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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慈江：从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一首诗说开来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于慈江
2015-06-12 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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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的出走与打起精神
　　——从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一首诗说开来

　　于慈江

　　我再一次读你的诗,
　　一个无所不知的富人,
　　一个无家可归的乞丐,
　　一个形影相吊的移民写的诗。

　　——节选自扎加耶夫斯基诗《读米沃什》[1]

　　（一）

　　近日由于要参加“蓝色东欧”诗歌研讨会，有机会静下心来细读波兰当代诗人米沃什（CzesławMiłosz，1911-2004）和扎加耶夫斯基（AdamZagajewski）的诗歌。也因了这一难得的机缘，经由这些文字，捎带着“结识”了这些诗歌的汉译译者黄灿然、乌兰、周伟驰和李以亮等诗人。

　　在延伸阅读的过程中，扎加耶夫斯基诗歌的译者李以亮的如下两段话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人们读诗以及写诗，说到底，都不是完全没有目的的——你可以说没有那么切近、那么功利、那么短视的目的，但放远了看，无论如何，还是至少有一个目的：读诗、写诗，必须使读和写的人感觉到，虽然世界混乱，不乏邪恶的阴影，虽然生活似乎只暴露出它暴力、喧哗、压抑、无意义的诸多方面，但并非不值得我们在每个早晨为之醒来。

　　所以，如果你的诗总不能让人感到这一点，总不能有助于建立起人之生活的信心、希望、梦想，或者，只会告诉他们生活已经告诉他们的，——甚至更糟，甚至一味打击、毁灭着人们活下去的基本勇气，与他们生存的原始欲望、精神信念唱反调，谁会有兴趣跟你一起无止境地哀叹、愤怒、虚无？如果连这一点也丧失了，我真不知道诗歌存在的意义何在。换句话，我以为，诗歌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这似乎也是一句“宏大”而“明显”的话，但却并非人人确知。[2]

　　的确，好的诗歌作为一种正向的、可称为精神食粮的产品，无论出自于何时何地何人，都应该也一定会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夯实人们生存的精神信念，有益于矫正人们的精神匮乏与畸曲，有益于提升人们登临或期许的精神高度——这既是一首能称得上好的诗歌的底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作为一个可以信手拈来的例子，波兰当代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就在予人以高质量的审美享受和知性愉悦的同时，能使人充分地感觉到，“虽然世界混乱，不乏邪恶的阴影，虽然生活似乎只暴露出它暴力、喧哗、压抑、无意义的诸多方面，但并非不值得我们在每个早晨为之醒来”。

　　且看他的一首诗《试着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吧》（Try to Praise the Mutilated World）：

　　试着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吧。
　　别忘了那长长的六月天，
　　以及野草莓、葡萄酒和露水。
　　还有那些荨麻，不枝不蔓
　　长满流亡者废弃的家园。
　　你必须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你望着那气派的游艇和轮船；
　　其中一艘有着长远的前程，
　　而其他的注定在咸腥中湮没。
　　你曾见过走投无路的难民，
　　你也听到过刽子手们欢歌。
　　你应当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还记得那些时辰，我们一起
　　待在白房子里，窗帘飘动。
　　冥想重返乐声骤起的音乐会。
　　你秋天在公园里采集橡子，
　　而树叶在大地的伤口上飞旋。
　　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吧，
　　连同画眉鸟掉落的灰色羽毛，
　　以及那柔和的光，
　　它迷失、消散复又折返。（于慈江译）[3]

　　扎加耶夫斯基这首乍看并不如何打眼的诗其实非常有名，由该诗以乌兰等为代表所给出的汉译版本达五、六种之多即可约略看出。[4]笔者如上所示的译文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譬如，原诗第四、五两行分别是Thenettles that methodically overgrow/theabandoned homesteads ofexiles。其中的副词methodically被不同的译者按照最基本的字典义项，分别省事地译成了比较抽象、比较书卷气的“有条不紊地”（乌兰），“有条理地”（黄灿然）、“井然有序地”（李以亮）。笔者以为，还是不妨从植物本身的属性着眼，将这个英文副词“将植物就植物”地就译成“不枝不蔓地”，将这两行就译成“还有那些荨麻，不枝不蔓/长满流亡者废弃的家园”为好。因为我们说一个东西很枝蔓，是说它条理性差；说它不枝不蔓，则是比较有条理的意思。荨麻本身作为一种蔓草，一种到处蔓延的蔓草，却居然能不枝不蔓地长满、爬满流亡者废弃的家园——这样一种更为直观的悖谬景观更具冲击性，留给人们思考的余地也会更大一些。

