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约瑟夫·布罗茨基：小于一(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刘文飞 译
2013-02-19 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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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战舰和飞机仍是美丽的，它们的数量也在与年俱增。1945年，大街上满是“史蒂倍克”牌的卡车和吉普车，车门和车罩上面有白星，——这些美国硬件是我们租借来的。在1972年，我们自己已经在向世界各地出售这样的东西了。在这段时间里，如果说生活标准提高了白分之十五到二十，那么武器生产的提高则达几百倍。它还将继续提高，因为这大约是我们那个国家中仅有的优质品，是仅有的领先领域。还有，军事讹诈，亦即在集权制度下是完全被容忍的不断增长的武器生产，会使其试图去维持平衡的民主制的对手的经济受到损害。军事实力的增长不是一种疯狂：这是控制敌方经济的最佳工具，克里姆林宫的人士深知此道。每个妄图主宰世界的人都会这样做。其他的方式要么难以做到（经济竞争），要么过于恐怖（直接诉诸武力）。

　　此外，军队就是农民的秩序观念。看到受阅士兵一队队地从站在列宁墓上的政治局委员们面前通过，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这就是最让人感到心安的事情了。我猜想，那些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曾想到，站在圣人寝陵的上方也是一种亵渎。我猜想，这是一个延续性的观念，但可悲的是那些站在列宁墓上的人，他们在对时间的蔑视中真的步入了木乃伊的行列。你可以通过电视直播或发行量达数百万份的官方报纸上刊登的劣质照片看到这一场面。古代罗马人总是将他们的主要街道建为南北走向的，以将他们自己与帝国的中心连接起来，和他们一样，俄国人要通过这样的场面来验证其存在的稳定性和可预知性。
　　
　　当我在工厂工作时，我们常常去到工厂的院子里吃午饭；一些人会坐下来，打开包着的三明治，另一些人会抽抽烟，或是打打排球。院子里有一个小花坛，四周围着标准的木头栅栏。这是一排二十英寸高的木条，木条之间有二英寸的距离，同样材料的一根横木条将它们固定在一起，再漆成绿色。栅栏上覆满灰尘和煤粉，就像那四方花坛中凋萎、干枯的花儿一样。在那个帝国中，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永远能看到这样的栅栏。它是事先做好的，然而，甚至在人们自己动手制作栅栏时，他们也总是会遵循既定的设计。有一次，我去了中亚，去了撒马尔罕；那些蓝绿色的圆顶，那些穆斯林经院和清真寺高塔上美妙的装饰，使我浑身涌上了一阵暖流。它们历历在目。可就在这时，我看见了那种栅栏及其白痴般的节奏，于是，我的心情沉了下来，东方突然消失了。窄木条的那种细密的、梳子般的重复，立即消灭了工厂院子和忽必烈汗古城堡之间的空间——同时也消灭了两者之间的时间。

　　木条的细漆白痴般地呼应着自然的绿色，可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些木条离自然更远了。这些木条，政府的铁栅栏，每个城市的每条街道上每群路人中间必不可少的卡其军装，每张早报上总会有的炼钢炉照片，以及电台中持续不绝的柴可夫斯基——这些东西会使你发疯，除非你学会了封闭自己。苏联的电视中没有商业广告；在节目的间歇处，它播放的是列宁的画像，或是题为《春》、《秋》的所谓摄影佳作等等。再加上嘟嘟的“轻”音乐，这种音乐没有曲作者，而是放大器自身的产物。

　　当时我还不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理智和进步的时代、一个大规模生产时代的结果；我将此归罪于国家，也部分地归罪于民族自身，这一民族倾向于任何一种不需要想象的东西。我如今仍然认为，我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在一个集权制的国家中去实施和分配文明及文化不是更容易吗？从理论上说，单个的统治者能比代表机构更好地接近完美（是统治者所宣称的完美）。卢梭就坚持过这一点。非常糟糕的是，它从未在俄国发生过作用。这个国家拥有一种能够表达出人类心理最深层含义的、富有神奇变化的语言，拥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伦理敏感度（这是其悲惨历史一个好的结果），它具备了建造一个文化和精神的天堂、一个真正的文明摇篮的所有条件。然而，它却变成了一个单调的地狱，充满着陈旧的唯物主义教条和可悲的消费主义追求。
　　
　　无论如何，我这一代人多少是被赦免的。我们是从战后的废墟下生长出来的，当时，国家正忙于抚平自己的皮肤，还难以专心地照看我们。我们走进了学校，我们在那里被灌以拔高的谎话，四周所目睹的却尽是苦难和贫穷。你无法用一张《真理报》覆盖住一片废墟。空洞洞的窗口就像骷髅头骨上的眼洞一样望着我们，我们虽然年幼，却已感受到了悲剧。是的，我们还不能将自己与那片废墟联系在一起，可也没有这个必要：它们足以打断笑声。然后，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笑，相当粗心的笑，——这只会是个重新的开始。在战后的那些年里，我们在空气中感觉出一种异样的紧张；有着某种非物质的东西，几乎是魔鬼似的。当时我们还很年幼，我们还是孩子。物质非常有限，但是我们也没见过丰富的物质，所以并不在意。自行车是陈旧的，是战前的产品，谁若拥有一只足球，他便会被视为资产阶级。我们所穿的大衣和内裤，是我们的母亲用我们父亲的制服和旧内裤改做的：退场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以，我们没有培养出占有欲。我们后来能够占有的，都是些做工粗糙、模样难看的东西。不知为何，我们认为物质的概念胜过物质本身，虽说在照镜子时，我们也并不十分喜欢我们在镜中的所见。

