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杨牧：诗人在体制面前如何保持创作气节？

来源：腾讯书院

2013-07-05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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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诗人杨牧
　　
　　主题：网络文化与意识形态
　　
　　主讲嘉宾：杨牧（台湾学府派诗人、散文家）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杜维明（新儒家派学者，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主办：腾讯文化
　　
　　【观点1】：杨牧先生接触了学术上的各方面挑战，所以他也是用很强的异化心态创造了一种特别感人的心声。这种声音从后现代来看是非常平实的，虽然平实但又带来了一种人性人文关怀的光辉，有一种很强烈的浪漫情调。
　　
　　【观点2】：知识分子不只是挖知识，不思考别的事情，不观察大自然，或者不观察社会问题等等，知识分子当然要把这些东西跟别的创作、别的观察、别的评论夹在一起，我想那样才是一个知识分子，不是只是看书而已。看书的目的是为了出来的时候看天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观点3】在中文系里面，还应该是从文学史开始。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一个学期、两个学期或四个学期都不算太多，尤其是中国文学史。
　　
　　【观点4】做诗不能避开典故。而且典故有力，可以使你在两行、三行或者四行之间好像传达了一首诗、三首诗、五首诗不同的意义。
　　
　　【观点5】一般诗人都强调自己横空出世，不太愿意承认在大学里面接受的教育，尤其是不太承认在大学接受了中文系的训练，
　　
　　【观点6】我个人非常重视诗的音乐性，如果没有音乐性的话这个诗不是诗歌，也许这是吟诗的传统，也许是习惯的传统，从音乐开始。
　　
　　异化心态带来的感人心声
　　
　　杜维明：各位大家晚上好。我是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的院长。
　　
　　首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杨牧先生，我们认识大概有54年了，当年一起读东海大学时就已经认识了。他是杰出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从事诗歌创作的时间非常长，以前在相当长的时间他用“叶珊”的名字。大概是五十年前，他在台湾写了很多诗，有深刻的民族气息，同时也有国际的视野。
　　
　　他在东海大学毕业以后，在国外从事学术研究，到过美国爱荷华有名的文学创作研讨会，那里有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在那个时候他特别心仪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一位西班牙的诗人。在那个时代对政治的抗议、对人文的关怀和对诗人的敏感，他通过翻译洛尔卡的诗，后来在写中文诗的过程中间就有了比较性。他走了一条联合的学术路线，在伯克莱大学跟陈世骧教授进行合作，大家知道陈教授是北大的，在诗歌创作上面很有造诣，在伯克莱主要教中国的古典文学。
　　
　　同时在纯粹学术研究方面，他也在1985年担任过教授陆机文赋的老师，同时作为一个资深教授他也担任过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学哲学所所长。
　　
　　以我们大家对他的了解，他是一位把诗歌当做生命的诗人，一位学养非常深厚的诗人，他的诗的敏感度特别值得大家的赞赏，可以说是代表了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民族的气息非常浓烈。他可以说帮助台湾建构了一所大学，他在这所大学里服务了很长时间，就是现在台湾的国立东华大学。
　　
　　在伯克莱，他与两位教授，一位叫卜弼德（Peter B. Boodberg），来自白俄，可以说是当今最杰出的汉学家，他们的交情非常深。还有一位是切斯拉夫·米沃什，大家知道他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是波兰人。他们三位每周四都聚在一起谈天，米沃什有一首长诗是描写他们三个人在一起谈天的故事。
　　
　　杨牧先生接触了学术上的各方面挑战，所以他也是用很强的异化心态创造了一种特别感人的心声。这种声音从后现代来看是非常平实的，虽然平实但又带来了一种人性人文关怀的光辉，有一种很强烈的浪漫情调。
　　
　　他最欣赏的诗人之一是爱尔兰诗人叶芝，爱尔兰的文学和英国文学之间有相当有趣的张力，爱尔兰说英国人给了我们语言，我们懂了英文，但是我们给了英国人文学。
　　
　　受美国的“太阳下海” 景观写出《瓶中稿》
　　
