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温暖诗歌记忆的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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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新 王家新在中国新诗上的探索和翻译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他的“靠近生活真实”和“直抵艺术本真”的诗歌翻译，儒雅厚养的学者风范，冷峻奇崛的诗人气质，使得他获得了中国诗歌界广泛的认可和既得名声。3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旧能感受到王家新在诗歌文本和诗歌翻译上带给我们的震撼力和冲击力。 就像他自己说的，他的创作经历和诗歌路程已很长了，长得让他有点不好意思。当心外的钟声和体内的鸟鸣提前报到的午后，喧嚣尚未平息，我和王家新的对话仿佛无声的挖掘——被时间裹走的记忆。王家新的诗歌创作和诗学思考，活跃而又缜密，一如他的为人。跳跃的思路尽在不言中，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入主高校的他，在大众看来似乎是脱离了主流诗歌话语中心，实则不然。多年来，王家新始终站在中国新诗翻译的一线，正像是他的翻译一样，保持着和时间的“亲密性”。又一如他的诗歌创作，热切被冷静包藏，冲动受理智束制，不“劳作”则罢，动笔必将他的精巧构思酝酿出落的微茫毕现。 一个学者型的诗人，一个具备诗人气质的翻译家，或者说一个集学者、翻译家、理论家于一身的诗人，他的见识之博，见解之奇，是自不待言的：他的思想之深邃，诗意之蓬勃，生活之洞明，也是不待言的。浮华年代和喧嚣的诗坛，王家新的高明在于他能不露痕迹的将广博的见识、超凡的见解、严密的条理、雄厚的生存积淀和自我的生活体验完美的结合起来，让时间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和历史参照。 我想大家一定能够从我们短暂的对话之中，或是从王家新对每个问题做出的反应和回答之中，感受到他与诗歌艺术向我们传递的精彩信息。正如里尔克的诗中描写那样：“哦，经验、感觉、喜悦——多么广阔！” 一切从零开始 董喜阳：家新老师您好！能在虚拟的世界里和您对话，实乃幸事。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您的创作、翻译和散文随笔、诗学研究一直激励和启发着我们。那么，您能简单的和我们分享下自己的创作经历和诗歌路程吗？ 王家新：我的创作经历和诗歌路程已很长了，长得让我有点不好意思，很难给它划分什么阶段。如果一定要划分，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我可能具有某种分水岭的意义。从那以后，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演进和发展。我近些年的创作当然也有一些变化，但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或预示着什么，现在还很难说。或可说，我们都已完成了某种东西，但还需要重新开始——好在我还可以重新开始。 董喜阳：著名学者马丁·威斯特称古希腊著名女抒情诗人萨福是“学者绕不过去的坎”。如果在中国近现代谈起诗歌，我们会情不自禁的想起闻一多、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冯至、艾青、臧克家、郭小川等，同样也会想起余光中、洛夫、郑愁予、痖弦、纪弦、谭子豪等。那么我想，如果谈到“知识分子写作”就一定会想起西川、王家新、陈东东、欧阳江河。众所周知，“知识分子写作”是90年代诗歌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概念之一，也是20世纪末那场诗歌论争的焦点，它与中国90年代诗歌的发展息息相关。现在我们要对整个90年代的诗歌进行梳理的时候，必须要对这个概念进行回溯。请您谈一谈随着时间的流逝，您脑海中的这一概念还是您在文章《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中提出的同质化概念吗？有没有新的认知和全新的时间概念？ 王家新：首先，即使在那时的论争期间我也说过“知识分子写作”并不是一个写作群体或流派。我本人从开始到现在也不可能属于任何流派，虽然在中国的特定写作语境中，我认同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认同知识分子的批判、质疑、内省精神和现实关切。从这个意义上，如果说90年代以来有一种“知识分子写作”，那它和人们所说的“学院派”并不是一回事。 我自己当然不断在接受时间本身的馈赠和磨砺，在聆听那些更伟大的精神事物对我们的教诲。一些新的或者说更深入的认识肯定有，但已很难同他人分享，或是对他人有效。所以近些年来我一般不再直接就当代诗歌“发言”，就像人们看到的那样，我“转向”了翻译。翻译，包括翻译研究，这其实是我自己有意与这个时代拉开距离而又对它说话的一种方式，人们完全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种当代诗学的“转喻”，就像诗人李建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比如说，当我翻译出了阿赫玛托娃这样的诗——“对你，俄语有点不够，／而在所有其他语言中你最想／知道的，是上升与下降如何急转，／以及我们会为恐惧，还有良心／付出多少代价”——人们都知道我要通过这种翻译对中国诗歌“说什么”。