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约瑟夫·布罗茨基：忆父亲(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程一身 译
2013-02-20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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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正是我父亲在那个十一月的夜晚的年龄：我四十五岁，又一次清楚地看见那个场景，用一种奇异的，高分辨率透镜。尽管除了我所有的参加者都死了，我看到了它那么清晰，以至于我能向佛木上尉使眼色…它意味着成为那样吗？在这些间隔将近四十年的空间所使的眼色里，有某种意思，某种躲避我的意义吗？这是生命涉及的一切吗？如果不是，为什么这么清晰，它是为了什么？我想到的唯一回答是：以便这个时刻存在，以便于当演员——包括我自己——离去后，它不被忘记。也许你理解的这种方法确实异常珍贵：安静的来临。进入一个家庭。同样地，为了使瞬间的意义更清晰。他们只是某个人的父亲的回归，板条箱的一个缺口。因此便有了这令人著迷的清晰。或许是因为你是一个摄影师的儿子，你的记忆只是冲洗了影片。拍下你自己的两个眼睛，几乎在四十年前。因此你那时不能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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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大约穿了两年多海军制服。这是我从小就向往的。他是负责海军博物馆摄影部的官员，博物馆位于全城——也就是说，在整个帝国内——最漂亮的一座建筑里。这座建筑以前是证券交易所：比任何巴台农神殿更像一件希腊杰作，所在的位置也好得多，处于罗勒岛顶端，该岛恰好伸入涅瓦河最宽的地方。
　　
　　下午将尽，放学后，我会蹚着水穿过城市来到河边，踏过宫殿的大桥，去博物馆接我父亲，再和他一起回家。最美的是他晚上值班时，博物馆已经关门了。他会出现在长长的，金碧辉煌的大理石走廊里，左臂上戴着值班人员那种蓝白蓝的臂带，身体右侧佩着帕拉贝伦枪套，在腰带上悬吊着，海军帽上是喷漆的帽舌和镀金的“色拉”，遮盖着他令人不安的秃顶。“你好，海军中校，”我向他问候，因为那是他的官衔；他会报以得意的笑，由于他的巡视至少再过一个小时左右才会结束，他就让我一个人在博物馆里自由地消磨时间。
　　
　　我深信：除了最近两个世纪的文学作品，也许前首都的这些建筑是俄罗斯海军史上可以令人自豪的唯一另一种事物。不是由于它辉煌的胜利，由于它相当罕见，而是因为它预示了其事业的高贵精神。称之为气质或者甚至是精神病人的幻想，但在俄罗斯皇帝中这是唯一一个有眼光的皇帝——彼得大帝——头脑的产物，这似乎对我确实是一个交叉点：处于前面提到的文学和建筑之间。仿效英国海军，但弱于功能性而强于装饰性，更多地受益于发现精神而不是扩张意识，倾向于英雄姿态和自我牺牲，而不是不惜任何代价保存下来，这支海军确实是一个幻想：那么完美，几乎是抽象的秩序，运载于世界大洋的水面上，就像它在俄罗斯土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实现一样。
　　
　　孩子首先总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对外貌，表面，形状和形式做出反应。在生活中，我喜欢的事物几乎没有一种可以超过那些胡须刮得精光的海军将领，他们位于镀金的框子里，面向观众，也可看到侧面，在力求与实物一样大小的古帆船模型上浏览桅杆的森林。穿着十八和十九世纪的制服，配着那些胸部装饰或高挺的领子，牛蒡似的饰边肩章，假发和穿过胸脯的宽阔蓝色绶带，他们的仪表看上去非常完美，抽象的完美，却不如四处闪光的铜边星盘，指南针，罗盘箱，六分仪那样精确。它们能在星光下用一个比它们的主人还小的错误边缘算出一个位置！一个人祝愿如果它们也能统治人潮就好了：暴露于三角学的严密中，而不是意识形态拥护者的劣质平面几何学中，成为幻想，也许是幻景中虚构的事物，而不是现实的一部分。直到今天，我认为这个国家会造出一个好得多的地狱，如果它的国旗不是那种邪恶的双头帝王鸟或者共济会似的锤与镰刀，而是俄罗斯海军的旗帜：我们的辉煌而无比美丽的圣·安德鲁之旗：一条蓝色的对角线穿越纯白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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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家的路上，我父亲和我会逛商店，买食物或摄影器材（胶卷，化学药品，纸），一个商店又一个商店的玻璃窗。