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汉文化独立写作是否存在可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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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首先是美的，最终也是美的”是人们的曾经的经验，人们也十分想理解诗首先是美的，最终也是美的，“诗首先是美的，最终也是美的”在何种语境在何种意义上是成立的呢？美有感性美与理性美，诗有情绪美、意蕴美、音韵美以致抒情美，这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唐式美，这类美最多只能带来浅度的感觉上的呼应，那么，这一种美对于当代诗究竟有何价值？其实，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诗对此就曾抛弃，那个年代杨炼、江河、北岛、顾城就因为抛弃此类美而让我们觉得诗展现突破的端倪，让人们认为“诗有了发展”而欣喜，这是诗走向清醒的过程，类似于策兰淡化美或去美丽的过程，而为了让诗创造一种全新的精神气候，语言上更清醒，抒情上更真实，思考上更理性是一个必须达到的指标。 当诗际遇到“问题”，写作需要在哲学的层面上思考、解决问题，那么，固守诗的唐式美就无法让当代诗达到这个目的，何况，社会的数化程度越厉害，诗遭遇的问题就会更复杂，仅一愁一绪一叹一嗟一美无法胜任此类大思考与大主题，能够直面数化社会诸种苦难，并建设新的精神气候，仅仅有感叹与忧愁是不够的。
“多美啊，从神圣的睡眠中 令荷尔德林感叹的美是令生命的苏醒与重生的力量，把美置入生命之内而非感觉之上，那感觉对美的把握将存留于灵魂之上，而且诗赋予重生与苏醒的力量十分理性，就像一条河流赋予所有生命四季一样。荷尔德林《莱茵河》睡眠、树林、凉意、水不在描写之列，而是在生命的体悟之中，它们的美在诗中不仅仅只具一形一体一动一态，而是在生命之中化为结晶，它的光泽虽然照不亮当代诗，但他给予了美与诗的恰当关系。当然，有如此之说并不是因为有许多评论将荷尔德林定位为“哲学诗人”，更不是因为他擅写“思想诗”（荷诗译家顾正祥语），就刻意在他的诗中挖掘思想，而是在于他启发我们认识到：一形一体一词一句的（感官的）美不是当代诗的美。 就像前面谈到的一样，逆向审美可以令人原谅当代性的本质，但是实质上当代性确实是一个时代的特征，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就像数化，它比当代性离我们更近，它既是这个最贴近我们的时代的特征，也是我们遭受其害最多的一种方法。如果硬是要原谅它的本质上的毁灭性，它也只能作为一种思考方法，把它所破坏的一切标明被破坏或是被死亡的原因，即使如此，这一态度也显得过于温和。就象我们追寻数化主义之源一样，文明被审判多少次之后才能意识到数化作为一种方法更改了多少事物的性质。这个事实证明数化的非正能量性质，而让人类趋势朝向人的本性发展，美德、人性（善的）、无私、公正、客观、自由等等，在数化社会中，被数化这一方法抽去了它们的真正内核 ，而仅剩下一串符号保存在《论语》《孟子》和诸多文献中，但是已经被异化了的具有不同意义的它们却作为条件与理由构建人的生活态，支撑着人的生活行为，使人的所有要求都具有正当性。理由充足的“有条件型生活”让人类行为大大地超越了美德、人性（善的）、无私、公正、平淡、理性、客观、幸福、自由给定的行为半径。超越了这个半径，美就成了恶习，爱美也成为恶习之上的恶习。 美德、人性（善的）、无私、公正、客观、自由、欢乐是美的，但诗现在要思考的是它们的当代意涵，诗目前要思考的是它们消亡的原因，被异化后产生的文化结果；诗要思考的是它们的本质为何只停留在辞典与解释上，是要发现它们离开人的前因后果，而不是重温这些美。