　　再譬如，原诗第七行是Youwatched the stylish yachts andships。其中的形容词stylish在不同的译者那里，分别被译为“优雅的”（乌兰）、“时髦的”（黄灿然、姜海舟）、“漂亮的”（李以亮）。笔者以为，考虑到它所修饰的是体量巨大、不乏气势的游艇和轮船，还是以将该形容词译成“气派的”来得更为恰切和精准。

　　又譬如，原诗第九行是whilesalty oblivion awaitedothers，被不同的译者分别译成“只有带盐味的虚无等待着其它船只”（乌兰）、“别的则有带盐味的遗忘等着它们”（黄灿然）、“另外的，带咸味的遗忘等着它们”（李以亮）、“而咸涩的湮没等待着剩下的”（姜海舟）。问题之一是，无论是将片语saltyoblivion译成“带盐（咸）味”的“遗忘”还是“虚无”，都不仅有过于拘泥于原文的字面含义之嫌，也不免让人费解、费思量——究竟什么是带着盐味的遗忘或虚无？不带盐味的遗忘或虚无该又是什么？其实，与“遗忘”这一义项相关联，oblivion还有“埋没、湮没、湮灭”的含义，一如姜海舟所译。而salty除了意指“（含）盐的”或“咸的”之外，还有“海洋的、海洋生活（气息）的”等含义。在这个意义上，所谓saltyoblivion，无非是“在海洋或海洋的生活（气息）中湮没（灭）”的意思。因此，笔者将这一片语径直译成“在咸腥中湮没”——所谓“咸腥”，正是海洋独有的气息。姜海舟的“咸涩的湮没”与此较为接近。

　　问题之二是，若是过于拘泥于这句诗原文的字面意思和语序，反而会使所译过于欧化，读起来、理解起来不免多少会有些别扭——所谓“等待”（awaited）无非意指命运无可逃避的规定性、注定性。故而，将整句译成“而其他的（船只）注定在咸腥中湮没”不仅顺理成章，也更其自然和易解。

　　然而，扎加耶夫斯基这首诗之所以会暴得大名，主要还是因为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纽约的世贸双子大厦恐怖袭击事件。是他的这首诗，而不是美国本土诗人的一首诗，在9/11恐怖袭击之后不到一个星期，率先发表在《纽约客》（TheNewYorker）杂志上。[5]它通过呼吁包容一个有缺欠的世界，通过期许一个有希望的未来，诗意地起到了安抚9/11事件之后美国普遍存在的心灵创痛的作用。[6]然而，据扎加耶夫斯基自己在美国接受采访时披露：他这首获致前所未有的青睐的诗其实并非直接受美国9/11事件触动而作，而是写于该事件发生之前的欧洲——大约一年半之前，在波兰或德国的火车上；而他在诗中所说的“残缺的世界”（themutilatedworld），首先是指他自己孩提时的世界——记忆所及的孩提时光是田园诗般朴质宜人的，而所处的环境却又的确是并不让人感到愉快的。[7]

　　扎加耶夫斯基这首诗不乏美好的意象，譬如“那长长的六月天/以及野草莓、葡萄酒和露水”，还有“公园”“橡子”“白房子”“音乐会”和“柔和的光”等。但它也并没有回避严酷的现实和令人不免心寒、不免黯然神伤的景象——“流亡者废弃的家园”、得意的“刽子手”和“走投无路的难民”。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努力地想把世界的本相及其复杂性展示出来——荨麻作为一种随意蔓延的蔓草，却偏偏能不枝不蔓地在流亡者废弃的家园生长，实在不免有些意味深长；世界的残缺一如鸟的褪毛掉羽和光的明灭闪烁、飘忽不定，需要人们以平常心淡定面对，而不是一味地沮丧不已或愤世嫉俗……

