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约瑟夫·布罗茨基:忆父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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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们为自己的存在寻找过座右铭,他们本来可以从阿赫玛托娃的一首诗“北方的哀歌”中摘录几行:
  
  就像一条河,
  我被坚定的时代扭转方向,
  它们把我的生活变成:一条不同的峡谷,
  经过不同的风景,它滚滚向前。
  而我不知道我的岸或者岸在那里。
  
  他们从未向我多谈他们的童年,他们的家庭出身,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我只知道我的一个外祖父(我的母系)是胜家缝纫机公司的一个售货员,生活在帝国的波罗的海省(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以及另一个祖父(我的父系),是圣·彼得堡的一个印刷厂主。这种沉默非关遗忘,而是在那个蛮力时代隐瞒阶级出身的需要,为了存活下来。我父亲是个有吸引力的健谈者,他追忆自己高中时的努力,看到我母亲阴沉的眼睛射来警告的一瞥,他会很快停下来。说到她,当她从街上或我的某个朋友那里偶尔听到一句法语,她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尽管有一天我发现她和我的著作的一个法语版本在一起。我们彼此对看了一眼;然后她默默地把那本书放回书架上,离开了我的“生存空间”。
  
  被转向的河流奔向陌生的人工河口。任何人能把它消失在这个河口归于自然的原因吗?如果可以的话,如何考虑它的过程呢?如何考虑人的潜力被外界因素限制,被误导?谁可以解释它从何处被扭转了?有这样一个人吗?而问这些问题时,我看不到这种被限制或被误导的生活在其进程中可能导致另一种生活的事实,以我为例,如果不正是由于自由选择被限制,那就不会从一开始就发生,也就没有问题被询问了。不,我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的法则。我不希望我的父母从未相逢。我问这些问题只是因为我是一条被旋曲,被转向的大河的一个支流。最终,我料想,我只是自言自语。
  
  因此我问自己,何时何地从自由到奴役的转变获得了必然性的状态?何时它变得可以接受,尤其是对于一个无辜的旁观者来说?在什么年龄改变一个人的自由状态最无害?在什么年龄这种改变至少记录在一个人的记忆里?在二十岁?十五岁?十岁?五岁?在子宫里?修辞学的问题,这些,难道它们不是吗?不见得。一个革命者或征服者至少应该知道正确答案。例如,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就知道答案。他只是砍人,把他的头­悬在战车车轮的中心。五岁,当时。但是,1917年10月25日,我父亲已经十四岁了;我母亲,十二岁。她已经懂得一些法语;他,拉丁语。因此我问这些问题。因此我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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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园由一个黑色的铁栅栏围着,上面架着相同间隔的一组上下颠倒的加农炮,这些武器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由变容营从英国人手中俘获的。这些加农炮的炮管(在一块花岗岩石上,每个都是它的三倍)增加了栅栏的装饰,它们由沉重的铁链连接起来,孩子们在铁链上疯狂地摇摆,享受着坠入下面的尖壮物的危险和叮当声。不用说,那是严格禁止的,大教堂的管理员不断把我们赶走。不用说,栅栏比大教堂内部——散发着香的气味,以及许多非常静止的活动——有意思得多。“看那些东西?”我父亲问,指着沉重的铁链环,“它们让你想到了什么?”当时,我读二年级,就说,“它们像数字8。”“对了,”他说,“你知道8这个数字象征什么吗?”“蛇?”“比较接近。它是无限的象征。”“什么是无限?”“你最好在那里问,”我父亲露出牙齿笑着说,他的手指指着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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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生日和过新年,你一定总是穿上绝新的衣服。至少,要穿新袜子”——这是我母亲的声音。“吃以前总是先看看那些重要人物:你的老板或长官。这样你就会获得某种优势。”(这是我父亲在说话。)“如果你刚离开房间却不得不返回,因为你忘了某种东西,再次离开房间前,照一下镜子。否则你会遇到麻烦。”(又是她。)“决不要想你花了多少钱。想想你能挣多少钱。”(这是他。)“不要不穿夹克走在城里。”“你长着红头发,这是好的,不管他们说什么。我是咖啡色头发的女人,而咖啡色头发的女人更容易引人注目。”
  
  我听着这些劝告和教导,但它们是片段,细节。记忆背叛每个人,尤其是那些我们最熟悉的人。这是遗忘的联盟,是死的联盟。是网到几条小鱼的鱼网,而水已流逝。你不能用它重建任何一个人,甚至在纸上。我们脑子里那些号称上百万个的细胞怎么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伟大的爱情之神,伟大的细节之神”怎么了?一个人必须准备选定多少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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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的痕迹是它还保持着奇怪的名目。就像我们的第一个——当时是五位数——电话号码,战后我们就安装了。它是265-39,我猜我还记得它是因为安装这个电话时,我正在学校记乘法表。如今它对我毫无作用:就像我们的最后号码——在我们的一间半房子里——对我不再有用一样。我不记得它,最后一个电话号码,尽管在过去的十二年里我几乎每周都打这个电话。书信不检查了,我们满足于电话:很显然,监听电话比彻底检查然后再寄信容易些。啊,每周打到苏联的这些电话!国际电话公司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营生了。
  
