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汉文化独立写作是否存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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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语境下汉文化独立写作是否存在可能
或许西诗对摹仿式写作具有启蒙性，因而写作的根已植入西方文化之中了，加上全球化语境中某些善良的殖民意义，这类比较高层的摹仿式写作还无力借助本民族的文化力量获得彻底的解放。无论如何，摹仿式写作说是受其影响也好，说是深有体悟也好，说是获得真谛也好，都是一种摹仿式写作，而非真正的汉文化创作，以致严格地说来，中国还没有真正独立的诗的汉文化写作。 中国新诗在摹仿式写作过程中，受指导的也是西方诗学理论。一些聪慧的中国诗人意识到摹仿式写作所带来的致命性文化缺陷后，也试图建构中国的诗歌理论，但是，写作上不具备汉文化的独立性，理论上也就无法形成自己的诗学体系。虽然有一些进入学院的诗人在努力地做着这类工作，但是，还是陷入那样一种困境，在不具备文化独立性的写作状况下，他们的努力的结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摹仿西方诗学。即使讨论摹仿式写作的此文，在一个漫长的、营造得比较完善的摹仿写作的大语境中，也不可能一下子在较大程度出其左右，也得借用西方诗学，来讨论摹仿式写作如何令汉文化写作失去其独立精神等问题。 中国新诗在理论和写作上摹仿尽了西方诗之后，因其再度无法创新而即刻陷入无助、迷茫状态。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当代诗连突围的勇气与精神都消失殆尽。一度，中国当代诗做过突破“摹仿式写作”这一屏障的努力，但同样出于摹仿式写作的中国新诗理论让汉语写作者感到无助。那些认为自己的诗作是天启式的诗人，也被这样或那样的事实摧毁掉最后一点自信、损耗最一点信念后，一部分天启式写作者开始寻找一些理由顽强地支撑自己残余的信念。不太承认自己的写作受西诗影响当然也得有一些依据，因而他们把语言于诗的功能发挥到了较高的水平，而且在现代主义阴翳蔽天的情形下祭出“诗首先要美”“诗最终也要美”这一诗歌太阳。这一诗学层面上的标准是否能排除他们的写作就可以不受西诗的左右呢？理论上是鲜明的，但作品中界线就较模糊了。 另一部分则是“走到摹仿式写作尽头”索性宣告失败。这些悲壮的文化英雄折断“钢笔”，焚化掉案头上足有几尺高的诗稿，处理掉长期放在枕头下与自己日夜同眠的欧美诗选集，用对诗的深深歉意外科手术般地剔掉深嵌在心灵上的诗人烙印，把已成铅字的代表作当作纸钱烧化祭奠完自己的青春岁月后，含泪、无歌、调头而去……。这些辍笔的英雄意识到了摹仿式写作不可能短期内就结束，更神秘且有一点悲壮豪迈的心理则来自于，既然无助于汉文化的独立写作，就不要再玷污汉语以及诗了。 与其相反的是还有更大一部分——则是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否陷入摹仿式写作，或者还没有被摹仿式写作激发起汉文化自尊心，仍然无羞无耻或无休无止地写着一些并不具备汉文化独立精神的非汉文化诗。不过，这一部分写作让我们总还感觉到希望，他们不做信念的叛徒，但他们并不轻松在于，他们不一定能担待得了汉文化诗的未来，但他们承受着诗在现在遭遇到的所有问题。我们对这类写作的希望在于还有诗在承担问题。 假设某种摹仿式写作不具备汉文化独立精神，在表达上又那么维妙维肖，那么这类诗是不是可以说是一种汉语言“译体诗”？的确，这类写作无法排解全球语境的笼罩，对生与死的思考不是源自汉文化的异质性思考，对自由、幸福、死亡、迷茫等等大的主题也没有来自汉文化的切肤体悟，即使进入一个有所体悟的思考，也像是带着伤残的灵魂逛街，游走在他人的梦幻之下，闲荡在集体的回味之中，徘徊在挂满且还在垂泪的祭品的集市上一样，既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也不可能接近目的地，最后，自己的体悟最终淹没在他人的最普通的情绪、伤痛与思考中。 