当然，作为现实数化会分解诗的注意力，数化不可以让它们在人的行为、人存在原则上苏醒、复活，而是把它们的永恒意义移置到人的感觉与回应之外。 人的存在原则消亡其实意味着“人”已经死亡，目前人表现的只是另一种意义的存在，人已经异化了人，“人类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可能性”②，在弗朗索瓦·利奥塔那里他们被命名为非人。因为没有美德、人性（善的）、无私、公正、客观、自由、欢乐这些人类存在的条件，人生活的场域就是一片荒原，这才是诗要体察的，诗不能因为美而排斥对这类非美的察看。
“四月是残忍的月份，哺育着 一些美好的事物让人吃惊，不是因为他们美，而是她们不忍美，艾略特进一步说：
“那本来可能发生的事是一种抽象， 在当代荒原之上，数化主义让美与丑互换了位置，这一变化，一些信息在增加，一些信息在消失，一些应该增加的信息在消亡，一些本该减少的信息在繁衍，一些本质意义的事物在消失，这个世界成为幻觉，“即对一个完美的、完成的、犯罪造成的、完善的、达到存在和实在顶点的、已尽其所有可能的世界的幻觉”④。美与丑互换了位置，真实与虚幻互换了位置，人也与它物互换了身份，人在这个幻觉的世界批量制造完美的罪行。值此，诗只有具备密涅瓦的猫头鹰的视角，才能发现那些美丽的罪恶；诗只有具备永恒的可能性，才能指明谁在终结现在；诗只有具备了反对上帝的理由，才能唱出马尔多罗之歌。诗清醒、宁静下来了，美丽的哀歌才能昭祭灵魂。
“如果我哭喊，各级天使中间有谁 美不屑于摧毁人，而人惊羡是因为美的宁静与清醒，惊羡还在于诗无法与美一样保持宁静，姑且不论人何以不屑被摧毁，回到诗对美的取值上来，就得考虑如何建设诗的美。 完美的精致的有价值的诗形式与内容当然是分不开，但在写作中这一区分是有的，写作中形式是外和内的一个分界线，将令里尔克惊羡的、而宁静得不屑于摧毁我们的美潜置于内，还是追求策兰所厌恶的美，反过来可以判断一首诗是否是完美精致有力量有价值的。 美的是否是真实的？有价值的是否就是真实的？后者是成立的，前者只有在美得有值价值，才是真实的。而我们往往错解艺术价值，并较多的取决于形式上的成就，形式上的美统领了或者否决了内容中的美，而写作是要反过来，让内容的美统领了或者融合形式上的美，达向一致性，美的诗才可能是真实的。“艺术作品只有通过具体的否定才会是真理性的”⑥。“具体的”就不是概念性的，大多摹仿式写作中的诗反复抒写死亡、痛苦、失根，但因为大得空洞，大得人云亦运，大得概念与个别事物不能重合，大得不关涉一个具体的对象，大得不具体因而其美也就没有否定的力量。真理存在于世界，写作中真理体现在具体的事物上，对于一种艺术关照社会的哲学逻辑的具体起点，同样适用于做诗的基本起点，这个起点甚至可以是一个在写作中含有哲学焦点的水与树木。同时，“真理性是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并非浮现在作品的结构之上，犹如超越事实性的彼在，而是包含 在作品的精致品性里和内在的一致性中。”⑦ 真正说来，大与具体只有在诗中才能达成一致性，而且只能在其内在部分达成一致性。而数化促迫万物向人看齐，诗就得坚持世界变化之外的某些一致性与原则，但事实与此大相径庭。数化对文化的占有与利用，让这个时代，一天一个花样，数周就有一个时尚，数月就有一次流行，但缺少新精神气候。数化褫夺了诗的文化权力，消解了诗的社会价值，但是诗也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自身的立场与原则，以致其情趣也暴露出不良嗜好。 一首诗的某种时代特征下的文化属性，往往会借助艺术观念来左右作品，“当作品为人所充分理解后，其精神本质便成为其本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组织只是本体的一种显现，而本体则是组织的分离或对立面，这便阐明了现代性那种嗜好贫困肮脏的现象，以及相应那种厌恶华丽愉悦的情趣。”