“老外”朋友对“中国”的迷恋,以及他结结巴巴地“嘣出”几个发音不准的汉字时的可爱。他说他有三百多种关于中国的藏书。他崇拜石涛大师,也学着画水墨画。他说他喜欢鲁迅的《阿Q正传》和《野草》。不过当我说鲁迅受到过尼采的影响时,他又没有想到了。他说他喜欢李白、李贺、杜甫、苏东坡,我说我很难想象杜甫能翻译成德语,尤其是他的晚期诗。说到翻译,哈廷格尔又一发而不可收了:他说在他们那里有一句关于翻译的老话:忠实而不美丽,美丽而不忠实。我说不尽然,我举出策兰翻译的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他又“服了”,说要回去找来看。说到策兰,他盛赞策兰对勒内·夏尔《战时笔记》的翻译(因为他也翻译法语诗歌):“译得太好了!你简直不知道是夏尔的好,还是策兰的好!” 后来他给我讲德语的特点:德语不像英语那样擅长韵律,词汇也没有英语那样丰富,但德语有个优长,就是“造句”,你看托马斯·曼,那简直是造句的大师。我则给他讲“七律”与“七绝”的区别。后来不知怎的(也许是里皮察过于安谧的缘故吧),我谈到了策兰的“无人”,他则像鱼儿吐泡似的,嘬着嘴,一连对着前方发出了好几个“空”“空”“空”…… 看来这位老兄悟性很高啊。那几天,我们散步在一起,坐车在一起。闭幕式结束后的野外晚餐会上,我们又喝在了一起。坐在那里,看着斯洛文尼亚总统也像我们一样排队领份餐时,我深受触动,便对他感叹“我知道我来到一个什么国家了”!他则要拉我去见总统先生,说要把我介绍给他,而我的动作有点迟缓,我对他说“你知道杜甫是怎样写李白的吗,‘天子呼来不上船’!”黑暗中,他的眼睛一下子又睁大了,“是吗?”他兴奋地把这句诗向同桌另一头的人传递,然后回过头来高高地翘起了大姆指:牛啊!怪不得中国人如此崇拜李白了。 不过,我却不能再喝了,明天我还得早起。我还有另一个我早就想去的地方,那就是里尔克的杜依诺城堡,它就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我想,它也在等待着我! 那么,再见,我的这些说着不同语言的同行们!再见,美丽的斯洛文尼亚!明天,我将在回北京的路上在的里雅斯特停留几个小时(然后坐火车去威尼斯机场),我将去造访那个立于悬岩之上、迎向远风和大海的城堡,而这似乎是命中早已注定的事,我怎能“错过”?是的,一切都不会错过…… 2012/9/13,追记于北京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11月2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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