当我们走到市中心时，他会告诉我这个或那个建筑物的历史，以及战前或1917年前这里与那里的情况。谁是建筑师，谁是主人，谁是居住者，他们都发生了什么，以及在他看来原因是什么。这位六尺高的海军中校关于文明生活了解得相当多，渐渐地，我开始把他的制服看成一个伪装；更精确地说，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差别这种观念开始在我这个学童的心中扎下根来。他的制服和这种效果有关，不亚于他指点的那些建筑物现在的内容。在一个学童的心中，这种悬殊当然会折射成一种对说谎的怂恿（并非我需要的）；不过，事实上，这教导了我维护外表的原则，无论内心正在发生什么。
　　
　　在俄罗斯，军人很少改穿便衣，即使在家里。部分地，这是一个人的全部服装问题，它决不会太多；不过，主要地，这关系到和制服以及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权威观念。如果你是一个军官尤其如此。甚至退伍和退休人员倾向于再穿很长时间，在家里和公共场合，他们工作服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失去了肩章的短上衣，高靴，一顶军帽，一件大衣，向每个人（也提醒他们自己）提示他们所属的级别：因为一旦被掌管，就永远被掌管。在这些方面就像新教徒的牧师一样；就一个海军人员来说，由于他白色的底领，这种相似性更强。
　　
　　在柜子上层的抽屉里，我们有许多这些衣物，塑料的和棉布的；多年以后，我上七年级时，一套制服被裁成了校服，我母亲对它们进行剪裁和缝纫，弄成高领子的猫灰色短上衣。因为那套制服也是半军用的：一套制服的短上衣，配着一个搭扣的腰带，匹配的裤子，有喷漆帽舌的帽子。一个人越早开始把自己看作一个士兵，对这个体制就越好。这我同意，但我憎恶那颜色，它暗示着步兵，或更糟，警察。它决不配我父亲的深黑大衣，上面缀着两排黄纽扣，它暗示的是夜间的大街。当他解开纽扣，你会看到下面是深蓝色的短上衣，缀着另一行同样的纽扣：晚上灯光朦胧的街道。当我们从博物馆一起步行回家时，我斜视着他：“街道位于大街里”——这就是我对父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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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哈德利我后院这里有两只乌鸦。它们很大，个头像渡鸦，每次我开车到家或离家，首先看到的就是它们。它们一只挨一只出现在这里：第一只，出现于两年前，当时，我母亲去世了；第二只，出现于去年，就在我父亲去世以后。要不然，那是我注意到它们出现的方式。现在它们总是一起露面或同时飞走，它们是很安静的乌鸦。我尽力不看它们；至少，我尽力不观察它们。不过我还是注意到它们倾向于停留在松林里，那片松林开始于我家后院的边沿，倾斜着蔓延了四分之一英里，到达一处草地，其边缘是一个小峡谷，峡谷边有一对大卵石。我从不因为期待发现它们，两只乌鸦，在阳光下休眠在那两块卵石的顶上而走到那里。我也尽力不发现它们的巢。它们是黑色的，但我注意到它们翅膀的内侧是湿灰的颜色。只有在下雨时，我才看不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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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50年，我认为，我父亲被遣散了，根据共产党政治局的某种规定：犹太血统的人不应担任高级军衔，这种规定始于——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他当时主管对军事力量的意识形态控制。到那个时候，我父亲已经四十七岁了，可以说，他不得不重新开始生活。他决心返回新闻行业，返回他的摄影报道。然而，为了这样做，他不得不受雇于一家杂志或报纸。那结果是相当困难的：对犹太人来说，五十年代是坏年月。反对“无根的世界公民”运动全面展开；那时，在1953年，出现了“医生放毒案件”。它并未结束于通常的大屠杀，只因为它的发起者，斯大林同志本人，突然，处于病症的最低点，蹬腿了。但是，很久以前，以及一段时间以后，空气中充满了谣传：共产党政治局计划报复犹太人，将所有这些“第五段”的动物迁移到西伯利亚东部，迁移到叫做比罗比詹的地方，接近中国边境。甚至有一封信在流传，由最著名的“第五段”个人——象棋冠军，作曲家，和作家——签了名，包含一个向党中央委员会的请求，以及向斯大林同志本人的请求，请求允许我们，犹太人，用在远方的艰苦劳动挽回我们使俄罗斯人民遭受的巨大伤害。这封信从那时起的每一天将会出现在“真理报”上，作为驱逐我们的借口。
　　