　　这首诗想要提示人们的是：无论这个世界变得如何可怕，人们身边发生或存在的不起眼的小事情都能充满意义地让它值得赞美、珍惜和留恋，值得不轻言放弃；那一缕虽然微弱但却无处不在的柔和的光不论多么闪烁不定，多么不易捕捉——哪怕珍稀得一如吉光片羽，毕竟还是光，毕竟还是希望。不幸的遭际乃至年龄的增长或老化容易使人对生活失去应有的热情，诗人善意地提醒人们知所警惕和防范。

　　而诗人李以亮之所以会多年坚持不懈地翻译扎加耶夫斯基的诗，固然与他本人作为一位诗人想与扎氏神交、想向扎氏借鉴诗艺有关，更是因为两人诗歌观念比较一致，都相信精神永恒，都相信世界虽然残损不堪，却仍会不断改善，且并无止境。[8]

　　（二）

　　扎加耶夫斯基这首《试着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吧》虽然意蕴深远、富含张力，不拘执于对生活表象的简单描摹和体味，但还是透过对“流亡者废弃的家园”与“走投无路的难民”的人文关怀，触及了放逐或出走、流放或流亡这样一个敏感而又恒常的诗歌主题。在他2003年出版于美国的诗集WithoutEnd（《无止境》）中，直接间接、或隐或显地涉及这一主题的诗歌有不少，包括但不限于《告别兹比格聂夫·赫贝特》《学者的公寓》《游船》《漫游者》《流亡者之歌》《会有一个未来》《给我自己，在一本相册里》《在陌生的城市》《旅人》《休斯敦，下午六点》等。[9]

　　2015年初，中国诗人野岛发表《新纪元中国诗人宣言》，宣称“中国诗人一直在路上”。[10]其实，一直在路上艰难蹀躞或迂曲跋涉的又何止中国的诗人！作为不预设目标的一种陌生化体验与追寻，作为追求心灵极致自由的一种暗示性意念与决心，既是精神灌注又体现为直觉行为的“在路上”早已超越了约60年前美国小说家兼诗人杰克·凯鲁亚克（JackKerouac，1922-1969）同名小说所设定的具体语境和文化氛围（按作者自己郑重其事的解释，是“两个天主教伙伴漫游整个国家寻找上帝的故事”[11]；按当时众多读者印象式的解读，是几个穷极无聊、无所事事的同伴一起外出寻求刺激的故事），成了绝不从众、“一意孤行”、义无反顾的独标异彩或前行姿态的一种象征。

　　纯从诗歌的视角来看，所谓“在路上”，就是诗人杨炼所谓“把所有旅行都纳入一个内在的旅程，去书写一生那部长诗”，“永远出发，却永无抵达”；[12]就是通过目的虽然模糊却又充满希望的执着行路与决不妥协的艰苦行吟，咀嚼历史的辽远与时空的味道，对抗现实的压迫与精神的腐蚀，获取直觉与体验的精神力量，搜寻新鲜的语感与诗意的颖悟或温暖。

　　而作为“在路上”这一永不满足、永不妥协的不断前行姿态的一种极致性表现，诗歌的去国或出走古今中外就从来没有断绝过。譬如，波兰诗人米沃什20世纪50年代初出走，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80年代初出走，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أدونيس）在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多次出走，以北岛为代表的相当一批中国当代诗人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走……

　　诗歌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流浪或智性走神，而诗歌的出走国门与其说是迫于情势或现实压力，毋宁说更是一种精神自觉或宗教式苦行；与其说是为了更好地获得世界性的视野，毋宁说是为了有现场感地置身于一个他者的场域，更好地反观自己的历史与现实。因为，要获得国际性视野不一定非得走出国界，在异域生活——始终在中国大陆写诗和生活的实力派诗人西川就是一个显在的例子。对于流亡他乡或出走国门的两难、凄楚、无奈乃至宿命性，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透过“外部不是我家园，内部于我太狭窄”[13]这两句鞭辟近里的诗，做了最形象具体也最简约精当的归纳与刻画。

