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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布罗茨基：忆父亲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程一身 译
2013-02-20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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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瑟夫·布罗茨基：忆父亲
　　——《在一间半房子里》（节译）
　　
　　程一身 译
　　
　　[本节文字译自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自传《在一间半房子里》，全文共45节，这里选译的主要是与父亲相关的部分。布罗茨基（1940—1996），苏裔美籍诗人，1972年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1977年加入美国国籍。198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父母均为普通人，父亲叫亚历山大·布罗茨基，母亲叫玛利亚·沃尔泊特。本节文字中的“玛丝雅”和“玛鲁夏”均为母亲的昵称。]
　　
　　1
　　
　　一间半房子（如果这种空间单位在英语里还有意义的话），我们三个住在里面，房里铺着镶木地板，我母亲强烈反对她家里的男人，尤其是我，穿着袜子走动在地板上。她坚决要求我们一直穿着鞋子或拖鞋，并因此告诫我，这会让她想起一种古老的俄罗斯迷信；那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她会说，它可能预示着家里要死人。
　　
　　当然，也许她只是认为这种习惯不文明，像那些普通的坏习惯一样。男人们的脚散发着臭味，而那时还没有除臭剂。不过我想，一个人确实很容易滑倒在擦亮的镶木地板上，尤其是穿着羊毛袜子时。如果一个人年老体弱，后果可能是不幸的。镶木地板对木、土等有吸引力，因此我进一步想到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的远亲近戚脚下的地面。无论距离多么遥远，地面都是相同的。甚至生活在河对岸，在那里我随后可以租一套或一间我自己的房子，无须确定理由，因为那个城市里有那么多河流和运河。尽管有些河流很深，足可使适于远航的轮船顺利通过，我想，死神会发现它们很浅，否则，按照标准的秘密方式，它可能在水底下面缓缓通过。
　　
　　现在，我母亲和我父亲去世了。我站在大西洋岸边：那么多水把我和我的两个还活着的姨妈以及我的表兄弟们隔开：一道真实的深渊，那么大，甚至足以混同于死亡。现在我可以穿着袜子走进我的内心世界，因为在这个大陆上我没有任何亲戚。家中唯一的死现在只可能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尽管那将意味着发射机与接收机融为一体。此类合并的怪事几率很小，而这正是电子学与迷信的区别。不过，如果我不穿着袜子走在这宽阔的加拿大枫木地板上，既不是由于这种确信，也不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是因为我母亲不会赞成。我猜我要把我家过去的习惯保持下去，既然我是它的遗留。
　　
　　2
　　
　　我们三个住在我们那一间半房子里：我父亲，我母亲，和我。一个家庭，一个当时典型的俄罗斯家庭。那时是战后，很少有人能养得起一个以上的孩子。有些人甚至不能让父亲活着或存在：巨大的恐怖和战争摧毁了许多大城市，尤其是我的故乡。因此我们应该认为我们自己是幸运的，尤其是因为我们是犹太人。我们三个都活过了那场战争（我说“三个都”因为我也出生在战前，1940年）；无论如何，我父母也活过了三十年。
　　
　　我猜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幸运的，尽管他们同样从未谈过。大体上，他们不太有自知之明，除非当他们变老和不适开始困扰他们时。甚至那时，他们也不会用那种使听者恐惧或令他同情的方式谈论他们自己和死亡。他们只是咕哝着，或不指明具体部位地抱怨他们的疼痛，或详细地讨论某种或别种药物。最亲近时，我母亲会讲出这样的话，同时用手指着一套非常精致的瓷器，说道：这就归你了，等你结婚时或当……她会打断自己。有一次，我记得她和她的一个不太友好的朋友在电话里交谈，我得知她的朋友病了：我记得我母亲从街上的电话亭出来，我正在街上等她，在她玳瑁壳边框的眼镜后面，她非常熟悉的眼睛里伴随着稍微有些陌生的表情。我靠着她（我已经高了许多），问那个女人说了什么，我母亲回答，漫无目的地盯着前面：“她知道她快死了，就冲着电话哭喊。”
