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布罗茨基：小于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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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谎言，真理，或者更可能的，这两者的混合物——无论是何者促使我做出了这一决定，我均对它怀着无限的感激，因为这是我的第一个自由的行动。这是一次本能的行动，一次出走。这么做是没什么原因的。我知道这一点，因为在这之后，我出走得甚至越来越频繁了。我之出走，并不是出于厌恶或是感觉到了一个张开的陷阱；我离开的理想单位并不比糟糕的单位少。无论你偶然占据的位置是多么地卑微，只要它能维持最起码的一点体面，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会有个人闯进来，欲将它据为己有，或者更糟，建议与你分享。而你不得不去为这个位置而战，或是离开它。我更倾向于后一种选择。这完全不是因为我无力战斗，而仅仅是因为我讨厌自己：在你进行一种选择时，选取那些吸引他人的东西，这无疑也是一种庸俗。这与你是否抢先占据了这个位置全无关系。先占据什么位置甚至更糟，因为后来者的欲望总比你那已部分满足了的欲望更为强烈。
后来，我常常为这次退学而后悔，尤其当我看到我先前的同学在那个体制中一帆风顺的时候。然而，我却懂得了他们所不懂的一些东西。事实上，我也是一帆风顺的，不过是朝往另一个方向，而且走得更远。最使我感到高兴的一件事情是，我所目睹的是正处于无产者阶段上的“工人阶级”，后来，这一阶级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向中产阶级转化。十五岁时，我开始在一家工厂里做铣工，我在那里所接触到的是真正的“无产者”。马克思无疑会认同他们。他们——或不如说“我们”——全都住在公寓里，一个房间里住着四个或更多的人，常常是三代人合住一屋，他们轮流睡觉，善于喝酒，在公用厨房里或在清晨排队上公共厕所时互相吵架，往死里揍他们的女人，在斯大林死的时候或看电影的时候公开地痛哭，他们的脏话太多，以至于像“飞机”这样一个平平常常的词汇也能使一个过路人意识到某种微妙的淫秽含义，——在声援埃及或其他什么事情的群众大会上，他们会变成一汪灰色的、分不出彼此的脑袋的海洋，或是一片高举起的拳头的森林。 机器是淘汰品种；百分之九十的机器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做为赔偿从德国得来的。我还记得，那整座铸铁动物园里蹲满着许多舶来的生物，它们身上标有辛辛那提、卡尔顿、弗里茨·韦尔纳、西门子和舒克特等名称。计划是骇人听闻的；生产某个产品的紧急命令，每每会打乱建立起工作节奏、即程序的短暂尝试。每个季度（即每三个月）的末尾，当计划即将告吹，管理部门就会发出战斗的呐喊，动员所有的人手去干一件活，生产计划都要经过一番激烈的突击才能完成。无论什么东西出了毛病，总是没有配件，一群通常喝得半醉的铁匠被喊进来施展他们的魔法。拿来的金属上满是裂纹。事实上，在星期一，每个人都宿醉不醒，更不用说发薪后的那几个早晨了。 市足球队或国家足球队一输球，第二天的生产便会急剧下降。无人干活，每个人都在讨论比赛的细节和球员，因为，俄国既具有一个超级大国的种种情结，同时也怀有一个小国那种巨大的自卑。这主要是国家生活集权化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在描述一次地震时，官方的报纸和电台也要道出那些积极的、“肯定生活的”空话；他们从不向你报道关于伤亡的任何信息，而一个劲地歌颂其他城市和共和国向震区提供帐篷和睡袋的兄弟般的关怀。或者，如果你读到了有关报道，称我们神奇的医学又取得了一种新疫苗的最新成就，这就是说，你已偶然地获悉了，有霍乱流行。
这一切看上去像是荒诞的，在那些个凌晨，我用几口淡茶将早餐冲进肚子，跑去赶街车，将我这枚浆果添加在街车踏板上那深灰色的人的葡萄串上，驶过粉色、蓝色、水彩画般的城市，来到我的工厂那间狗窝式的木头门房。两个门卫在检查我们的徽章，工厂大门的正面有几个古典式装饰壁柱。我注意到，监狱、精神病院和集中营的大门也都是这个样式：它们都具有一种古典式柱廊或巴洛克式柱廊的意味。的确是一个回声。在我的车间里，不同层次的灰色在顶棚下面交织在一起，地面上，一汪汪的机油泛着彩虹般的色彩，在这一汪汪的机油之间，充气管发出轻微的嘶嘶声。十点时，这片金属丛林便充满了震动和轰鸣，将被制成高射炮筒的钢管吊在空中，就像是长颈鹿脱了臼的脖子。 我猜想，在那个起初很小、后来变大的躯壳里总有一个“我”，而在它的四周发生着“一切”。