　　我们从未有过自己的房间，好将我们的姑娘勾引进去，我们的姑娘们也没有房间。我们的爱情活动主要是散步和谈话；如果我们去计算行程，那可将是一个天文数字。破旧的栈房，工厂区的河岸，潮湿的公园里硬邦邦的长椅，以及机关大楼阴冷的入口，——这些便是我们最初极乐行为的标准背景。我们从来没有过所谓的“物质刺激”。精神刺激则是甚至能让幼儿园的孩子也感到可笑的东西。如果有人出卖自己，这并不是为了物质或舒适：物质和舒适均不存在。他出卖自己，完全是出于内在的需要，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当时没有供给，只有极低的需求。

　　如果我们做出伦理的选择，我们所依据的不是直接的现实，而是来自小说的道德标准。我们是贪婪的读者，我们处在对我们所阅读的一切的依赖之中。也许是因为其明确的形式因素，书本以一种绝对的力量控制了我们。狄更斯比斯大林或贝利亚更为真实。小说比一切东西都更能影响我们的行为和交谈方式，我们的谈话有百分之九十是关于小说的。这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但是我们不愿打破这个循环。

　　就伦理观念而言，这一代人是俄国历史上最书生气的一代，为此得感谢上帝。仅仅因为说海明威比福克纳好，朋友间的友谊就会中止；文学神殿中的座次就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读书起初不过是知识的正常积累，但很快就成了我们最重要的职业，为了它可以牺牲一切。书本成为第一和唯一的现实，而现实则被视为无意义的、让人厌恶的东西。与他人相比，我们似乎是在逃避或伪装我们的生活。细想一下，无视文学倡导的准则而过的生活，是卑琐的，也是无价值的。所以，我们曾认为，我此时仍认为，我们在当时是正确的。

　　本能的选择是去读书而不是去行动。毫不奇怪，我们的实际生活或多或少是一团糟的。甚至连我们中间那些穿过“高等教育”的密林、难免要用其唇舌（以及其他成员的唇舌）为那个制度服务的人，最终仍成了因文学而产生的那种怀疑的牺牲品，而无法再继续原来的工作。其结果，我们便去做那些杂役活或编辑部的临时工，或是诸如刻墓碑、看清样、翻译技术资料、登记帐目、装订书籍、冲洗X光片等无需动脑筋的活。我们时常串门，突然出现在谁家的门口，一手提着一瓶酒，另一只手提着糖块或鲜花或小吃，然后就是彻夜交谈，谈天说地，嘲笑楼上那些官僚们的愚昧，猜测我们之中谁会先死。此时，我必须抛开“我们”这个代词了。
　　
　　没有人比这些人更懂得文学和历史，没有人比他们的俄语文章写得更好，没有人能比他们更彻底地蔑视我们的时代。对于这些人来说，文明的含义远远不止于白日的面包和夜晚的拥抱。这并不是又一个迷惘的一代，虽然看上去相象。这是唯一一代发现了自我的俄国人，对于他们来说，乔托和曼德里施塔姆比他们自己的个人命运更有感召力。他们衣衫破旧，不知为何却仍有几分优雅；被他们顶头上司无声的手招来挥去，兔子般地逃避国家豢养的为数甚多的猎狗和数目更多的狐狸，穷困潦倒，日益衰老，但他们依然对那些不存在的（或仅仅存在于他们秃了顶的脑袋里）、被称之为“文明”的东西痴情不改。他们与这一世界的其余部分无望地相隔绝，他们曾认为，那一世界至少会与他们有些相象；现在他们明白了，那一世界与其他地方一模一样，只不过穿得更漂亮些罢了。当我书写这些的时候，一合上眼，我几乎就能看到，他们站在寒伧的厨房里，手握玻璃杯，嘲讽的怪相不时滑过他们的脸庞。“这里有，有……”他们咧着嘴苦笑。“自由，平等，博爱……为什么没有人再加上文化？”
　　
　　记忆，我认为，就是我们在愉快的进化过程中丢失的那根尾巴的替代物。它引导着我们的运动，包括迁徙。除此之外，记忆过程本身有某种明显的返祖特征，仅就一个过程从不是直线发展这一点便可说明问题。而且，一个人记忆得越多，他距离死亡也许就越近。