再比如说，当我谈论策兰的“晚期风格”，即使我不做比较或引申，那些敏感的中国诗人也一定会意识到在我们这里最缺乏的是什么。翻译仍有它的冲击力，就像它在任何时代一样。 重建诗歌精神的“亲密性” 董喜阳：我个人很喜欢您翻译的策兰、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塔姆、勒内·夏尔等人的作品。您觉得翻译对您意味着什么，是诗歌写作与阅读经验的冒险，还是诗人和历史的真诚？ 王家新：我不是一个职业翻译家，我的翻译首先出自爱和生命认同。因此有人说我通过翻译创造了一个“精神家族”。其实也是这个“精神家族”在要求我这样做，比如说译了策兰，就不能不去译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甚至不能不去译勒内·夏尔。我感谢这种经历，因为它使我在这个世界上能不断进入到某种“自我沉浸”之中。可以说，我首先是为了我自己才翻译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渐渐感到了更多的责任，这就像茨维塔耶娃在她的长诗《终结之歌》最后所说的那样：“开头像叹息，快写完的时候像义务”。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很多时候翻译比创作更能抓住我。比如这个寒假，我本想利用假期写一些诗，但茨维塔耶娃的长诗《新年问候》、《房间的尝试》紧紧抓住了我，使我不能再做别的（附带说一下，这两首长诗从未被译成汉语）。尤其是200多行的长诗《新年问候》，这不仅是献给里尔克的一首伟大挽歌，是茨维塔耶娃一生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这也是我遇上的最难译、最磨人、最具有挑战性而又最吸引我的诗之一。译出之后，我自己也有点“虚脱”之感，或者说，有点“大功告成”之感。这首译作我寄给了几位朋友，其中一位年轻诗人这样回信说“这是我读到过的最好的诗吧，被带入那样深的感情和灵魂的对话中，不能抽身——不知是感情流灌成诗还是黑暗中的灵魂、在天国之上的灵魂在说话，一种被全然吸入又仰视的感觉。茨维塔耶娃对里尔克的每一句问候都让我忍不住流泪，在另一个世界，他们的’声音将见面，在一个新的大海里’，一定是这样！我可以想象老师一句句译这首诗时的激动和感叹，那是属于你们三人的空间和亲密交谈……”有了这样的回应，我们在翻译中付出的心血值了。还需要我去写自己的诗吗？当然需要，但这同样是我最想写出的诗！ 感谢这种经历，它不仅使我不断重建和那些精神亲人的“亲密性”，它们也深深地搅动了我的血液。我相信，这种翻译不仅对我本人是一种激发，也会给中国诗人和读者带来所需要的东西。 董喜阳：您翻译最多的诗人要数策兰了，是他们的诗歌创作带给了您“心灵的力量”还是唤醒了您内心“久违的愉悦”？我一直都觉得翻译家都在译出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坐标，获得了一种不可抗拒的灵魂感应。那么您翻译的这些诗人的遭遇和经历是否和您达到了某种心灵的共振，还是您纯粹喜欢他们的作品，有意让他们的作品带有自我的精神指纹？ 王家新：你这样问说明你已进入翻译过程中了。至于你提出的问题，我想我也许可以这样回答：翻译也是一种“塑造”——塑造你心目中的那个诗人形象。我们知道茨维塔耶娃本人也是译者，在谈翻译时她就认为要与那种“千人一面”的翻译进行斗争，要找到那“独特的一张面孔”。我们不是“翻译机器”。我翻译出的，只能是“我自己的策兰”、“我自己的茨维塔耶娃”……是那种“心有灵犀”所达成的语言和精神的“亲密性”，那种生命脉搏的跳动，那种独一无二的语感、用词、节奏、句法和生命的气息…… 甚至我还想冒胆说，去翻译这些伟大诗人，就是在汉语中“替他们写诗”。我们能“胜任”吗？我们得到了这种冥冥中的“授权”吗？请原谅我这样说这样问，但实情就是这样。 董喜阳：您觉得一首伟大的诗歌作品内在的强大支撑是什么？是特立独行的语言特征、强有力的诗歌气象、浑厚而美妙的诗歌精神气质，还是诗意内核的呈现质量？ 王家新：伟大作品有不同类型，因此对它们的要求也会有所不同。比如茨维塔耶娃的《新年问候》，那种心灵本身的力量和“气候”，那种精神对话的亲密性，尤其是那种如诗人自己所说的“突然遵从未知的必然”的心灵直觉，在翻译过程中，我就感到完全无法预料下一行会出现什么，那种出其不意的转换和跳跃，那种陡降的深渊和提升，我深深感到：那不仅是一种句法，更是一种无畏地深入生与死、地狱和天堂的能力。正因为如此，诗人把这首哀悼之作提升到存在本体论的层面，一种更伟大的维度在这首诗中出现了。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也会从一句诗，甚至从一个隐喻、一个感叹词中感受到一种伟大的品质，如布罗茨基就曾这样谈到读茨维塔耶娃“树木”组诗时的感受：“我被完全震撼了。诗中茨维塔耶娃这样写道：’朋友们！兄弟般的一群！你的摩挲已扫过/大地受凌辱的痕迹/森林！我的极乐世界！’这是什么？她真的是在讨论树木吗？”的确，仅仅从“朋友们！兄弟般的一群！”这一句，就可以感到一种能在一瞬间提升或照亮我们的东西。什么是伟大？这就是伟大，而不是那些看上去很花哨、很能忽悠人的东西。它一下子击在诗歌一个最本质的键上，然后，共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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