　　无论是放逐（流放），还是出走（流亡），就其悲壮、惨烈或决绝的质地而言，本质上并无二致，无非前者是出于被动，后者是出于主动而已——当然，当事者双方心照不宣、半推半就的居间状态也时有出现，且越来越普遍。对于诗歌出走的本质或精髓，已故波兰诗人、诺奖获得者米沃什有过非常精辟、道地的解说：

　　我在哈佛大学作报告时，曾指出：一个波兰诗人无论住在哪里，其真正寓所是他国家的历史……因为他并不是通过空想去揭示人的条件，而是在某个时代、某个地域范围实现这一意图的。[14]

　　这意味着，诗人米沃什虽然长期去国，甚至最终改换了国籍，成了所谓美籍波兰人，但他始终活在其祖国波兰的语言与历史当中。换言之，在米沃什这里，诗歌的出走实质上是出而未走，变而未离其宗。套用阿拉伯语诗人阿多尼斯的名句“我的祖国是阿拉伯语”[15]，波兰诗人米沃什这段话的潜台词就是：“我的祖国是波兰语！”

　　而透过本文前面解析过的《试着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吧》这首诗，我们亦可以清楚地感知到，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很大程度上，是把整个世界理解为一个大的流亡或放逐的场域的。他在本文开篇节录的《读米沃什》一诗当中，把前辈诗人米沃什概括为“无所不知的富人”“无家可归的乞丐”“形影相吊的移民”。这正是一个精神高贵、知识淹博的去国出走者的标配（“无所不知的富人”一句以学养淹博为富，指的主要应该是诗人精神上的尊贵），也实际上可视为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本人的自况。

　　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之上，与其说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对这个世界的基本态度是叛逆的、冷漠的、嫌憎厌弃的，毋宁说是谦卑的、热诚的、悲天悯人的。或者说，他将自己的或诗歌的出走解释为一种命定，设定为一种天然——他只不过是顺势而起、应命而为而已。这正是他在讨论或面对这一出走时的态度低调之至、冲谦之至的根本缘由。这也就难怪，扎加耶夫斯基笔下的野草莓、鸟羽与柔光不仅是鲜活的、有亲切感的，也在不无缺憾和悲凉感的同时，更是正向的、优雅的、值得赞美的。

　　这又很自然地让我们想起了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如下这段话：

　　我从未停止在诗歌中对流亡的真正意义的追问。其实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流亡地。因为人的梦想往往是不能实现的，现实和梦想之间的距离是永远存在的。在诗歌创作、文学创作中，诗人所梦想的，他通过语言所能企及的境界几乎也是达不到的。如今，我对流亡的理解：无论一个人写什么，怎么写，无论他怎么思考，他怎么流亡于世界，他其实都是朝向一个最终的流亡地在前进，这个最终的流亡地就是死亡。[16]

　　一如阿多尼斯所自承，他曾在自己的诗歌中反复追寻流亡的真正意义。他认为，其实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每个诗人——“都流亡于世界”，“都生活在流亡地”。这就把流亡或出走的主题或内涵提升了、泛化了、诗意化了、哲理化了、经典化了。

　　究其实，正是诗歌的流亡或出走，才造成了诗人的不在场或缺席。在去国出走多年的诗人北岛那里，昂然出走的缺席与不尴不尬的在场于反讽之外，于自嘲之余，完成了一场颇具戏剧性意味的、具有精神提升意义和思想反省之功的错位或转换：

　　正因为缺席，才会领悟我们所拥有的空间；正因为缺席，才会探知这镀金时代的痛点；正因为缺席，才会让命名万物的词发出叫喊。[17]

　　中国诗人北岛的这番以奇为正、奇正相倚的翻新或别出机杼——缺席即是在场，在场又何异于缺席——让人不由得想起了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如下的两行诗：

　　我在道路的一侧写作，我必须看，
　　而非仅仅知道，我必须清楚看见……[18]

　　不在于具体处于道路的哪一侧，关键是得能清楚地看见，便于看见。因而，我们才会说，诗歌的所谓出走，无非是诗人野岛所指称的“诗人在路上”的或一体现，无非是选择了道路的另一侧，哪怕是比较冷僻的另一侧——所谓“月亮未被照亮的一侧”：

