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约瑟夫·布罗茨基：小于一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刘文飞 译
2013-02-19 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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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回忆往昔的企图，和探究存在之意义的尝试一样，终将归于失败。这两种努力都让人觉得像一个去抓篮球的婴儿：他的手掌总是要滑脱的。

　　我对自己生活的记忆相当之少，我所记忆的也多属无关紧要。我此时追忆的这些思想，大部分是在它们出现时就因其重要而曾使我本人产生兴趣。如若不是这样，毫无疑问，它们就最好由别的什么人来加以表达。一个作家的传记就在于他对语言的搓捻。比如，我记得，在我十岁或十一岁上下时，马克思的名言”存在决定意识“让我感到真实，仅仅是因为使意识获得了一种疏远的艺术；再者，意识可以立足于意识本身，它可以决定、也可能忽视存在。在那个年纪上，这无疑是一个发现——但这不值得记录，无疑，它最好是由别的人来陈述。但是，由谁首先打破了精神的楔形文字（“存在决定意识”是其中一个极佳的的范例），是否真的那么重要？

　　所以，我写下所有这些，并不是为了留下一个平铺直叙的记录（这里没有什么记录，即便有，它也是无足轻重的记录，因而也是尚未被歪曲的），而是出于那个使作家写作的通常原因——给语言添加一些什么或是向语言索取点什么，这一次面对的是一门外语。我记之甚少的东西，，经过在英语中的又一番挑拣，变得更少了。
　　
　　首先，我最好还是相信我的出生证，其上记载，我于1940年5月24日出生在俄国的列宁格勒城，我讨厌这个城市的新名称，而很早以前，当地人则将彼得堡的城名简称为”彼得“。有过这样两个古句：
　　
　　人民的两肋
　　被老彼得磨平。
　　
　　就民族的体验而言，这个城市无疑是列宁格勒；这个城市的内涵中不断增多的简陋，也使它越来越像是列宁格勒。此外，对于俄国人的听觉来说，“列宁格勒”一词已经和“建筑”、“香肠”等一样是中性的了。但是，我还是宁愿称它为“彼得”，因为我所记忆的这个城市，是它不像“列宁格勒”的时候，即战争刚刚结束时。灰色和浅绿的建筑物立面上弹痕累累；无尽头的、空旷的街道上很少行人和车辆；一派肃杀的景象后面，你能发现一些更精致，如果你愿意可称之为贵族味的特征。一张瘦削、冷峻的脸，其空洞窗户的眼睛反射着它那条河流上抽象的波光。一个幸存者是不能用列宁来命名的。

　　在那些雄伟的、布满弹洞的建筑立面之后，在旧钢琴、破旧的地毯、嵌在笨重铜框中的落满灰尘中的绘画和那些在围困期间没有被铁炉吞食的家具（至少剩有椅子）中间，衰弱的生命正开始复苏。我记得，当我在上学路上经过这些建筑时，总要情不自禁地去想象，在那些墙纸陈旧、起泡的房间里正发生着什么事。我得说，从这些建筑立面和门廊——这些古典的、现代的、折衷的、带有雕着神话动物和人物头像的圆柱的立面和门廊，从立面和门廊入口处的壁龛中的石像躯体，我学到的关于世界历史的知识，比我后来从任何书本上得到的知识都要多。希腊，罗马，埃及——那儿什么都有，它们都在轰炸中遭到了炮弹的砍削。此外，从那条朦胧的、闪亮的、流向波罗的海的河，从那条偶尔有拖轮在其中的激流里逆水而行的河，我学到的关于无穷和斯多葛主义的知识，比我从数学家和季诺那儿学到的还要多。