这类诗的形式是否像西诗，这是不必忌讳的，这类诗甚至毫不忌讳什么。语言上的碎片法、诗句无理由地割裂、气口纷乱、表述的无限循环与复数折返、重意象的突然前置并反复强调、核心词语的错位关连、关键语义的双核化等等，都极似西诗汉译的表述。酷爱幽冥的时间，迷恋典雅的词句，有时则突然地异常先锋，一点儿也不害怕最当代的时间不是诗的时间、最当代的词汇不是诗的词汇这类魔咒；异族花卉植物、不曾见识的异禽奇鸟、莫明其妙的他国地名、上帝、神祉、西方古堡等等在这类诗中要承担汉语责任。 在全球化语境下，西方神祉的使用（这个词没有对神的不敬之意）已经没有什么界线了，但他们的象征在一个无宗教的语境中借用其意义，其意义的诚信对于一个位中国诗人的诗，对于个东方诗人的表达，可能并没有多少诗义上的诚信可言。也可以说，神之词能体察我们的痛苦，但无法表达我们的痛苦，或者说他能理解东方的苦闷，但不能确切地表达我们的迷茫。在这类写作中，那些类似于上帝一样漂亮的语词，那些让“译体诗”写作爱不释手的西式经典词汇和意象，只能像上帝一样告诉我们，我可以到达，但并不会替你发言，并告诉我们，爱你们的汉语，爱你们东方的词吧。是的，即使你口袋里长期装着一本《圣经》，谁也能区别你眼睛的黑与肤色的黄，即使誓言你是在为全人类表达，但少有人认识汉字。 还有另一层次的摹仿式写作比这要高明得多，无论他们承认与否，这类写作属于高层次的摹仿式写作，他们义无反顾地全盘接受了西方诗学，但他们的特点是有能力并且很快地融西诗精神于无形，因而超然于西诗之形，忘我于西诗之态。有一种理论认为，这一写作的源泉可能来自对现实生活的西式体悟，来自学西方人思考，也有可有受西诗的启发，或者认为其启发源自西诗，而描写的是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悟，或者干脆受西诗的启发，只不过现实生活成为这种启发式写作的表述对象而已。 启发式写作当然要比纯粹的摹仿式写作要显得无形得多，如果摹仿式写作有层次之分的话，这类摹仿式写作属于脱胎式，读者在这类写作的作品中找不到西诗的影子，虽然可以在横向比较中找到一些类似的西诗，但它们之间的距离确实有一个启发那么远。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启发虽然可能构成两类诗之间的距离，其中的微妙关系也难以让人找到它们究竟是形似还是神似，是脱胎还是换骨，但这类写作毕竟还是源自于西诗的启发，它还是无法完全脱离摹仿这一说。 摹仿式写作一般不被写作者承认，理由是摹仿式写作只是一种方式，甚至可以理解为类似于中学写作文时的一种方法，它可以在走出中学校门后轻易被否认，不承认摹仿式写作是否把国门比作校门了？诗属于艺术品，以其特征显示其独特价值，诗又是极讲究表达意涵的艺术品，诗意可以大于一切，中国古已有之的得意忘形说，与中国新诗的所有理论追求并行不悖，即使形式主义理论也并不怀疑这一观点，因而，似乎可以不必追究一首诗究竟是摹仿式写作呢，还是天启式创作，实际上，不加追究的理由只能是这类写作的价值确实在诗意与内涵上有了其独特意义，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不能表达汉文化语境下的独特文化意涵，这类写作还真不如放弃对西诗的高攀。 当然，每一种写作都在尽其所能地做着跳出摹仿式写作魔障的努力，事实也是，写作自觉不自觉地陷入摹仿式写作，但写作者从一开始就把“创作”当作自己的写作高标，而另一个事实是，在目前状况下，跳不出摹仿式写作魔障的诗人们，试图建立自己的诗学理论，来与摹仿式写作划清界线，中国新诗的诸多理论中，不泛真知灼见，其体系也基本能佐证自己的写作是沿着“自我创作”的路径在行进，但是，绝大部分自构型诗学理论与自己的写作存在较大距离，甚至理论要精于写作，理论原则并没有贯彻到写作行为中来，也说是前面所说的理论鲜明，作品中界线模糊。这类诗学理论在阐释自己的写作时，也只是自圆其说，或者说，自构型诗学理论在解除摹仿式写作之嫌时，本身具备的力量完全可以撕掉“摹仿式写作”这一标签，而对于具体的诗作时，它就像广告之于毒奶粉一样，广告不妨碍毒奶粉生产，它也不能保证诗作是不是“摹仿式写作”产品。 即使如此，自构型诗学理论仍然为这类写作提供大量的理论幻象。