　　生活实际的一面
　　像月亮未被照亮的一侧
　　并不缺少神秘。[19]

　　（三）

　　2014年3月30日，在中国广州举办的第九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上，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上台发表获奖感言：

　　诗歌仿佛建立在一条窄道上——在这条窄道上一边是可怕的、非人道的东西，另一边是友好的、鼓舞人心的、崭新的、欣喜若狂的东西。诗歌激励我们，让我们抖擞精神，恢复我们的童真，但与此同时也不允许我们忘记困难和痛苦。[20]

　　扎加耶夫斯基所强调的无非是，诗歌作为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是能而且必须让人振作、能而且必须让人打起精神的。另一方面，正因为他特意强调了“诗歌仿佛建立在一条窄道上”这一现状，扎加耶夫斯基这番话又暗含为诗歌本身加油打气，希望诗歌自身打起精神来的意思。

　　与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这段获奖感言不无相关或呼应的是，对于诗歌及其精神血缘的神奇作用与意义，中国诗人杨炼曾经做过很充分的申说：

　　我们知道，确实存在某种贯穿了所有诗歌的东西。每当我们调动生命的全部能量，聚焦于一个句子，就通过写，在贴近它、确认它。我们知道，自己有朝一日也将整个融入它。这是为什么，我写得越多、越久，离所谓“当代”越遥远，却感到屈原、杜甫日益亲近；同时，也对是否“中国”愈不在意，因为诗歌比国界、语种深远得多，它的精神血缘，毫无障碍地流注于不同语言之间，构成一个只有诗人能被允许进入的国度。[21]

　　当杨炼说他已越来越不在意诗歌是否当代，是否中国，不是表明他古典地或激进地选择了无政府主义或“去中国化”思维，也不在于他时髦地认同了“天下一家”的地球村理念，而主要在于他认同诗歌远比国界或语种深远或神圣，认同诗歌作为一种最具世界语意义的文化载体的精神性存在。

　　诗歌作为庇护或安顿人类心灵的灵魂栖所或憩所，首先是一种精神砥砺与寄托、颉颃与望乡、妥协与救赎。诗歌当然是与世界彼此遥相对视的僵持、角力或颉颃，更是一场关注内心的精神望乡。对个体而言，诗歌是一种精神砥砺与灵魂寄托；对世界而言，诗歌是一种沟通性妥协与灵魂救赎。诗歌作为一种妥协，说到底是日常沟通与拒绝这一沟通之间的妥协。

　　关于诗歌的这一妥协性需求，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有过很诗意化的表达：

　　诗歌召唤着我们来到更高处的生活，
　　但低的一切却同样富于雄辩，
　　比印欧语言更有颤音，
　　比我的书籍和唱片更强有力。[22]

　　对“更高处的生活”的召唤正是诗歌作为一种精神需求或生活的表现，代表着一种可观的精神高度——也正是诗人北岛所谓“向上的路”[23]。在这个意义上，诗歌既是精神的，也是思辨的、形而上的。但也正因为“低的一切却同样富于雄辩”，诗歌又是气息扑面可感的，包容具体生活的。或者说，诗歌既是内向的、神性的，也是充分周延的、接地气的。波兰诗人米沃什与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便具有如此充沛的气场和张力。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诗歌既是对绝对孤独的先天性界定，也是对在精神同类间展开的精神交流的一种持续性呼唤。德语诗人里尔克（RainerMariaRilke，1875-1926）便以自己的生命哲学佐证了这一点：“而我们从里尔克给不同的通信者——主要是女人——的书信中知道，他生命中标志性的两步舞，是逃避亲密和争取无条件的同情和理解。”[24]

　　而这一切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用一个词、一种表述，也就是所谓“诗歌精神”来容而纳之。“说到诗歌精神，就是感情和智慧的表达，那是真正的文明意义上的奢侈生活。我想把奢侈这个词还给精神生活。”[25]——多年来穿梭于北京和纽约的诗人严力如是说，朴素直白如一杯凉浸浸的白开水。而旅居英伦的诗人杨炼的定义则更其简截、更其开门见山，毫不煞有介事：“什么是诗歌精神？……以‘诗歌’一词命名的、持续激活诗人的精神。”[26]