　　……（注：此处略去作者关于列宁的一段话）
　　（——打断一下，译者没把这段译出来，估计是有敏感的话，后来我找到了英文的，一起贴上吧，谁外语比较牛的翻一下嘛——
　　All that had very little to do with Lenin, whom, I suppose, I began to despise even when I was in the first grade—not so much because of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or practice, about which at the age of seven I knew very little, but because of his omnipresent images which plagued almost every textbook, every class wall, postage stamps, money, and what not, depicting the man at various ages and stages of his life. There was baby Lenin, looking like a cherub in his blond curls. Then Lenin in his twenties and thirties, bald and uptight, with that meaningless expression on his face which could be mistaken for anything, preferably a sense of purpose, this face in some way haunts every Russian and suggests some sort of standard for human appearance because it is utterly lacking in character. (Perhaps because there is nothing specific in that face it suggests many possibilities.) Then there was an oldish Lenin, balder, with his wedge-like beard, in his three-piece dark suit, sometimes smiling, but most often addressing the “masses” from the top of an armored car or from the podium of some party congress, with a hand outstretched in the air.

　　There were also variants: Lenin in his worker’s cap, with a carnation pinned to his lapel; in a vest, sitting in his study, writing or reading; on a lakeside stump, scribbling his April Theses, or some other nonsense, al fresco. Ultimately, Lenin in a paramilitary jacket on a garden bench next to Stalin, who was the only one to surpass Lenin in the ubiquitousness of his printed images. But Stalin was then alive, while Lenin was dead and, if only because of that, “good” because he belonged to the past—i.e., was sponsored by both history and nature. Whereas Stalin was sponsored only by nature, or the other way around.

　　I think that coming to ignore those pictures was my first lesson in switching off, my first attempt at estrangement. There were more to follow; in fact, the rest of my life can be viewed as a nonstop avoidance of its most importunate aspects. I must say, I went quite far in that direction; perhaps too far. Anything that bore a suggestion of repetitiveness became compromised and subject to removal. That included phrases, trees, certain types of people, sometimes even physical pain; it affected many of my relationships. In a way, I am grateful to Lenin. Whatever there was in plenitude I immediately regarded as some sort of propaganda. This attitude, I think, made for awful acceleration through the thicket of events, with an accompanying superficiality.
　　
　　我一时还难以相信，性格形成的所有线索均可以在童年生活中被发见。将近三代的俄国人一直居住在公寓和狭窄的房间里，我们的父母在我们假装睡着的时候做爱。然后，是战争、饥饿、离家的或伤残的父亲们、手上磨出老茧的母亲们、学校里的官方谎言和家庭里的非官方谎言。艰难的冬天，难看的衣服，夏令营中将我们的湿床单公开展露，以及在他人面前提及此类事情。然后，一面红旗飘扬在夏令营的旗杆上。这又有什么？这军事化的童年、可怖的愚蠢和性欲的冲动（十岁时，我们已全都对我们的女教师动了邪念），所以这一切并没有对我们的伦理观或我们的美学观——或我们爱的能力和受难的能力——产生多大的影响。我回忆起这些事情，并非是由于我认为这些事情就是开启潜意识的钥匙，也肯定不是出于对我的童年的眷念。我回忆起这些，是因为在此之前从未这样做过，是因为我想让有些事情留存下来——至少是在纸上。而且还因为，回顾往事要比展望前程有更多收益。明天的魅力要小于昨天的魅力。由于某些原因，过去不会像未来那样闪烁出那种无边际的单调。由于其数量庞大，未来成为一种宣传。青草也是这样。
　　
　　一个人意识的真实历史，往往始自他撒的第一个谎。我恰好记得我的第一个谎。这事发生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当时我正在填写借书申请表。第五栏自然是“民族”。我当时七岁，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犹太人，但是我对管理员说我不知道。带着疑惑的喜悦，女管理员建议我回去问问父母。我再也没有回到哪个图书馆去，尽管我后来成了其它许多组织的成员，也填过许多同样的申请表。我并不以是一个犹太人为耻，也不怕去承认这一点。在班级的花名册上，我们的姓名、父母的姓名、家庭住址和民族都详细地记录在案，时不时，教师常会在课间休息时把花名册“忘在”讲台上。于是，我们便会像兀鹰一样扑向那花名册；我们班上的每个人都知道我是犹太人。但是，七岁大的男孩们是不会有什么强烈的反犹行为的。此外，我比同龄的男孩长得壮实，在那个岁数上拳头是最有用的。我仅仅是以俄语中的“犹太人”一词为耻，因为 这个词本身，而不是因为其内涵。

