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愤怒》与身体在场的追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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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身体的愤怒》中我们和各种痛苦的、欢乐的、放纵的、逸乐的身体相逢了，但在某些时间段里，我们看到的是身体的苦熬，那些压抑的身体在夜间是一种怎样的景象？ 我们听到了肉体的声音，但各种规矩把自然的声音掩盖在地表之下，或者说太阳掩盖了的，黑夜又还给了它，但这种肉体的声音没有“合理”的空间，它们被当成见不得人的东西在夜幕下漂浮起落，让我们看到的是神秘与滑稽的身体。而通过奶奶的身体、老师的身体，我们阅读的则是不驯服的身体、交换的身体、被摧残的身体和苦难而有顽强的身体。 人们知道越轨的身体会得到权力、秩序的打杀，得到道德的谴责压抑，但没能有什么东西阻止它，身体有时像拥抱苦难的浴火凤凰，像荆棘鸟用胸脯撞击针刺换得嘹戾的歌唱，来迎击任何的暴力。这是追求快乐和物质的身体，这又是造反的身体，从此种意义上看，身体无疑是一种革命，它指向的是那些抽象的压抑人的理念，它把身体找回，在堕落中升华，在堕落中照出道德的虚伪可笑。
“奶奶是个寡妇，但不是妓女，但为了养活儿子，她用自己的身体作为货币流通，因为爷爷是一个私塾先生，很多男人在奶奶的身上获得了一种异样的快感，干了私塾先生的老婆，看到私塾先生老婆的身体使他们快乐，但旱魃到来，人们祈雨，先是用牛羊献祭，但老天无动于衷，于是奶奶的身体派上用场，人们想到了人祭。”
这是道德对身体的审判，让人想起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上吱吱冒烟的身体。身体消失了，无用了，但奶奶的身体换得了全村人把爸爸送到外地读书和大雨倾盆！这对全村来说奶奶的身体变成了大用，对爸爸来说，奶奶的身体也是有用的，以前奶奶用身体换得钱粮，现在奶奶身体的消失换得了他的生！身体在苦难中有时被看的丑恶，有时在所谓的丑恶中我们看到了崇高。
…… 一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不是文人趣味的写作，有一种不是修辞所达到的“真”，这种真，是苦涩，是悲哀，而不是一种“痞”，也非一种对苦难的冷漠。一人在这里是对“文革”的书写，这种书写无疑是极为独特的。张贤亮写意识形态对人的压抑致使性的消失，而一人用身体的反叛反抗“文革”的秩序，性往往是和死亡联系的（人们在高潮到来时愈仙愈死）。而在文革体制下身体的狂欢当然是宿命式的纵欲，性的事件就是政治事件必然通向死亡。老师的死，我宁愿把她看成是一种自杀，用狂欢的自杀，用狂欢来展示生命捍卫生命，老师不是女流氓，在她身上体现的是生／死，政治／性的冲突结构，一人通过老师的被杀的方式来重写文革，在反差极大的叙事情境来表现生命的压抑与狂欢的悖反状态，用性来消解政治来谴责政治，确实令人感佩。 身体的放纵历来是或者说曾经是民间用来对抗官方压制性文化的有效方式，（所谓诗人的放浪形骸，历史上诗人“宁肯石榴裙下死。不愿媚骨事公卿。”或者在酒里醉生梦死），正统的官方的文化一直是身体的道袍，压制身体欲望，刘小枫在《丹东与妓女》中说，“就个人的身体感觉来说，没有人民公意道德插手的余地，身体的享乐本身没有罪恶可言”，但是很多的人借用“人民公意”来来反击身体的放纵，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两个巨人，但罗伯斯比尔用人民公意处死了丹东。统治者使文化变成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下，并不是说身体不存在，但那多是在民间的，浮在地表的话语不是身体叙事，像《十八摸》这种民间的对身体的描写最为典型，在强大的国家机器下，比如在中国的“文革”，身体的自然性往往也会起来反抗，在那些严重性压抑的年代，人们事实上并没有停止身体的活动。 