　　就事论事，无论针对诗歌精神的界定热闹与否，有否必要，或是否千人千面，当诗歌被刻意地作为一种精神或精神因素来提倡、呼吁或讨论，就事关所谓精神质地或价值诉求，就形同于与宗教信仰相类的某种热诚或虔敬，就直指对脆弱敏感的精神家园的期盼或瞻望。撇开政商势力永恒的媚俗与角力不说，在世界全球化、全球互联网化的当下，一切的物事或气象无论如何纷纷扬扬，如何煞有介事，如何颇具形状，似乎都已无法逃避被碾压得粗粝扁平、被曝露得一览无余、打回原形的命运：

　　而夜幕降临,
　　我把书搁在一边,
　　城市惯常的喧嚣再起——
　　有人咳嗽,有人哭泣并诅咒。[27]

　　有鉴于此，诗歌，无论是否在意“在路上”，无论出走与否，或无论在怎样的边界间游走，能够高张得独善其身、独标异格地保有自己特有的精神气质与品格、尊严与力量吗？更何况，波兰诗人米沃什还曾这样颇为无奈地感慨过：“要表达。没什么可以被表达。”“从人的言说到诗句的静穆，多么远！”[28]

　　无论如何，诗歌之所以必须挺身而起、打起精神——姑不论终究能或不能，或许正在于它是人类良知的后花园（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曾语涉神秘、意味深长地说过“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并以此作为他一本汉译诗歌读本的书名）[29]，是人类精神独立性的最后一道屏障或防线。在这个意义上无妨说，诗歌的抖擞或打起精神一如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笔下，

　　……那柔和的光，
　　它迷失、消散复又折返。[30]

　　2015年5月31日，京北上地

　　[1]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这首《读米沃什》由笔者译自英文。详见‘Reading Milosz’ by AdamZagajewski, From Eternal Enemies, published by Farrar, Straus andGiroux, 2008（http://www.poetryfoundation.org/poem/247930）。

　　[2]李以亮：《诗歌存在的一个根本标准》（http://blog.sina.com.cn/s/blog_939bf7e50101p8ev.html）。

　　[3]扎加耶夫斯基此诗由笔者译自英文（‘Try to Praise the Mutilated World’ by AdamZagajewski, From WithoutEnd, published by Farrar, Straus andGiroux, 2003）。

　　[4]该诗李以亮、乌兰、黄灿然以及姜海舟的汉译诗名分别为《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你试着赞颂残缺的世界吧》《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尝试赞美这残损的世界》。其中，李以亮的译文详见李以亮译：《无止境：扎加耶夫斯基诗选》，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76-77页。

　　[5]这一期的《纽约客》（The NewYorker）杂志虽然发行日期标注的是2001年9月24日，却是在9/11恐怖袭击之后不到一个星期（大概是9月17日）提前印发的。详见After9/11:AnE-Book Anthology by The New Yorker, August 19th,2011（http://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after-911-an-e-book-anthology）。

　　[6]据《纽约客》诗歌编辑称，扎加耶夫斯基此诗的英译2001年一经在美国发表，便引起极大反响，不仅在网上被广泛传播，也被很多单位贴在告示栏上，被很多家庭贴在冰箱的门上。详见CynthiaHaven, Risk, Try, Revise,Erase, Poetry Foundation,April 17,2006（http://www.poetryfoundation.org/article/178036）。

　　[7]详见John O’Rourke, Famed Polish Poet AdamZagajewski ReadsTonight, BU Today,09.15.2010（http://www.bu.edu/today/2010/famed-polish-poet-adam-zagajewski-reads-tonight/）。

　　[8]扎加耶夫斯基2003年在美国出版的一本诗集就叫《无止境》（Without End, published byFarrar, Straus andGiroux,2003）。详见李以亮译：《无止境：扎加耶夫斯基诗选》，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