⑧ 现代性的这种嗜好与它自身的特征有关，而于诗本身的高超宗旨无多大关系，如果诗偏重华丽、愉悦、意味、优雅等等情趣，而见低于优雅、高贵、大方、责任这类本体的旨义，那诗是在求败于阿多诺所指的现代性，或再次求败于数化时代的当代性。 这个时代是一个利益上的理性时代，审美上的极端感性时代，这也是数化时代的核心特征，以此而对于诗，理性要比美更美。这不是出于“美是理式”、“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等等哲人的告诫，而是出于这个时代的非理性特征而让我们有此确认。但是，“有些诗相信美，有些诗是不相信美的”，怎样在这二难中进行选择与确定呢？让不同层次的美与感性的形式和理性的内涵自动列序而入吗？诗可以向美看齐，但感性与理性不可能同时向美看齐，形式目的也不可能向理性看齐，那么写作就是让形式也理性起来。 不妨随着阿多诺认识一下美的物质品性，以及事物在美的物质品性上如何发生位移。“为了使美作为一种物质品性能够安分守己但又能藉此抛弃形式上美的东西，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做法。相反地，必须把形式主义原则视为历史产物，必须把握其动态与内容。作为独特实体的美的意象，是与人类摆脱恐惧的过程同时出现的，这种恐惧是对全能的大自然的唯一性与同质性的恐惧。由于美的事物能使自己脱离直接的存在，并且能够谋求一处神圣的领地，因此依然挪用和保存着那种恐惧。”⑨ 任何写作都不能破坏美与全能的大自然的唯一性与同质性，形式非理性，形式将不能与具有物质品性的美保持一致性，诗所关涉的实体的美的意象就不会在表达（行为形式）中构建和大自然一样令人敬服（恐惧）的审美活动，那形式就是一种形式，而不是表达神圣的美的行为的形式。行为形式是伴随着美的物质品性推动写作向前寻找、推动思考向前发展的一种运动，写作不能藉借一种错误抛弃形式上固有的东西，也不能摆脱恐惧停止思考，将写作中的行为形式缩略回概念意义上的形式上来，概念意义上的形式可以承载一个实体和一个美的意象，但那个经过缩略的形式中的那个实体和那个美的意象将停止运动。摹仿式写作大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就我看来，无论是创作式写作，还是摹仿式写作，形式是物质的，表达形式与物质与自然力量具有同质性和一致性，当美以独特实体的意象展示她的力量时，形式为何发生突变使美非理性化，以致形式与美处于异质状态，真接的可能就是：一形式的而不是行为形式的，二是形式让美简单化了，或摹仿式写作习惯运用的大都是感性化的形式，而在表达到上求得同质，大美就得放弃理性内核。但是理论上诗是要为美提供神圣领地，对于这一点，所有写作者都心理神会，但恰巧在写作行为上，摹仿式写作制造了一个疑问，摹仿式写作的作品，是不是那一处神圣的领地？ 简单的美如何能让大主题发光呢，源于情绪的简单的美，它的有限的能量怎么足以燃烧得令伟大主题永久发光呢？阿多诺强调，次要作品的失败则是偶然的，纯属主体无能所致。一件艺术作品的失败如果表现出二律背反的矛盾，这作品反而伟大，……它冲撞它自己的局限。持诗首先是美的最终也是美的这一观念的写作，要接受阿多诺式的矛盾，因为诗首先要伟大，最终也要伟大。