  在这些交谈中,我们不能说太多,我们不得不有所保留或拐弯抹角,委婉表述。谈的绝大部分是天气或健康,没有名字,大量的饮食建议。主要是听听对方的声音,用这种动物的方式向我们保证我们各自的存在。它大多是没有语义的,略微奇怪的是,我记得没有什么细节,除了父亲在母亲住院第三天的回答以外。“玛丝雅怎么样了?”我问。“啊,玛丝雅不在了,你知道,”他说。这个“你知道”出现在这里,是因为在这种场合下,他也尽力使话语委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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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是一把钥匙被抛上我心灵的水面:一把稍长的不锈钢钥匙被笨拙地装进我们的口袋,然而它更易于装进我母亲的小提包里。这把钥匙可以打开我们高高的白色大门,我不理解现在我为什么想起它,因为那个地方不存在了。我怀疑它是一种性的象征。因为在我们中有三把同样的钥匙。而且,我不理解我为什么想起我父亲额头上,下巴下的皱纹,或者我母亲淡红的,稍微发炎的左脸颊(她称之为“植物的神经官能症”),因为这些标记与它们其余的支撑物都不再存在了。只有他们的声音无论如何还存活在我的意识里:大概是因为我自己融入了他们,正如我的相貌必定融合了他们的相貌。其余的——他们的肉体,他们的衣服,电话,钥匙,我们的财物,家具——都消失了,决不能再被找到,就像我们的一间半房子已经被炸弹击中。不是被中子弹,它至少还能使家具保持完整,而是被时间炸弹击中,它甚至将一个人的记忆炸成碎片。那座建筑依然矗立,但那个地方已经被清除干净,而新的房客,不,是军队,驻入并占领了它:这是关于时间炸弹的一切。因为这是一场时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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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喜欢歌剧咏叹调,男高音歌唱家,和他们青年时期的电影明星,不太关心绘画,懂“经典”艺术,乐于解决纵横填字谜的难题,却对我的文学追求感到困惑不安。他们认为我错了,担心我正在走的路,但尽其所能地支持我,因为我是他们的孩子。后来,当我设法在这里那里发表一些作品,他们感到很满意,有时甚至很自豪;但是我知道即使我最终只是一个书写狂和失败者,他们对我的态度也不会有任何不同。他们爱我胜过爱他们自己,很可能一点儿也不理解我对他们的内疚感。主要的问题是桌子上的面包,干净的衣服,并保持健康。这些是他们的爱的同义词,它们比我的爱更好。
  
  至于那场时间战争,他们英勇地和它搏斗。他们知道炸弹即将爆炸,但他们从不改变他们的战术。只要还站着,他们就到处活动,购买食物并把它送给他们卧床不起的朋友,亲戚。送衣服,他们能省下来的钱,或者慰藉那些不时突然恶化的人。他们总是那样,我会终生铭记他们;并非因为他们从内心认为他们是与人为善,无论如何它会被记录在天堂,有一天,他们也会受到仁慈的对待。不,这是性格外向的人出于自然而未经事先考虑的慷慨,它也许对别人变得更明显,既然我——它主要的目标——离去了。这从根本上可能有助于我向记忆的质量妥协。
  
  他们想在去世前见到我与闪躲爆炸的愿望和企图无关。他们不想移住国外,在美国渡过他们最后的日子。他们感到太老了,不适应任何类型的变化,至多,美国对他们只是一个地名,在那里他们可以遇到他们的儿子。对他们来说,真实的只是,即使他们被允许出行,他们怀疑他们能否完成探亲之旅。可是这两个年高体弱的人尽力和那些主管发号施令的人渣周旋!我母亲可以单独申请一张签证,以表明她并无意叛国投美,表明她的丈夫会留在国内,作为人质,作为她返回的保证。然后他们会取消任务,然后他们会暂停申请,假装他们已经失去了兴趣,或者向当局表明他们理解在美苏关系这样或那样的气候下做出决定多么困难。然后他们会申请只在美国待一周,或请求许可飞往芬兰或波兰。然后他们会前往首都,寻求觐见那个国家的总统,敲遍那里负责国内外各部的大门。一切都是徒劳:体制,从头到脚,决无一丝破绽。只要体制在运行,它足以为自己自豪。不过,残忍总是比任何其它事物更容易制定。对于这项工作,俄罗斯从来不必进口技术。事实上,那个国家唯一的致富之道就是将此技术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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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在他们的份上,我愿意认为他们不允许自己期待太高。也许我母亲期待较高;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和她本人的仁慈有关,而我父亲不失时机地向她指出这一点。(“凡事决不要,玛鲁夏,”他过去常常反驳,“自我投射。”)至于他,我记得我们俩在一个晴朗的下午一起走在夏园里,当时我已经二十岁或者也许是十九岁。我们在一个木制的临时展出馆前面停下来,马林铜管乐队正在那里演奏熟悉的华尔兹舞曲:他想为这个乐队拍几张照片,白色大理石雕像随处若隐若现,被豹与斑马模型的影子弄得模糊不清,人们在砾石路上拖着脚步走,孩子们在池塘边尖叫,而我们谈论着战争和德国人。凝视着那个铜管乐队,我不自觉地问他在他看来哪些集中营是最坏的:纳粹分子的还是我们的。“至于我自己”,传过来回答,“我宁愿马上被烧死在火刑柱上,而不愿缓缓死去,并在此过程中发现意义。”接着他继续拍照。
  
  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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