　　
　　他们把一切都看作理所当然的事：体制，他们的无力，他们的贫穷，他们任性的儿子。他们只是试图充分利用一切：坚持将食物端上桌子——无论那种食物是什么，都把它变成碎屑；量入为出——尽管我们总是生活在发薪日与发薪日之间，还是储存了一些卢布让孩子看电影，游览博物馆，买书以及零食。我们所有的器皿，用具，衣服，家庭日用织品总是洁净的，发光的，熨过的，补过的，浆硬的。桌布总是一尘不染，异常整洁，灯罩上面的灰已被掸去，镶木地板光亮清洁。
　　
　　令人惊异的是他们从不厌倦。劳累，是的，但不厌倦。他们大多时间呆在家里，站立着：做饭，洗衣，在我们套房的公共厨房和我们的一间半房子之间来回穿梭，随手做些这样或那的家务。当他们坐下来，当然是就餐，但我记得我母亲常常坐在一张椅子里，俯身于手控并脚踏的胜家缝纫机，收拾我们的衣服，把旧衬衫领子的里面翻出来，修理或重新校正旧外套。至于我父亲，他唯一坐在椅子里的时间是他读报时，要不就在他的书桌前。有时在晚上他们会通过那台1952年产的电视机看一部电影或一场音乐会。那时，他们也会坐下来…就这样，坐在空空的一间半房子里的一把椅子上，一个邻居发现我父亲死于一年前。
　　
　　3
　　
　　他比他妻子的寿限长十三个月。超过她78岁的生命，他活了80岁，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只有32年。他们是如何相识，如何相恋的，我几乎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哪一年结婚的。我也不知道最后那十一或十二年，没有我的那些日子，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因为我从未听说过这方面的消息，我最好臆断他们的日常生活一如平常，没有我，也许他们的情况甚至会好转：一方面是金钱，另一方面是不必因我再次被捕而担忧了。
　　
　　只可惜在他们晚年我未能帮助他们；只可惜他们垂死时我不在他们身边。我说这一点与其说是出于内疚感，不如说是因为一种相当自我本位的愿望：一个孩子伴随他父母穿越他们生活的所有阶段；因为每个孩子无论如何会重复他父母的进步。毕竟，我可以证明一个人想从他父母了解自己的未来，自己的衰老；一个人还想从他们了解这个终极的经验：如何死。即使一个人对这些一无所需，他会知道向他们学习，无论多么不自觉。“当我老了，我也会这样看吗？这种心脏病——或任何其它病症——是遗传的吗？”
　　
　　我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在最后的日子里是怎么感觉的。多少次他们感到恐惧，多少次他们做好了死的准备，当时他们是如何感受死缓的，他们如何重新开始希望我们三个会再次团聚。“孩子，”我母亲会在电话那头说，“我这一生只想做一件事，就是再见你一面。这是使我活下去的唯一动力。”过了一会儿，“五分钟前你在做什么，在你打电话前？”“说实在的，我正在洗碗。”“哦，那很好。洗碗是一件很好的事。有时它非常有益于身心健康。”
　　
　　10
　　
　　我用英语写这些，因为我想使它们处于自由的边缘：边缘的宽度取决于那些乐意阅读这篇文章的读者的数目。我想让玛丽亚·沃尔珀特（Maria Volpert）和亚历山大·布罗茨基（Alexander Brodsky）获得“一种陌生的良心密码”下的真实。我想用表达动作的英语动词描述他们的活动。这并非要把他们复活，而是和俄语相比，英语语法至少可以证明它是可以更好地逃脱国家火葬厂的烟囱。用俄语写他们可能只会进一步强化他们的囚禁状态，使他们趋向于无意义，导致机械的灭绝。我知道一个人不应该把国家和语言等同看待，但正是用俄语两个老人——拖着脚步走向许多国家要员和政府部门，希望他们在死前获准去国外探望他们唯一的儿子——被一再告知，十二年来年年如此，那个政府认为这种探望“目的不明”。退一步说，这种论调的反复出现证明那个政府比较熟悉俄语这种语言。此外，即使我用俄语写所有这一切，这些话在俄罗斯的天空下将见不到白昼的光，那么谁会读它们呢？少数移民的父母要么已经死了，要么会在类似的境遇中死去？他们太清楚这种经历了。他们知道那种感觉：不被允许见到他们的母亲或父亲，在他们临终之际；沉默地顺从他们的要求，紧急签证，去参加亲戚的葬礼。然后，太晚了，一个男人或女人放下听筒，走出大门，进入陌生的下午，感到某种东西没有词语可以表达，哀号也不满足需要…我能告诉他们什么呢？用什么方式我可以安慰他们？没有一个国家像俄罗斯这样精通毁灭主体灵魂的艺术，没有一个手握钢笔的人会提醒他们，没有，这是只有全能的神才能做的事，这是他拥有他全部时刻的目的。但愿英语到那时为我的死亡提供住所。我只准备用俄语阅读，写诗或信。不过，对玛利亚·沃尔珀特和亚历山大·布罗茨基来说，英语提供的是一种来生更好的外观，也许是唯一的外观，除了我自己。就后者而言，用这种语言写作就像洗碗：它有益于身心健康。