从这样的意义来说，一人把男女的性爱关系当成“干革命工作”这是对那种所谓的神圣进行颠覆。对张三的女老师来说，性就是政治的反抗，政治就是性的压抑；所以对于那个极左政治至高无上的时代，还有什么比用性（这种最见不得人肮脏的东西）更能亵渎政治的呢？ 回到身体，回到被文化和意识形态遮蔽的身体，回到身体叙事无疑是文学的一种进步，诗人于坚针对“诗言志”提出了“诗言体”： “几千年，说的都是‘诗言志’，但杰出诗人创造的无不是体，是自成一体，而不是自得一志。（大诗人是自成一体，小诗人是自得一志，所谓‘表现自我’）……诗并不是抒情言志的工具，诗自己是一个有身体和繁殖力的身体，一个有身体的动词，它不是表现业已存在的某种意义，为它摆渡，而是意义在它之中诞生。诗言体。诗是一种特殊的语体，它是母的，生命的。体，载体，承载。有身体才能承载。犹如大地对世界的承载，生而知之的承载，诗是这种承载的一个转喻。没有身体的诗歌，只好抒情言志，抒时代之情，抒集体之情，阐释现成的文化、知识和思想，巧妙的复制。我理解的诗歌不是任何情志的抒发工具，诗歌是母性，是创造，它是‘志’的母亲。……二十世纪开始的中国汉语新诗，就是一次诗言体的革命，它革的是体，要创造的也是体。” 也许一次次的虚妄的东西使作家终身找不到自己，人们把握的惟一的真实的东西只有身体本身，于是大家转身走向身体叙事，从诗歌的下半身写作到美女作家，人们唤醒身体，让身体像文学的既定的秩序冲击，这不仅仅是一个叙述策略，而是身体的本然“因为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
三 在“下半身”祭出的反叛主义旗帜上，沈浩波为诗歌开列了一个大扫除的清单——知识、文化、传统、诗意、抒情、哲理、思考、承担、使命、大师、经典、余味深长、回味无穷…… 但是我们从约翰·奥尼尔区分并指出身体有５种类型，（即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来看，仅仅满足于生理学的肉体写作，拒绝纳入自然、社会、文化构成，换句话说，纯粹的生理学写作，大概只能居于浅层次的肉身化写作；但写作不能只是仅仅肉体的生理功能性的，“肉体的形式则与美学相关”（别尔嘉耶夫），我们一方面克服抽象的唯灵论，把灵魂精神和肉体对立起来，另一方面也不能仅仅把身体（肉体）理解为物质的和生理的现象，如果肉体丧失灵魂的特征，只能是一堆会蠕动的肉！别尔嘉耶夫在《论人的奴役和自由》里提出“灵魂生命渗透在整个肉体生命之中，如同肉体生命作用与灵魂生命一样”“肉体的形式是精神-灵魂的形式。”但是我们从一人的小说里读出了人的身体陷入绝境的痛苦，这是他超出一般打着身体写作者的地方，他的所谓的那些身体因为无法承担灵魂四列的痛苦，而走进身体的张扬，但身体张扬最激烈之处，恰是人最虚弱之处，这是一些灵魂无所归依的孤苦流浪的肉体！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身体写作，人的存在只是彻头彻尾的肉身，灵魂的缺席，是放纵的肉体更加空虚，这在“下半身”写作里特别显明，没有灵魂的身体是一种轻飘的身体，也许正因为灵魂使身体沉重，才使得很多的人把身体变成肉体的放纵，但放纵后的身体哪，就像一片废墟。我们反对灵魂在肉体之上飞翔，更反对灵魂缺席，如果肉体仅仅是肉体的话，那么人又会步入另一个肉欲的深渊，这种两难的处境正如刘小枫所言，“肉身是要死的，但灵魂不是不死的。肉身有自己的为灵魂所不具有的感受性和认知力，灵魂也有自己的为肉身所不具有的感受力和认知力。这良种感受性和认知力的分离，正是人们可以从窗外日益渐浓的现代之后的‘主义’风景中体知到的秋寒。” 一人的小说对身体在场的追问，使我们不得不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学是把灵魂放逐，把灵魂精神和身体对立起来，还是灵魂把肉体包含在自身之中，并使肉体精神化，向肉体传递另外的质？我以为我们必须抓住后者的手，攥紧他，用文字播撒在秋寒中寻找温暖的足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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