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江河：“文革”语言对汉语的伤害是犯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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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应该至少掌握一门以上外语 欧阳江河：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讲了一个带有寓言性质的内容：一个小男孩突然不长个子了，这实际上是用肉体影射思想上不再成长了，思想好像是6岁人的智力就够了。这就正好迎合希特勒的想法，老百姓不用有思想，能够打仗、生育等就可以了。 有一个美国媒体人写过一本书，他干了一辈子的电视工作，在一家有名的大电视台做到总监，突然有一天他罢工了，因为读了《铁皮鼓》后醍醐灌顶，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美国的电视规则是，做让9岁孩子完全能看懂的节目，如果高深，这一档节目就要去掉。这个媒体人就说：完了，我们已经不懂词语了。词语是最复杂的形式，现在我们只看得懂影像，语言这种生命存在方式被侵略了。 后来这位媒体人辞职，五六十岁跑去读书，重新从阅读进入生命。因为语言可以导致一种内心的返回。为什么我使用复杂的中文？复杂的汉语？而且把中文和汉语融为一体，比如我的《悬棺》一版用的汉语，一版用的中文，一种非驴非马的语言，我认为语言能够把我们带到复杂的层次，因为这，我们的生命才会有深刻、幸福。 法国的思想家布尔迪厄有一次被记者问到：你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的语言。他的回答非常有意思：没有其他的任何理由，就是我不能使用《铁皮鼓》那种到了6岁就不再长个子的语言，只要我停止使用复杂的语言，我的生命，我的思想就会偷懒，就会停止思想，就会变成一种行尸走肉，活着的死人的一种状态。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美国诗人庞德曾经说过：诗歌的语言是一个种族的触觉。整个种族假如有感觉的话，诗歌语言是最前卫的触觉，如果诗歌语言停止它的精细、准确、复杂和深刻的话，这个种族都会活在一种比较惰性、简化、标准的模式里，这是非常可怕的。而诗人的功能和职责，就是要保证自己的母语在一种复杂、费解、精细和有深度、有高度的状态中运转、呈现、挖掘。 顾彬先生对中国作家有非常深刻的批判，他是希望我们作家，灵魂最深处的语言工作者能够更好地学习外语，至少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因为这样会多一种生命，不是打开窗口和交流的问题，而是一种存在方式。一个人的身上有两个人、三个人的生命，这种生命的丰富性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新一代人会在外语的能力上，以及在比如互联网带来的存在空间、虚拟世界、虚拟宇宙的虚拟本身其实正在变成我们更重要的一种存在方式，更重要的现实。 我还记得拉康有一个论断：现实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词语。——所以词语本身正在变成我们的存在方式，如果我们只是把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像凳子一样坐的工具，这种理解是肤浅的。我们现在都认为肉体是我们最重要的存在方式，其他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肉体的，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词语是最根本意义上的存在方式。人所有的感受、交流、爱恨情愁，都是依靠语言来传递的。肉体只是语言存在方式的外在延伸的一个器官，一个物理形式而已。 这次思想广场概念的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现实，但是它提供给我们的要比真实还要真实。我们在思想广场散步，相当于康德所说的最重要的两个东西：一是道德率，一个是头上的星空。思想广场既是道德率，也是头上的星空，我们在这里散步，既是思想、词语，也是生命的散步。 “文革”语言为什么会留下来？ 顾彬：我很想知道中国“文革”语言为什么会留下来？你能给我解释吗？ 欧阳江河：50年代大学毕业的那一代人，受的教育其实是有很深重的“文革”文化痕迹。“文革”的语言其实是有一种，我举个例子，波兰有一个诗人也是获得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写过一首诗说的是波兰战后在苏联阵营统治下，从村长到党的总书记在谈到政治问题时、思想问题时，他们使用的语言，从口气到思想的深度，到使用的语法、词汇到智力上一模一样，这就有点类似于中国从“文革”之间可能从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市长、省长等人所用的语言、词汇一模一样。 