在理论的影子下，这类写作者的笔尖只要能踩到真实的字词句上，他们就认为写出了“诗”。当然，任何理论只要能成立，它就不应该遭遇歧视。西方的一些诗学理论的发端也是如此，只不过，西方的这些诗学理论，大都有一整个诗歌流派给予支撑，即诗写作与理论是切合的，并且相互作用，而且并不脱离诗的核心原则，甚至很大程度上扩展了诗核心原则的内涵，进而发展了诗歌艺术，使诗关照人类命运的视域更广阔，更锐智，也更深远。人类某些一度不被诗关注的领域，也由此进入诗，有些文化盲区从而得到诗的光辉的普照，为文化所避讳的人的某些层面，被诗激活从而让人类对命运的思考有了更多的支撑。 的确，比较是为了鉴别，中国的某些诗学理论无法指引写作者或是作品发挥更多的文化功能，更无法在人类思考过程展现启智性作为，这套诗学理论幻象的炫丽面目的确让人目不暇接，但实质上对自我创作都发挥不了作用，更不能说会作用于一个诗派的写作。这样的新诗学理论反而更加阻碍了诗写作苏醒，阻碍了诗人摆脱摹仿式写。 在此总体状况下，这些幻象式诗学理论，多爱以格言的方式对其加以归纳、总结，然后独享其专利权。某些诗歌主张甚至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决心。如果对这些理论格言再探究竟，还真不知道这些理论源自何诗何派何种类型的诗，假若是出于一位诗写作者之手，那么是诗投下了这道奇丽的影象呢，还是这些影象给诗穿上了花衣呢？而我们尽可能地将诗与理论结合起来看，但是，互不为据让我们只能欣赏诗，或是只能欣赏理论。或许诗学理论因其摹仿西学而走在了写作的前面，那么，要一个读诗者在理论中等待诗，或者将诗搬上一辆自备的马车去追赶理论，恐怕所有的读者都不会愿意贡献出自己的知识与想象才能。
抵抗因采用不朽的美而显得无力 信任美是诗人的天性，美也是诗人天启的力量，但是在数化主义社会，美对于不同的生命体具有不同的意义，传统意义上的美对于当代意义中的某些生命个体是非美的。这不能责怪人的审美功能退化，也不要惊讶人的审美向度的折转，或人的情趣的低级化，而是整个时代在数化的语境下，社会行为赋予一些事物非本质的意义。从更远的时代看过来，美也在迁衍，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再到马尔库塞地、阿多诺以致福柯、罗兰·巴尔特、布尔迪厄关于美的不断地重新定义，就可明白美的非永恒性，而雨果、波得莱尔、洛特雷阿蒙（《马尔多罗之歌》）撩开一层浓雾绽放出另一个层面的美，但是他们把一种可怜的美置于另一种更悲哀的美的面前，我们可能侥幸地置身于这个关系外，我们会为丑而惊叹----或者说为信天翁之美而惊叹，如果不幸置身于这一关系之中呢？我们会成为兽类眼中的什么呢？人还会那么自信地说，再美的猴子也不会比人美吗？如果没有了这一点自信，我们只会为牺牲常态的美而百感交集、委屈不已，甚至亮出我们的标准牺牲我们对立面的东西。 这是数化赋于社会的一个当代性问题。就当代性这一问题，有理论认为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方法，而非当作一个历史时期及其特征，将其方法化后其功能和文化特征成为可美化时代的力量，尽其可能地展示它的对于现时代的意义与社会发展的价值。这与自然事物的非当代性与当代性两个方面有可互证的地方，农业时代雾具有非当代性，而数化社会或者说工业化社会、信息化时代，雾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它生发的慌乱、恐惧、不安、焦虑、厌恶、敌对，以一种疾病似的情绪、以雾一样多变的形式弥漫开来，当数化社会赋予自然事物以当代性，我们对雾的美丽的顽固居守，只能承受更大的伤害，只能加大人对一个事物的怀疑，进而怀疑我们居守的现实的文化环境。雾进入诗而后的意象力量，会分裂我们的思考，涉雾诗可能有多个层次的诗意，但我们是侧重于它的当代性呢，还是回味它的传统美呢，假设我们是理智的，尊重“诗最终也是美的”，但数化社会无法让我们忽略它的当代性时，人也不能仅凭经验理解眼前的事物，那么，具有永恒意义的美恐怕就会像雾一样令人生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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