　　[9]详见李以亮译：《无止境：扎加耶夫斯基诗选》，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

　　[10]野岛（罗炜）：《新纪元中国诗人宣言》（http://www.yizuren.com/plus/view.php?aid=16628）。

　　[11]笔者转译自Fellows,Mark, The Apocalypse of Jack Kerouac:Meditations on the 30th Anniversary ofhis Death, Culture WarsMagazine, November1999（http://www.culturewars.com/CultureWars/1999/kerouac.html）。

　　[12]杨炼：《什么是诗歌精神？——阿多尼斯诗选中译本序》，见于[叙利亚]阿多尼斯：《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阿多尼斯诗选》，薛庆国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版。

　　[13]转引自姜妍：《阿多尼斯：自由地表达，才是我的祖国》，《新京报》2012年10月25日（http://www.bjnews.com.cn/ent/2012/10/25/229598.html）。

　　[14]全小虎译：《历史、现实与诗人的探索——米沃什访谈录》，节选自法国《文学杂志》1987年10月号，红岩文学微信（http://chuansong.me/n/663932）。

　　[15]阿多尼斯具体是这样表述的：“对于很多人来说，祖国是带有一种政治含义的。对于我来说，祖国，重要的不是地理意义上的祖国，而是什么地方能让我感到自由。自由地表达，才是我的祖国。对我来说，我的祖国就是我的语言，阿拉伯语。因为只有通过阿拉伯语我才能够感受到我的存在，感受到我作为人的价值。”引自姜妍：《阿多尼斯：自由地表达，才是我的祖国》，《新京报》2012年10月25日（http://www.bjnews.com.cn/ent/2012/10/25/229598.html）。

　　[16]《阿多尼斯：每个人都生活在流亡地》，《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11月21日（http://m.douban.com/group/topic/35320585/?session=02e630ce）。

　　[17]北岛：《缺席与在场——中坤诗歌奖获奖感言》（http://tieba.baidu.com/p/2303105403）。

　　[18][波兰]扎加耶夫斯基：《看见》，《无止境：扎加耶夫斯基诗选》，李以亮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19][波兰]扎加耶夫斯基：《姑姑们》，《无止境：扎加耶夫斯基诗选》，李以亮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

　　[20]《扎嘎耶夫斯基先生获奖答谢词》（第九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网易艺术（http://fashion.163.com/14/0330/22/9OKC8US300264MK3.html）。

　　[21]杨炼：《什么是诗歌精神——阿多尼斯诗选中译本序》，见于[叙利亚]阿多尼斯：《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阿多尼斯诗选》，薛庆国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版。

　　[22][波兰]扎加耶夫斯基：《休斯敦，下午六点》，《无止境：扎加耶夫斯基诗选》，李以亮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362页。扎加耶夫斯基这首《休斯敦，下午六点》与他写于不同时期的另一首诗《欧洲去睡了》（《无止境》第13页）意境与主题近似或关联。

　　[23]北岛的原话是：“与民族命运一起，汉语诗歌走在现代转型的路上，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尽管向前的路不一定是向上的路——这是悲哀的宿命，也是再生的机缘。”详见北岛：《缺席与在场——中坤诗歌奖获奖感言》（http://tieba.baidu.com/p/2303105403）。

　　[24]苏珊·桑塔格：《一九二六年……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里尔克》，黄灿然译，黄灿然小站（微信），2014-12-30。详见苏珊·桑塔格：《同时：随笔与演说》，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25]李天靖：《严力诗五首及其访谈》，《新纪元诗人》，2015-04-16。

　　[26]杨炼：《什么是诗歌精神？——阿多尼斯诗选中译本序》，见于[叙利亚]阿多尼斯：《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阿多尼斯诗选》，薛庆国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版。

　　[27]笔者节译自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读米沃什》一诗，是该诗尾段。可与作为本文开篇语的首段参照着读。详见‘ReadingMilosz’ by Adam Zagajewski, From Eternal Enemies, published by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08（http://www.poetryfoundation.org/poem/247930）。

　　[28]摘自[波兰]米沃什：《笔记本》，《第二空间：米沃什诗选》，，周伟驰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

　　[29]参见[叙利亚]阿多尼斯：《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阿多尼斯诗选》，薛庆国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版。

　　[30][波兰]扎加耶夫斯基：《试着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吧》（Try to Praise the MutilatedWorld）倒数一二句，笔者自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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