那躯壳之中被称之为“我”的整体从不变化，也从不停止观察外面发生的一切。我并不试图暗示，那躯壳中有的是珍珠。我想说的是，时间的流逝对那一整体并无多大影响。考试得了低分，操作铣床，审讯时遭到毒打，在课堂上讲解卡利马克斯，这一切实质上并无差异。正是这一点，使得一个人在他长大时，在他发现自己面临一个成年人必须应付的工作时，仍感到有些吃惊。一个孩子对父母管束的反感与一个成年人面对责任的恐慌具有同样的性质。一个人既不是孩子也不是成人；一个人也许是小于“一”的。 毫无疑问，这部分也可以是你的职业的一种自然结果。如果你在银行中工作或是在驾驶一架飞行器，在你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后，你就定能或多或少地获得利润，或安全地着陆。但在写作这门职业中，你积累的不是专业知识而是疑问。这便是技巧的别称。在这一领域中，专业知识会带来毁灭，天真和成熟的概念是互相混淆的，恐惧是最常见的精神状态。所以，如果我诉诸于记事或某种线性发展的叙述，那我便是在撒谎。一所学校就是一座工厂一首诗一家监狱一门学问一种无聊，并伴有恐惧的回闪。
那家工厂（注：据前文，指布罗茨基在其中工作过的、代号为“671信箱”的一家兵工厂）紧挨着一家医院，这家医院又紧挨着一座俗称“十字街”的俄国最著名的监狱（原注：十字监狱有999间囚室）。我辞掉在那家兵工厂的工作后，就在那家医院的太平间工作，因为我曾有过做医生的理想。在我改变了做医生的想法、开始写诗后不久，十字监狱的囚室就向我敞开了门。我在工厂工作时，可以看到墙外的医院。当我在医院里切开、缝合尸体时，我又可以看到在十字监狱的庭院中放风时出来散步的犯人；有时，犯人们会设法把信扔到墙外，我就会去把信捡起来，并邮寄出去。由于这种毗邻的地理位置，由于躯壳的封闭性，所有这些地点、工作、犯人、工人、卫兵和医生等等，都相互混淆了，以至于我此时还弄不清，是我在回忆那在十字监狱的熨斗形院子中来回散步的人，还是我本人就在那儿散步。此外，那家工厂和那座监狱又大致建于同一时代，就外表而言它们很少区别；看上去，它们各自都像是对方的一个翅膀。 这很残忍，的确残忍，然而，在我的心目中，这个残忍的例子又与二十年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融合在了一起。这件事情就是，有一批曾与德国占领军相勾结的人、即所谓的伪警被抓住了。报纸报道了此事。那是六七个老人。他们的头头自然名叫古列维奇或金斯堡——也就是说，是犹太人，而去想象一个犹太人与纳粹勾结，这无论如何也是难以思议的。他们全都被叛了不同的刑。那位犹太人，自然被叛处了极刑。据说，在行刑的那天早晨，他被带出牢房，当他被领向站有行刑队的监狱院子的时候，一位看守头目问他：“喂，古列维奇（或金斯堡），顺便问一句，你有什么最后要求啊？”“最后的要求？”那人回答，“我不知道，……我想撒尿……”对此，那位看守头目则说道：“好的，你马上就要撒尿了。”如今，这两个故事在我看来是性质相同的；然而，如果第二个故事纯粹是民间传说（虽然我并不这样认为），那情况就更糟了。我知道几百个诸如此类的故事，也许还不止几百个。然而，它们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使我的工厂和我的学校有所不同的东西，不是我在工厂和学校里的所作所为，也不是我在那两个时期的所思所想，而是我在上学或上班的时候所看到的它们的建筑立面。说到底，外貌就是一切。同样的白痴命运落到了千百万人的头上。存在，本身已经够单调了，可它又被集权制的国家弄成了千篇一律的死板。尚可一看的，也就只剩下面孔、天气和建筑物了；还有人们所使用的语言。 我有一个舅舅，他是一名党员，照我现在看来，他还是一位很棒的工程师。战争期间，他为党的同志们建造防空掩体；在战前和战后，他则建造桥梁。那些掩体和桥梁都依然挺立着。当我的父母为了钱的事情而拌嘴的时候，母亲便会举出她的工程师兄弟作为稳固、安定之生活的范例，父亲则总要揭舅舅的短，而我却不由自主地多少有些瞧不起他。不过，他拥有一个壮观的图书室。我觉得，他读的书并不多；然而，订购一些新版百科全书、经典名著等等，曾经是——如今依然是——苏联中产阶级一种风雅的标志。我非常羡慕他。我记得，有一次我站在他的座椅后面，盯着他的后脑勺，心里想到，如果我杀了他，他所有的图书就会全都归我所有了，因为他当时还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我常从他的书架上取书来看，甚至还偷配了一把大书橱的钥匙，在那书橱的玻璃后面，就立着一套革命前出版的、四大卷的《男人和女人》。 这是一部插图丰富的百科全书，我至今仍然认为，我关于禁果之滋味的基础知识就来自于这套书。