　　一个词的命运，取决于其所处语境的不同以及其被使用的频率。在书面俄语中， 一词十分罕见，就如同mediatinum或gennel等词（注：mediastinum，意为“纵隔腔”；gennel，不详）在美国英语中那样罕见。事实上，这个词的处境有些像一个脏字或某种性病的名称。当一个人七岁时，他的词汇量使他足以理解到这个词的罕见程度，而将自己与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更是极不愉快的；这与一个人的诗率感也是有些相抵触的。我记得，每当我听到kike一词的俄语同义词 （其发音听起来像“安德烈·纪德）（注：kike和 分别是英语和俄语中对犹太人的贬称）时，我反倒觉得轻松得多：这是一个公开的骂人字眼，因此没有特指，不负载有暗示。单音节的词在俄语中不可能负载很多。但若是加上后缀、词尾或前缀，那么羽毛也能飞上天。我写下这一切，并不是想说，我在小小的年纪上就因是犹太人而吃了苦头；这一切仅仅旨在说明，我撒的第一个谎是与我的出身有关系的。

　　这个开头还不坏。对于诸如此类的反犹主义，我并不在意，因为它主要是来自教师们的：看来，我们的生活中注定会有他们这个消极的部分；我们得像对待低分一样对待他们。如果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也会想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下地狱。的确，有些老师比另一些老师要好一些；但是，由于他们全都是我们当时生活的主人，我们也就懒得去对他们加以区分了。他们同样也不想去对他们的小奴隶们加以区分，因此，甚至连那些最激烈的反犹言论所针对的，也只是那种空气般的无特指的迟钝。不知为何，我从来不会非常在意针对我的任何语言攻击，尤其是来自与我的年龄差距如此之大的一群人的攻击。我猜想，是我父母经常对我的责骂使我受到了很好的锻炼。此外，有些教师本身就是犹太人，可我对他们的畏惧，并不亚于对那些纯血统的俄罗斯族教师的畏惧。

　　这只是一个例子，说的是一种自我修剪——伴随着语言本身，在那门语言中，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换动词和名词的位置，——这使我们产生了一个难以抑制的矛盾感觉，最后，十年之间，我们的意志已变得如此海藻的意志一样。军中的四年（男子在十九岁时要应征入伍）完成了彻底向国家投降的过程。服从不仅要成为第一天性，而且还应成为第二天性。
　　
　　如果一个人有头脑，他就一定会尝试着与这个体制斗智，采用各种各样的计谋，如兜圈子、同上级的私下交易、编造谎言、保持半亲戚式的关系。然而，这个人清楚地知道，他所编制的网是一张谎言之网，无论他获得了多大的成功，无论他具有怎样的幽默感，他都会鄙视他自己。这便是这个体制最后的凯歌：你无论是抗击它还是参与它，你都会同样感觉到有罪。这个民族的信仰就是——正如一句成语所言——恶也包含着善的种子，反之亦然。

　　我认为，矛盾情绪是我的国家的一个主要特征。没有一个俄国的行刑人不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沦为牺牲品，同样，连一个最可怜的牺牲品也会承认（至少是对他自己承认）他具有成为行刑人的精神能力。对于这两者，我们新近的历史都已有了很好的证明。这里有些智慧。人们甚至可以认为，这种矛盾情绪就是智慧，生活本身既不好也不坏，它只是随心所欲的。也许，我们的文学如此大张旗鼓地强调好的一面，正因为这一面受到了有力的挑战。如果说这种强调仅仅是一种矛盾心理，那倒是好事；可它却在折磨着本能。我认为，这种矛盾情绪正是奉献甚少的东方打算强加给世界其余地方的“福音”。世界似乎在准备接受它。