“诗到语言为止”——诗的温度计 “诗到语言为止”有假真两面，在写作过程中，“假”“真”两面互相抵消了假的或真的，纳入到写作中它其实以无意义作用于写作，由此排解了语言的自然力。假设假真两面在互相抵消中损耗了语言的自然力，那么语言于诗就毫无伦理价值所言，这样一种观念关照下的语言如果在诗中失去了一定的伦理保障，任何判断性阅读就无法分清是与非、真实与幻象了，叙事作品有此遭遇，诗辨作品中的诗义可能立即使质疑即刻转化成可疑的怀疑。 诗到语言为止一语既出，恐怕就有人意识到将给汉语诗带来什么局面，但在不明就里、崇尚新奇或是从众的习性下，语言被众人推至群峰之上，目前“语词”“语言”“词汇”等直接进入诗题，进入诗集，甚至进入诗论集可谓洋洋大观。到目为止，诗评直接从语言、词汇、外延、指称开始的真是不在少数，有些诗评大部分讨论内容，但最后总会有不少篇幅评论其诗的语言功能、特点、语言的独特性，以及词语的歧义使用等等。语言和词汇几首被诗写作者和诗论者圣化了。如此圣化语言，还不是语不惊人死不休那种意义上的认真，而是把语言当作诗的全部、诗的唯一。 诗的对象是世界，语言与世界万物有着对称关系，但是语言不是世界；从艺术的角度考察，语言与世界又具有非对称性，因而世界才需要艺术、需要诗。语言可以摹写万物，但只有一个完善的艺术形式才能表达世界，即使说床是一个理式的理式，那与床对称的词也只是床的这一理式的摹本，那些关于床的一大堆语句也只是一个理式的一大堆影子。借助柏拉图来说明语言与世界的非对称似乎有点套，也不那么令人信服，但数代时代令人信服的科学技术也还有到达不了的陌生领域，何况艺术面对的精神世界。在物我不能融回贯通的数化时代，人只能通过语言述说世界，但要表达事物的存在与本质，则需要有一个完美的艺术形式，才能刻画揭示事物的存在与各个事物的关系，而要从事物的存在关系中获得人所需要的信念和启示，则首先需要诗义来理解事物的存在与存在关系。 事物给予人类的智慧与信念就在事物那里，只有完美的艺术才能获取。就语言本身而言，对于万物，语言是沉黙的，事物反而一直在言说。这还不同于诗学理论中所说的语言的沉黙，语言的沉黙是指在事物的本质面前，在事物的存在关系上，自身的表达逻辑以不能达到光辉的对称而蜇伏在事物的声音里，这一道理如同木匠的床不能完成床、艺术家的床不同于木匠的床一样。 只有在事物面前才显示出语言的如此本质，或者说只有事物才让语言暴露出如此本质，那么，谁是谁的影子，谁是谁的声音？只有通过书写与诗才能展开辨伪，因而，诗到语言为止无论有多层涵意，也不能认为语言就是诗的全部。 诗到语言为止似乎道出另一真相，诗总是失败于语言。这在于语言无意义与沉默，或诗是否赋予语言以意义。有一种理论认为，语言是万物的意识与反应，如果仅仅强调语言作用，语言作用于意识所反应的可能是事物的可识别意识，但并不客观真实，这一理论最后强调，只有语言载承了诗义，才有可能呈现事物的存在关系，才能找到需要的启示。还有一说认为，语言是诗的原素，但语言不是诗义的原素，构成诗义的语言表达揭示了事物的诗性，诗的语言撩开一缕轻烟展示事物的本质与存在的是诗意，即使有这种关系，即使有这种可能，但终究语言不等于诗，就像线条、色彩不等于画一样。这一类对于语言的认识原始质朴但有一定的灼见。 由于摹仿式写作过份强调语言，以致出现另一极端现象：摹仿式诗写作中存在造词倾向。就造词倾向而言至今还无法弄明是出于诗的本能呢，还是受到了“诗到语言为止”的怂恿。造词的准则是新奇，所达到的效果也有规约——奇妙、惊耸、骇人，推陈出新是其预期的效果，目的在于抛弃陈词滥调，出新出奇，直取诗义，避免语言陈旧出现谎言反复。 观察大量的诗作品，发现造词造句达到极致的程度，并出现层次上的区分，一是某类造词显得勉强，牵强，附会大于辞源性意义，因而失去了准确性，其实呈现诗意并不依赖朦胧与模糊，当然，突破辞源性意义本来是造词的目的，但是过于附会后，最后得到的词发生了极端性萎缩，以致连本身的语义也丢失了，以致进入诗中大都语焉不详；另一类造词多采用暴力手段，词的气势有了，但十分生硬、粗暴、野蛮、玄冥、失智，语词的姿态也就少了气度的支撑，意域很广但失去了精准与微妙。诗促进了语言的发展，但此类造词，让语言堕入遭受破坏的危险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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