　　
　　11
　　
　　我父亲是个新闻记者——更准确地说，是个报纸摄影师——尽管他也写文章。由于他主要为小日报写作，无论如何读不到了，他的文章大多这样开头“沉重，满蓄暴雨的乌云悬挂在波罗的海上空…，”他确信这种天气会使我们觉得这种开端值得报道或显得中肯。他获得了两个学位：地理专业，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新闻专业，毕业于红色新闻学校。在后一所学校入学时，他已经清楚了他的旅行——尤其是去国外——机会并不值得考虑，作为一个犹太人，一个印刷厂主的儿子，一个非党员。
　　
　　新闻（在某种程度上）和战争（实质上）重建了平衡。他踏遍了地球表面的六分之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版图的标准数量定义）以及大量的水域，不过他被分配到海军，对他来说，战争开始于1940年的芬兰，结束于1948年的中国，在那儿他和一群军事顾问被派往中国尽力帮助毛（Mao），这就是那些瓷器上微醉的渔夫和成套的瓷器——我妈想在我结婚时送给我——的来历。在此期间，他在巴伦支海上护卫盟军的显影液，在黑海上保卫并失去了塞瓦斯托波儿，在他的鱼雷船沉没之后，加入了当时的海军陆战队。在列宁格勒围困期间，他被派到列宁格勒前线，拍下了我见过的这个城市被围困时印出的最好照片，并参加了这次围困的驱逐工作。（我认为，战争的这一部分对他来说最紧要，因为离他的家人和家太近了。不过，尽管他接近了，却失去了他的套房和唯一的姐姐：由于炸弹和饥饿。）后来，他返回黑海，在名声很坏的马来亚·日默亚登陆，并占领了它；随后，当前线向西推进时，乘第一批拆卸的鱼雷船到了罗马尼亚，在那儿登陆，甚至成了康斯坦札的临时军事长官。“我们解放了罗马尼亚，”他有时夸口，并继续回忆他和国王迈克尔（Michael）的相遇。这是他见过的唯一国王；毛，蒋介石（Chiang Kai-shek），更不用说斯大林（Stalin），他被认为是暴发户。
　　
　　12
　　
　　无论他在中国时有过什么胡闹行为，我们的小储藏室，我们的柜子，还有我们的墙壁颇受其益。最后展览的艺术品源于中国：软木水彩画作品，武士剑，小丝绸屏风。微醉的渔夫是瓷器小雕像上最后一个逼真的人物，玩偶，戴帽子的企鹅将会逐渐消失，成为鲁莽手势的牺牲品，或成为各种亲戚的生日礼物。剑也不得不交给政府收藏，作为潜在的武器，一个正常的市民不允许拥有。回过头来想想，这是一种合理的警告，根据随后警察闯入我放剑的一间半房子来判断。至于成套的瓷器，甚至我这未经训练的眼睛也感到令人惊讶的精美——母亲从未听说在桌子上单放一个美丽的茶碟。“这些不是让粗人用的，”她会耐心地向我们解释，“你们是粗人，你们是很邋遢的粗人。”而且，我们正在使用的这些碗够美了，也结实。
　　
　　我记得1948年11月一个漆黑而寒冷的夜晚，在小小的，十六平米的房子里，母亲和我生活在那里直到战争结束。那个夜晚，父亲从中国返回。我记得门铃在响，母亲和我冲向灯光暗淡的楼梯平台，那里突然被海军制服遮黑了：我的父亲，他的朋友和同事佛木上尉（Captain F.M.），以及一群军人进入走廊，扛着三个大板条箱，装着他们的中国捕获物，四面都飞溅着巨大的，章鱼似的中国人物。后来，佛木上尉和我围桌而坐，我父亲拆开板条箱，我母亲穿着黄石竹花图案的绉布连衣裙，高跟鞋，紧握着双手喊道：“啊，妙极了！”——用的是德语，她童年时在拉脱维亚所说的语言，也是现在的工作语言——她是德国战俘营的口译人员。佛木上尉是个既高又瘦的结实男人，穿着深蓝色的短上衣，纽扣敞开着，他从瓶中为自己倒了一杯水，像面对大人那样向我使了一个眼色。配备锚的搭扣和帕拉贝伦枪套的腰带放在窗台上，我母亲吃惊地看着一件日本和服。战争结束了，和平了，我太小了，眼都不能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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