　　抛开世界的命运不论，一个男孩同迫近的命运斗争的唯一方式，就是脱离轨道。这件事做起来很难，既是因为你的父母，也是因为你自己，你会因前途未卜而畏惧。最重要的是，这将使你与多数人产生差异，而你从吃母奶时就懂得，多数人总是正确的。这样做需要豁得出去，而我正是这样。于是我便在十五岁时退了学，这与其说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不如说是一次勇敢的反抗。我只是难以忍受班上那些特定的面孔——有些是同学的，但更多是老师的。因此，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并无明显的原因，我在一节课的半中间站起身来，走出学校的大门，完成了我闹剧般的退场，我当时清楚地知道，我再也不会回来了。在那一时刻支配着我的情感，我记得，仅仅是由于自己老是长不大、老是受身边的一切所控制而生出的厌恶感。另外，还有那种由于逃跑、由于洒满阳光的一眼望不到头的大街所勾起的朦胧却幸福的感觉。

　　我认为，主要的问题就是外部环境的改变。在一个集权制的国家里，所有的房间全都一模一样；我原来学校的校长办公室，就是我五年之后经常步入的那间审讯室的精确翻版。同样的木头护墙板、木头桌子、木头椅子——一个木匠的天堂。同样有我们那些奠基人的画像，列宁、斯大林、政治局的委员们，如果是一所学校，就会有马克西姆·高尔基（苏联文学的奠基人），或者，如果是一间审讯室就会有费里克斯·捷尔任斯基（苏联秘密警察的奠基人）。

　　时常，捷尔任斯基——“铁凤凰”或“革命的骑士”，如宣传媒介所称的那样——也会被装点在校长办公室的墙壁上，因为这位人物已从克格勃的最高位滑落至教育系统。我的教室的灰泥墙壁上，有一道齐眉高的蓝色横线，它就像是一条无穷大公分母的分数线，绵延不绝地横贯了整个国家：无论是在大厅、医院和工厂，还是在监狱和公寓的走廊。我没有遇见这道横线的唯一去处，是农家的木屋。

　　这一装饰因其无所不在而使人疯狂，一生中，我曾无数次地发现自己在失神地凝视着这道两英寸宽的蓝线，有时将它当作海平线，有时将它视为虚无的化身。它过于抽象了，没有任何含义。从地面到你齐眉处的这段墙壁，为鼠灰色或淡绿色的油漆所覆盖，油漆墙面的顶部就是这道蓝线；蓝线的上方，是洁白的灰泥墙面。从未有人问过，为什么要有这道蓝线。也无人能够作答。它就在那里，一道分界线，灰与白、上与下之间的分隔物。这些面和线本身都不是色彩，但确实色彩的暗示，能介入其中的只有一片片的褐色：即一扇扇的门。关闭的门，半掩的门。透过半掩的门，你会看到另一个房间里同样有那道蓝线标示出的灰、白分配。还会有一幅列宁的画像和一幅世界地图。

　　离开那个卡夫卡的世界是件好事，尽管在那时，或是似乎在那时，我就已知道，我是在用半斤换八两。我知道，我将进入的任何一幢建筑都与其他的建筑一样，而建筑又是我们注定要在其中生活的处所。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不得不那样做。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佳：我们主要靠母亲的薪水生活，因为，我的父亲被从海军赶了出来，所依据的是一条天使般的规定，即犹太人不得握有军事实权。退伍之后，他一时很难找到工作。当然，我的父母没有我的奉献也能过得下去；他们也主张我读完中学。我知道这一点，但我仍对自己说我得去帮助家庭。这几乎是一个谎言，但这么一说就显得名正言顺些了，在那时，我已经学会喜欢撒谎，这种“几乎是”的谎言能削尖真理的外沿：谎言开始之处，便是真理的终结。这便是一个男孩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事实证明，这比代数更加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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