当年的军事化斗争已经给“文革”语言定了调，就是斗争、批判、骂人，把你一只脚踩下去，让你永世不得翻身等等。所有这些语言最深处的隐喻是来自斗争，来自战争状态，而不是和平。所以那一批人只要在批评时，使用的语言、语法的那种紧迫感、严重性、语气所使用的词汇立即回到了“文革”那个时候。其实我可以很优雅地表达我的分量，他不懂这个分量，这就是语言水平导致生命质量的降低。 上次我在思想广场与中国最伟大的男高音做对谈，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一位美国的歌剧老太太把他弄到美国去，但后来把他弄得没办法生存。他与老太太决裂时，有一次老太太把他弄成非法移民，他在美国待不下去了。他想对老太太表达愤怒时，就说：我必须用“文革”。他查了字典，把所有英语的脏字眼都查出来，说可以讲两个小时，老太太笑了，这些脏字加在一起，一点都不是骂人。后来他觉得要证明语言的状态有两点，一是点菜，一是骂的优雅，把对方骂的无话可说，这证明了他的语言水平。20年后，他给老太太打电话，气得老太太直喘粗气，这就是他的表达方式。“文革”把我们的愤怒都给规定了，愤怒都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变成了一个统一的自动话语的东西。 再回到顾彬先生这个问题，其实“文革”语言对汉语的伤害甚至是犯罪，我们必须加以清除。我从语言，不从纯政治的角度。这种伤害到了当代又进入到商业的广告，包括我们讲的影像语言、媒体语言、网络语言等等。有时它赋予我们语言一种更有活力、更灵活、更当代的特质，但如果我们完全听凭其他元素的伤害和引领，有时会走向一个反面，有一个副作用，而且我们自己都认识不到。 我们对诗歌的看法可能有时会比较偏执，认为诗歌主要是呈现优美的句子，处理我们的情感，是优美的最高象征和体现。我觉得这些都没问题，但仅仅这些还不够，因为尤其当代诗歌要与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真实的现实产生直接联系，而不仅仅是一种交流意义上的关系。我始终认为，最高意义上的诗歌，除了体现人的生命状态，还要承担一种认知状态，它有时必须是一个绝对，一个真理，一个虚无。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一个文明的体现。 我记得有一位大作家说过一句话：只有大作家才有世界观。现在中文的写诗，由于自改革开放以来35年的努力，很多不同的人，包括小说家、媒体朋友的写作者，网络、手机语言写作者的共同努力，造成了语言生态意义上昂首阔步的前进。在这里诗人起的是语言推进器、加速器的作用。由于种种努力，现在的语言已经呈现为一种非常复杂、非常丰富、非常开阔的生态。但是现在很多诗歌只写一种，反而越来越小，对我们认识的世界，我们的思想没有什么深刻的影响和呈现。作为文明，很多当代诗歌出现了退化的、萎缩的状态，只写优美的句子、小感情、小感受是不对的。 现场提问 提问一：我比较担心的是当代小学生对于汉语的使用。我曾经辅导过初一的学生写作文，他在作文中使用很多流行词语，比如神马都是浮云，教授是“叫兽”，我不知道怎么引导他。 欧阳江河：这个问题有意思，活生生地呈现了一个小孩开放、天真、干净的心灵。同样表达自我感受的方式，绝对不会出现在20年前，我想也不会出现在20年后，他反映的恰好是我们这段时间媒体使用的、交流中使用最多的网络的语言。你用的是“大人”的表达方式，这种方式像投影一样投在了这个小孩的意识层面。 那么他的自我是什么呢？他的自我只是简单的接收和反射。其实小孩不是聪明不聪明、天才不天才的问题，我女儿2岁、3岁时，我天天晚上带她散步，就给她乱说。她现在能写不错的诗，语言方面很多时候是我在她2岁、3岁时乱讲的结果。对不起，讲多了。 提问二：现在都在推广普通话，我们怎么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 顾彬：我们在母语外真的能学好其他语言，但你怎么用是另外一回事。我小时候妈妈带我去维也纳，所以我第一种语言听的是维也纳语，它的发音很软，我在德国北方学的发音很硬、很粗，我没办法模仿他们。 现在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写作时我需要比较特别的词，我就经常与维也纳人见面，偷走他们特别的词。经常看他们的作品，还会背下来，这样我保留他们的语言，但我们只会一种外语还不够，应该学好多。比如我能够很好的保留中文，我现在也在用，也用中文写作。我的英文还可以，但我不敢用英文写作，因为好的英文比较复杂。我不能用特别好的中文，但我的中文还可以，没有错误，我自己很满意。所以想要保留这些语言，你不是每天复习的话，它们都会离开你。你的问题我只能够这样回答，你每天应该练习，原来听到的或者说的语言，不要让它失踪了，现在中国满洲人的语言已经消失了。一种语言说的人太少，就连我们最重要的母语也会缺少很多。 录音整理/桑青 供图/桑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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