　　杨牧：谢谢各位老师，谢谢陈老师，我觉得很荣幸可以坐在这里。谈一谈我自己的感想，还可以听听各位年轻朋友的意见。我没有准备，不过我刚才听一位同学朗诵《瓶中稿》，我觉得可以做一点思考，可以从那边开始。我写《瓶中稿》诗的时候，那位同学说1972年，大概没有错。读完我的学位以后去了美国东部一趟，然后又到美国西部，回到西雅图。朋友问我为什么？我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嫌英格兰雪太多，而且太远。另外是西雅图比较近，我说比台湾近一点，回到台湾比较容易。
　　
　　可是在那里我有一个大发现，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一个发现，因为我虽然在伯克莱的加州念书，我从来没有想到在那样太阳是下海的，我们平常说太阳下山，结果在那里太阳下海。到了东部的时候可能太阳是下山的，结果现在是到西雅图，太阳又是下海的，就觉得很奇怪，非常矛盾，读书跟平常的观察好像都不太合。
　　
　　这个主要原因，我现在谈到《瓶中稿》的原因是因为1972年有一天我一个人开了一部很破破烂烂的车子，到华盛顿州的海边去看。而且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在下午看海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海水在这里，其实根据物理学家伟大发现的话，跟在花莲、跟在亚洲东部的海水应该是连起来的。我就从那里思考开始胡思乱想，就开始构思一首诗，就是《瓶中稿》。那个地方是西岸，我在诗里特别提到花莲好几次，而且有一次在快结束的时候一反我的常态，我平常不太喜欢用“啊”或者“呀”这样的字，不晓得为什么就写了“啊”这个的字，我想不符合我的身份。我的意思是在这里向海水走，走到海边走三尺的样子，远远最靠近这个地方的太平洋海水在东方以后，应该退后三尺，靠近我花莲老家那里，再走七尺的话说不定就海啸了。那时候世界上还没有什么海啸的新闻，印度尼西亚的海啸还没有发生，我那个海啸纯粹是幻想。因为小时候在台湾东部的花莲不但台风很多，地震很多。在地震的时候，我记得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地震以后大家传说马上就海啸了，所以我就非常紧张，从小就对海啸到底是什么充满了幻想，所以就把这个观念给写进相当知性的、像在做数学题目、讲物理道理，但可是说的是怀乡的一首诗。
　　
　　知识分子不是只挖知识看书是为了知道天下发生什么事
　　
　　这么多年我常常也会被问到我的选择，像今天下午，有一位朋友就问我为什么会选择要做一个知识分子？同时你又写诗，又创作别的文学作品，这个不是跟知识有一点冲突吗？我的意思就是知识分子不只是挖知识，不思考别的事情，不观察大自然，或者不观察社会问题等等，知识分子当然要把这些东西跟别的创作、别的观察、别的评论夹在一起，我想那样才是一个知识分子，不是只是看书而已。看书的目的是为了出来的时候看天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作诗是因为受了山、水、云彩、海的感染
　　
　　讲到创作诗这一方面，我自己最在乎的是文学创作，那有人就问我为什么你会特别挑文字的知识来做？我就常常来想，可能跟我小时候生长的地方是有关系的，我常常这样想。或者这是一个借口，并不是我要做诗，而是因为我受了山、水、云彩、海等等这些的感染，觉得好像接近大自然，甚至有神鬼的感受。像我的想象力一样其实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那种感受，促使我从另外一个方向思考观察大自然、自然界，甚至人情感受这些东西。
　　
　　懂中文意味着能够说文解字
　　
　　我自己对创作的事情非常在乎，也非常努力地做。平常我自己的工作是在比较文学这一行里面做研究跟教学，可是我很少只关心文本上的文字等等这些东西问题而已，我常常会把自己从文本支开，到书以外，到文字以外的地方给自己的头脑旋转，来寻找也许跟书本没有太大关系的东西，也许这个就是读书不求胜解的意思。不过因为我运气很好，碰到非常严格的国学老师，像刚才提到的陈世骧先生，他大概是八十年前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他训练我一定要把训诂，才能谈学问字。再加上Peter B. Boodberg，刚才杜老师讲的白俄的老先生，我碰到他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是60岁了，是位老先生。他也是教我中国人不可以不懂中文，懂中文平常只看报、听媒体广播的话不算懂，要能够说文解字，字和文能够讲得清清楚楚那种才是学问。所以我很在乎训诂的东西，可是我又忍不住常常脱离开真正的意识，但是我不管在学术论文里面，从正规的传统脱离走到外面的小世界，假如我自己在做文学创作的时候胆子比较大，而且还觉得我有一个自由可以这样做，因为我现在是在编字典和其他工作。
　　
　　可是这个时候自己常常觉得很快乐，就是我有两张桌子可以换来换去，这张桌子比较疲倦、厌烦了之后就换一个桌子，到这边来从事另外一个知识分子的工作。所以我刚才跟那位朋友说，其实诗人甚至画家都是知识分子，就看他心里的抱负有多大，何况真的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我先把我的感想简单讲一下，我们再来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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