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人:读起伦组诗《一目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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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源接近的对话 ■远人
诗人起伦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开篇就论及英语诗人“很少谈到传统”,即使有人使用,也不过是“惋惜传统的消失”。对当代汉语诗人来说,艾略特的话确乎令人羡慕,因为现代汉诗缺失的恰恰就是传统。自汉语走向白话文以来,不论是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还是闻一多的《死水》等等在文学史上占据显要位置的现代诗歌都不足以构成我们今天能召唤起的“传统”。当我们回顾现代汉诗走过的崎岖之路,差不多可以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更多的是在九十年代,汉语诗坛才出现了值得我们在今天论及的有分量的诗歌作品。但严格的说,即使是那些有分量的作品,是否就能构成我们所需要的汉诗传统还有待时间作出论证。我想说的是,从八十年代末及九十年代开始的当代汉诗,已在对襁褓期的强行挣脱中,作出了返回诗歌本源的不懈努力。 不过,要回答什么是“诗歌本源”,绝非一句简单的话就能给出答案。从根本上说,诗歌受缚于诗人的感受、想象、激情、冥思等非理性质素。但恰恰又是这些非理性质素,构成诗人与自身及世界进行对话的有效中介。缺乏中介对话的诗歌实际上称不上是诗歌。将文字分行是轻而易举的简单之事,但在分行的文字中赋予表达中的美学/感性体现,才能强有力地建立起诗歌被其自身所创造和确立的属于诗人的个人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被唯理主义与科学化侵占的地盘也才拥有被美学/感性夺回来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要夺回这一地盘,“诗人之思”先得让位于“诗人之在”。有什么样的“在”,才能决定有什么样的“思”。在这方面,起伦的组诗《一目十行》为我们提供了在与思的对话典范。 需要尽快阐明的是,起伦这组诗的总题本就有所蕴意。把《一目十行》拆开来看,是起伦匠心独运地把总题下的每首诗歌都以一个字为题。包括有《塔》《鸦》《琴》《镜》《雨》《梅》《河》《水》《火》《鹰》《草》《墙》《鱼》《雪》《山》等二十余首十行诗。稍加留意的话,我们还能发现这些题目无一例外,都直接指向了“物”。“人”与“物”的对应,构成了诗人世界中主体与客体的对应,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就因为“物”是一种定型的存在方式,或迟或早,它都迫使人的感性要将它当做自我的客观对应物来承认和接受。这种承认和接受一旦完成,就将不知不觉变成埃米尔•施塔格尔所说的“互在其中”的“抒情性”,从而达到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毫无间隔的互融状态。
在这组诗中,起伦达到的互融状态极为饱满,我们先看起伦笔下的《塔》: 这首诗的起笔令人惊讶,尽管弗罗斯特认为诗歌的最后一节才至关重要。但“塔”的存在所唤起的诗人之思在“瞬间便呈现了理智与情感的复杂经验”(庞德语)。物所存在的本体位置被开宗明义地强调,能出乎读者意料地展开作者的经验生成,同时为经验的传达建立一步到位的坚实立足点。这个立足点不仅是认知方式的立足点,更是思维方式的立足点。只有拥有它,才能将装饰性的修辞从文本中迅速分离,使诗人隐藏的思维活动呈现出与客观事物相关联的物质基础。在诗歌中,这一物质基础便是语言的本质表述。起伦的语言干净、隐忍,毫不拖泥带水。它不仅在事实的叙述中携带了作者的潜意识体验,还蕴涵着作者个性化的情感投射。伴随体验与投射的双重突破,读者的审美才紧随诗歌进入到诗人的世界。 诗人的世界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在《塔》中,起伦将“孤独”定义于诗人的世界。这种“孤独”,不单纯地是缘于物质时代的诗人尴尬身份,而是诗人在穷究“物”的核心之时,感受到外在于主体的召唤。召唤引起尖锐的共鸣。它促使诗人将目光扫视在常人容易忽略的“草丛”、“种子”、“野菊”、“霜露”等呈现对应物之上,甚至它还扫视在诗人想象中的“雪”与“红狐”这些饱含情感激荡的具象对应物之上。它也恰好印证了艾略特所说的“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集中后所发生的新东西”这句耐嚼之言。在艾氏眼里,“这些经验不是‘回忆出来的’,它们最终不过是结合在某种境界中”。这种境界在起伦笔下,始终展现出缄默的品性与风度,它在吸引读者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带给读者对诗句全神贯注的打量与抚摸。
应该说,没有哪个诗人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拥有被人甘愿抚摸的质地。但绝不是每一个诗人都能做到这点。起伦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在这组诗中始终保持他与叙写对象之间的思辨立场。他根据自己的观点和需要,驱赶着一首首短诗生成出思想与情感的螺旋发展。这点在《火》中有着强烈的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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