　　这么说来，如果你的记忆摔了一跤，这反倒是件好事。无论如何，记忆更常盘绕起来，再伸展，摆向前后左右，就像尾巴那样；一个人的文字叙述亦该如此，即便要冒空洞和乏味的风险。空洞正是存在最常见的特征，人们觉得奇怪的是，它在苦苦追求现实主义的十九世纪散文中为何很少体现呢？

　　即使一个作家具有在纸上表现最细微的思想起伏的全部才能，但他再现尾巴卷曲之壮观的努力还是要失败的，因为进化不是枉然的。对岁月的回顾会将事物拉直，直到将它完全抹掉。没有什么能让事物返回，即使是那些带有卷曲字母的手写单词。若是那根尾巴恰好仍留在俄国的某地，这样的努力就更是会失败的。

　　但是，印刷出的单词若只是遗忘的标记，事情则不坏。而可悲的事实在于，单词同样记不住现实。至少，这是我的一个印象：任何一种来自俄罗斯王国的体验，甚至是用摄像般的精确描绘出的体验，都会被英语语言反弹回来，仅在其表面留下一道可见的痕迹。当然，一种文明的记忆不能、也许也不应成为另一种文明的记忆。但是，当一种语言无法再现另一文化的丑恶现实时，其结果就是一种最糟糕的同义反复。

　　历史无疑会重演：毕竟，历史和人一样，可供做出的选择并不太多。但是至少，人们应该弄清楚，在俄国这样的异域王国中通行的独特语义学打交道时，人们为何会成为牺牲品。人们为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分析习惯所累，——也就是说，用语言去解剖体验，于是便剥夺了人们思想的直觉的特长。因为，一个清晰的概念固然美妙，但它所指的永远是斩去松散边角的含义的浓缩体。而在现象世界中，松散的边角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们是相互交织的。

　　这番话本身就可以表明，我决不是在指责英语的无用，也不是悲叹英语使用者们心理的休眠状态。我所感到遗憾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恰好为俄国人所具有的关于邪恶的先进观念，却因缠绕不清的句法而被拒绝进入意识。令人奇怪的是，我们中有几个人曾见过一位直言不讳的邪恶，它迈过门槛，说道：“喂，我是邪恶。你近来过得怎样？”

　　如果说这一切仍带有一种哀歌的情调，那么，这不是因为这段文字的题材而是因为其内容，对于它来说，愤怒是更为合适的。当然，两者均不提供过去的含义；哀歌至少不创造新的现实。无论一个人发明出怎样复杂的装置去捕捉自己的尾巴，他最终得到的将是满满一网鱼，却没有水。鱼压低他的船。鱼足以使他晕眩并使他乞求于一种哀歌的音调。或者，将鱼扔回去。
　　
　　* * *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一个最不公正的国家里。其统治者，从人类的各种观念来看都可以被称为堕落者。但是从没有人这样称呼过。

　　还有一座城市。这是地球上最漂亮的城市。一条无尽的铅灰的河流覆盖着这个城市，如同那无尽的铅灰的天空覆盖着这河流。河的两岸，耸立着许多带有精雕细琢之立面的雄伟宫殿，如果这男孩站在右岸，那么左岸看上去就像那被称之为文明的巨形软体动物的标记。那文明已停止存在。

　　每天清晨，当天空还挂满星星，这个男孩就该起床了，喝下一杯茶、吃下一个鸡蛋后，伴着广播里传出的关于新的炼钢记录的通报，跟随着士兵们为领袖（这领袖的画像就挂在男孩那还留有体温的床铺上方的墙上）所合唱的颂歌，这男孩沿着白雪覆盖的花岗岩河岸向学校走去。

　　宽宽的河流静卧着，白茫茫的，覆着冰衣，像是大陆向静谧伸出的舌头，一座巨大的桥在深蓝的天幕中形成一道弯弓，像一幅钢铁的腭。如果那男孩有两分钟多余的时间，他会走上冰面，向河中心走上二三十步。在这段时间里他会想象，鱼儿在这厚厚的冰层下正在做什么。然后他会停下来，转个180度的弯，回身跑去，脚步不停地一直跑到学校的门口。他会冲进楼厅，将他的帽子和大衣挂在挂钩上，然后飞跑着上楼，冲进他的教室。

　　这是一个很大的教室，有三排课桌，领袖的画像在教师座椅后面的墙壁上，还有一张由两个半球构成的地图，其中只有一个半球是合法的，小男孩坐在他的座位上，打开他的书包，将他的钢笔和笔记本摆在课桌上，抬起头，静下心来准备听那胡言乱语了。
　　
　　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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