一般而言，色情图画皆能成为导致勃起的无生命的客体，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我这里所要指出的是，在斯大林俄国那种清教徒式的氛围中，人们会因为一幅百分之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题为《入团》的画而情欲勃发，这幅画的印数很大，几乎每间教室里都有张贴。画上的诸多人物中间，有一位年轻的金发女子坐在椅子上，她两腿交叉，露出了两三英寸的大腿。使我疯狂、让我梦牵魂绕的，倒不是她的这一小段大腿，而是她的大腿与她身上那件深褐色的裙子所构成的对比。 就在那个时候，我学会了不再相信所有那些有关潜意识的噪音。我认为，我从不用象征来幻想——我看到的永远是真实的东西：乳房，屁股，女人的内裤。在那时，女人的内裤对我们这些男孩具有一种附加的含义。我记得，在上课的时候，会有一个孩子从一排课桌下爬过去，一直爬到老师的讲台下，目的只有一个——从女教师的裙子底下看一看她当天所穿内裤的颜色。完成了她的探险之后，他会用戏剧化的耳语向班上的其他人宣布道：“淡紫色。” 简而言之，我们并非因我们的幻想而烦恼——我们有太多的现实要面对。我曾在一个地方说过，俄国人——至少是我们这一代俄国人——从不去看精神病医生。首先，这样的医生很少。此外，精神病也是国家的一笔财产。人们知道，具有精神病史并非一件多大的好事。它随时都可能走火，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惯于自己把握自己的问题，不需要来自外界的帮助就能控制脑袋内部的活动。集权主义的一个特定优势，就在于它建议个人建立一个自身的垂直等级制，其顶部就是意识。于是，我们便能监视我们体内的活动；我们几乎要将我们的本能也汇报给我们的意识。然后，我们便惩罚我们自己。当我们意识到这种惩罚与我们在体内发现的那头丑陋之猪并不相称的时候，我们便求助于酒精，喝得神志不清。 我认为，这一系统是有效并且节约的。这并不是说，我认为压抑胜过自由；我只是相信，压抑机制和排解机制一样，都是人类心理所固有的。此外，认为你是一头猪，这比起将自己视为一个堕落的天使来要更卑贱些，最终也更准确些。我有充分的理由坚持这一看法，因为，在我度过了三十二年的那个国家中，通奸和看电影是仅有的两项自由活动。还有艺术。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爱国的。这是一个孩子正常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带有强烈军事兴趣的爱国主义。我爱慕飞机和战舰，对于我来说，最美的东西就是黄蓝两色的空军旗，它看上去像是展开的降落伞的伞盖，中间有一直螺旋桨。我喜欢飞机，直到最近，我还在扩展我的航空知识。随着火箭的出现，我泄了气，我的爱慕也变成了对螺旋桨飞机的眷念。（我知道我不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我九岁的儿子有一次说，等他长大后，他将摧毁所有的涡轮飞机，去重新生产双翼飞机。）说到海军，我可是我父亲真正的儿子，十四岁那年，我就报考了潜艇学院。我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却因为第五项——民族——而未能入学，我疯狂地爱着那种缀有两排街灯一般闪亮的金色纽扣的海军大衣，可我的这一爱慕却一直没有得到回报。 换句话说，我仇恨的重心并没有被导向外国某地的什么资本家；甚至连仇恨也没有。我在学校里就养成的那种理解人并进而原谅每个人的该死特点，在监狱中鲜花怒放了。我并不认为我曾恨过审讯我的克格勃：我甚至倾向于宽恕他们（没有任何本事，又要养家糊口，等等）。我完全不能为其辩护的，是那些统治这个国家的人，这也许是因为我从未接近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要说敌人，你在牢房里就有最直接的一位：空间的缺乏。监狱的公式，就是用时间的富裕来平衡空间的缺乏。这才是真正困扰你的东西，因为你无法战胜它。监狱里缺乏选择，关于未来的望远镜般的可预见性，会使你发疯。尽管如此，它也胜过军队的那种道貌岸然，带着这样的道貌岸然，军队唆使你去攻击另一半地球上的、或更近一些的人们。 苏联军队中的服役期为三到四年，而我从未遇见到一个其心理没有被服从这一精神紧身衣所损害的人。或许，军乐队中的乐手是个例外，还有我没有深交的两个朋友，他们于1956年在匈牙利开枪自杀了，他俩当时都是坦克指挥员。军队是最终使你成为公民的地方；只要不曾从军，你就还有做一个正常人的机会，哪怕只是个小小的机会。如果说，我的过去尚有什么自豪的理由，那便是，我成了一个囚犯而非一名士兵。没有掌握那些军事术语——那东西最让我恐惧——可犯人的黑话却使我得到了慷慨的补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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