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汉文化独立写作是否存在可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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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者夜歌》、《词语》和《最后的词汇》前后贯穿两百年左右，构成一个对所涉事物以及对诗的考证通道。虽然前后贯穿两百年左右，同时又可以凝聚在某一点上，从各自可以互为原点来看，虽然三首诗表达的对象处于不同的文化条件中，但事物的命运走向极具一致性，极具同一的根据性。考证通道中生命、事物、语言三种生命形态以及三生命的处境、遭遇、发展与结局，由语言起，到语言止。《最后的词汇》中一个生命从久远的时间中走出来，以另一个姿态站在时间最前面，遭受两百多年前的一个事件在自己身上再次发生，遭受两百多年前的一个事件在生命中以不同的形式发生，《最后的词汇》承接了两百多年前的一个事件的多种可能的结局，也就承载了两百多年时间，承受了两百多年中的所有一切，而这还不是“最后”。那么，两百多年后的一切也顺着考证通道回溯到《词语》与《夜歌》中，《流浪者夜歌》和《词语》分别在两百多年前、一百多年前就承载起两百多年后《最后的词汇》中的一切。苦难各不相同，但命运一样；思考不尽相同，但际遇的问题一样；书写各不相同，但最后的事实一样，虽然相距两百年左右，《流浪者夜歌》、《词语》和《最后的词汇》遭遇的结局一样：
“我看见自己的影子 《光辉的词汇》以及《最后的词汇》（苏三诗）的初衷并不在于阐明一个理论问题，但把它当作关于词汇的理论诗，却无意中揭示了词语在许多留白副词形容词的围观下，拥挤的信号、记号、标志、标识、暗示、隐喻、象征还是无法展示诗中一系列事物的独特和个别的关系，因此也无法获得格奥尔格所珍视所祈求获得的诗义级的“宝石”。词汇的个性宿命（还不能说是本质宿命）由此诗揭示出来。这种情形下，如果过于相信词汇就是迷信宿命，要是固执到那样程度，还不如连诗也不相信。
我们可以回到初始处，默认词语就是关系，仅只是关系。“‘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指出词与物的关系，它指明，词语本身就是关系，因为词语把一切物保存于存在之中”。20 词语与物的关系不会因为词语在诗意的渴望中本身意域发生改变、拓展而改变事物的存在，即使关系形式改变，物也因其存在而不能有什么新生。同时，在“词语本身就是关系”中，诗可以把她在语言上取得的经验独特地亦即诗意地带向语言而表达出来，这里，唯一的要求就是“独特”，唯一可达到的目的也是独特。
写作是整体活动，只有摹仿式写作可以把这个整体拆分开来有所侧重地进行。既然写作是整体活动，关于写作的种种局面不能单挑出词来锁定所有问题，也不能单挑出词来让它承担整体的诗、整个写作的所有责任，更不能单挑出词来承担词所不堪的重负。归结到词语，诗写作采用的的抒情、叙事、禅（不同于阐，禅释更适于诗）释等等表达，其实是关于词语的不同性质的运动的活动，抒情、叙事、禅释这类活动是词的关系式的运动，词与词、语言与事物的关系式的运动，这一活动不在于命名了什么，而在于什么事件正在发生，在于历史中的事件重新发生、未来事件提前发生在当前、在写作中，在于历史中的事件以什么性质再次发生在哪一个场境，在于现在的事件发生后与过去时的事件、与未来事件有什么关系。词语的关系式运动更在于揭示一系列事件发生的动因，也只有在词语的关系式运动中，事件发生的根据才能被揭示。假设简单地强化词语的重新命名，看似创举，其实简化、缩略了词的功能与责任。 有分析认为，诗写作热衷于摧毁，是无法创新后的亡命与逆反行为，或者以为摧毁就能创新，但是我们不相信后者有如此的浅薄，毕竟中国新诗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虽然一百多年对于艺术太短，但中国新诗是在西诗的高起点上开始写作的，在西诗的起点上，中国诗在经验与理论借鉴中，从艺术史中找到了一些捷径，正是由于西诗提供的高起点与捷径，写作一开始就碰到了一些本质性的问题，而与中国古典诗词相比，中国新诗并不具备汉文化独立性，因而在本质性问题面前，就有了许多粗暴的、盲动的行为，摧毁是其中之一。 