　　然而，出现在“真理报”上的是斯大林死了的公告，尽管到那时我们正准备着到远方去，并卖掉了我们的立式钢琴，反正在我们家无人能够演奏（尽管我母亲邀请远房亲戚教我：我没有任何天赋，在耐心方面甚至更少）。不过，在那种氛围里，一个犹太人和非党员被杂志或报纸雇用的机会是令人忧郁的，因此我父亲开始流浪。
　　
　　有好几年他在全国当自由职业者，和莫斯科的农业展览全联会签了合同。这样，我们的桌上偶尔会出现一些奇迹——四磅的西红柿或苹果与梨的杂交植物；但是工资相当贫乏，我们三个仅靠我母亲在市镇发展委员会做职员的薪水活下来，那是我们的荒年，正是那时我父母开始生病。尽管这样，我父亲仍能看到他爱交际的自我，他经常带我到城里看望他的一个海军朋友，他如今开了一个快艇俱乐部，照管着老造船所，并训练年轻人。这些人很多，而且总是乐于去见他（总的来说，我从未遇到过任何人，男人或女人，对他心怀怨恨）。他们中有个人是国家商船的地方主编，一个名字听起来像俄罗斯人的犹太人，最终雇用了他，直到我父亲退休，他都在列宁格勒港为那个出版物工作。
　　
　　看上去他一生大部分时间花在走路上（“记者，像狼一样，靠爪子为生”，这是他常说的话），在轮船，水手，船长，起重机和货物之间。其背景总是一片镀锌般的水波，桅杆，船尾大部分是黑金属，上面写着这只船的母港的开头或结尾的白色字母。除了在冬天之外，他总是戴着有喷漆帽舌的黑色海军帽。他喜欢接近水，他热爱大海。在那个国家，这是抵达自由的最近道路。甚至有时候看到它就足够了，他观看它，为它拍照，持续了大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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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程度上，每个孩子都渴望长大成人，盼望离开他的家，离开他难以忍受的巢。离开！进入真实的生活！进入宽广的世界。进入他自己主张的生活。
　　
　　最后，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暂时，他沉浸于新的憧憬，沉浸于建造自己的巢，沉浸于制造自己的现实。
　　
　　后来有一天，当新的现实被把握，当自己的主张被实现，他突然意识到他的老巢不在了，那些赐予他生命的人亡故了。
　　
　　那一天，他感到像一个突然失去了原因的结果。巨大的损失使它不可理解。他的心——被这种损失弄得毫无遮蔽——在收缩，并进一步增大了这种巨大的损失。
　　
　　他意识到他年轻时追求“真实的生活”，他离开了那个巢，使那个巢失去了保护。这真够糟的；不过，他可以归咎于本性。
　　
　　使他不能归咎于本性的是，他发现他的成就，他自己制造的现实，并不如他抛弃的巢那个现实有效。如果在他的生活中曾经有过任何真实事物的话，它正是那个巢，难以忍受而令人窒息，他如此急切地渴望从中逃离的巢。因为它是由别人建造的，由那些赐予他生命的人，而不是由他建造的，他对自己努力的真实价值知道得太清楚了，可以说，他只是使用了给定的生命。
　　
　　他知道他制造的一切事情是多么任性，多么故意而有预谋性。最终，所有这一切是多么短暂。即使它持续，他能把它付诸使用的最好方法是作为他手艺的证据，关于手艺他可能有些吹嘘。
　　
　　不过，用尽他所有的手艺，他决不能重建那个原始而坚固的巢，那个巢听见了他生命的第一声啼哭。他也不能重建那些使他走到这里的人。一个结果，他不能重建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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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父亲和我准备好了那笔钱，她去了疗养院。然而，她并非为那些丢失的钱而哭泣……在我们家里，泪水很罕见；在某种程度上，这同样适用于整个俄罗斯。“把你的泪水留给更严重的时刻吧，”小时候她就告诉我。恐怕我的成功已经超出了她对我的要求。
　　
　　我猜她也不赞成我写下这一切，当然，我父亲也不赞成。他是一个自尊的人，当应受谴责或极讨厌的事降临到他身上，他的脸呈现出一种酸酸的然而又是一种挑战性的表情。似乎他在对某种从一开始就知道比他强大的事物说“跟我试试”。“你还能期待这个人渣别的什么？”这是他在这种场合会说的话，他会因一句话而顺从于人。
　　
　　这并非某种禁欲主义的痕迹。任何姿态或哲学，无论多么简单抽象的艺术，在那个时代的现实中是没有余地的，该时代通过要求向他们对立面的总数完全顺从的方式来折中每种确信或顾虑。（只有那些不曾从拘留营返回的人才声称不妥协；那些返回的人几乎像其余人一样柔顺）然而那也并非犬儒主义，在完全无尊严的状况下，这只是一种努力保持脊梁挺直的方式；使眼睛保持睁开。因此，流泪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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