这里的摧毁不同于黑格尔所说的运伟大之思者，必行伟大之迷途；不同于洛特雷阿蒙拒绝美丽打倒美好；不同于波德莱尔以审丑为起点给美穿上破衣烂衫；不同于约翰·阿胥伯莱把圣地犁成农场；不同于庞德把钢铁植物化；不同于默温向所有敲叩者关上一扇门，不同于金斯伯格把嚎叫叫成警报、对祖国也要嚎叫三声，同样不同于马拉美的去人性化，针对于形式也不同于策兰对用滥了的语言的清算，甚至不同于马拉美所认为的诗歌创作就是摧毁生命中的某一天，或者死去片刻，而是直接指向表达体系，直接指向价值体系。在重新命名草率完成的过程中，摹仿式写作在形式上已经找不到可再摧毁的东西了，在数化社会的呼应下，唯有审美体系价值体系还值得“摧毁”来摧毁，因此，不理解即予毁灭，不接受即予以颠覆。 这里不谈关于形式所受的损伤。但凡一首诗能深入到文化层面，那一幅景象大都满目疮痍，虽然不是生活的景象，但诗中确实一片狼籍。有价值的东西如信仰、美德大都置于非人文的境况来加以挑衅、嘲讽、解构、或进行非人性化处理。即使五千年前的东西，只要有它的一致性或递进性，放在人性的目光下，她本来没有义务承受诗的诅咒，她的瑕疵也有其社会的阶段性，人性的目光下发现不了她有悖于人类的地方，但当代诗将视角进行性质上的调整，甚至有些诗故意将视角错置，以模拟异类的如兽性（其实兽性并非如此）视角来察视那类东西，从中挑出所谓的异化的因素，就像波德莱尔用信天翁看水手，这一类的摧毁并非源于人性的力量。如果是否需要摧毁的检验标准源自互换后的蝇眼和鼠目，那人在蚂蚁的眼中就十分可恶了，可是，诗不是为异类工作。 互置人类与异类的视角，置换人性与兽性的视角来察视世界，那么这样的诗对现在究竟能理解多少呢？实际上互换了视角来看世界，也未必看到了世界的真正面目，因为这样的诗中流现的大多是空泛的痛苦、苦闷、死亡即景，这些关涉的主题很大，但很空、很笼统，基本上没有称得上具体、独到的感悟。实际上，现实的世界有许多“人的不适应性”，深刻、自然到了即使互换视角也无法发现的程度。现实的世界有许多“人的不适应性”，而且数化程度严重到了将人置于更抽象更空洞更平面更非人的境地，但现实世界也还没有必要借助兽性的原则来摧毁。 人性失去文化意义上的原则——人性生物化后，现实世界的“不适应性”才越来越严重，在这个厉变过程中，人有哪些行为促进了这些变化呢，人号称的文明究竟适应何种世界的何种文明呢，人还是否保留了“人”的本质呢？事实上，“因为二十一世纪的人，无论是文化行为、生命动机，还是终极存在目的，都发生了本质性变化。比如现在的人拒绝思想，不再需要用艺术交流情感与思想，只需要用符号和文学交流信息就可以了；在社会生活中，上帝基本上被收藏进人的文化精神神龛，某某主义也不再是生存目标，这些都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的文化特征。行为特征表现为消费一切，既消费商品，也消费精神产品，在日常生活中甚至连爱情都是消费品。人对物资与利益有着苍蝇驱臭、蚊虫嗜血般的绝对嗜好。人的一切行为仅仅只为创造利益，而绝不再创造在未来更具适应性的文化价值，这种变化用‘人越来越物化’已经不能说明问题所在。人的存在目的与哲学、宗教、科学的命题大相径庭。如果以全球拥有如此特征的人的平均多数为起点来衡量人的本质是否已经变化，中国人在达成这个平均数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人本质再一次较大的变化就可以从第二个千禧年到来的前后算起：二十一世纪的人，只用了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就把哲学、宗教、科学、政治、文学艺术几千年努力取得的成就归诸于零了。”21 卢梭对于以上这种有预期的可能性中的社会风俗也十分焦虑，“如今，对于一个人，不问他是否正直，而只问他是否有才华；对于一本书，不看它是否有用，而只看是否写得好，对于有才的人，我们滥加奖励；而对于有德的人，我们却一点也不尊敬；对于夸夸其谈的话，我们给以千百种赏赐；而对于美好德行，却一种奖励也没有”22。诗置身于这样的一个世界，面对这样的一种人性，摧毁完全是多余的，而且也与诗的精神背道而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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