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温暖诗歌记忆的经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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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英才的伟大劳作 董喜阳：德语伟大的诗人里尔克汲取并接受了罗丹的“艺术即劳动”的观念，不再把诗歌看作是“灵感”和“天才”的产物，而是强调通过“学习观看”来写诗，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诗不是情感——诗是经验”。我们知道，里尔克提出这一命题的具体实践就是他潜心创作的大量的“事物诗”。对于这个观点您认同吗？ 王家新：“事物诗”这个说法，不如说是“观看诗”。我们学习写作的过程，在很大意义上，就是一个获得一种视力的过程。一种独特的、清晰的、深刻的、有时是不无痛苦的视力。我从来就把这一点看作是一个判断诗人的标准。至于“艺术即劳动”，这也早已成为某种共识。我曾在文章中多次谈到“劳作”或“工作”这个问题，并曾引用过叶芝的“精神英才的伟大劳作”来激励自己。现在更是这样了——少说什么废话，工作即是一切。当然，这里所说的“工作”，意味着对精神事物的专注和投入，意味着“与语言独处”，它最终意味的，也只能是：献身。 董喜阳：鲁迅说，我的确时时刻刻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自己。在您大量的个人创作和诗歌随笔之中我看到了这样的一种自我剖析和客观的真诚。那么，您觉得解剖自己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您的诗歌自省抵达目的了吗？ 王家新：我的全部写作中的确有你看到的这种内省性。有几位译者，比如德国的、克罗地亚的，在向他们的读者介绍我的诗时也曾专门谈到这一点。这种内省性，在早年往往是把自己置于某种尺度下来审视，甚至是来审判，现在更多的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反讽。这种自省没有什么明确的或最终的“目的”要抵达，它主要是一种自我认识和自我要求，是精神生活的严格性，是永远“生活在尺度之下”。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内省得还远远不够。说实话，我很愧疚。 董喜阳：翻阅您的作品，我时常会有一种不由自己惊悚的感觉。您的诗歌语言中浸透着“亡灵的声音”，这是您对自己诗歌语言的精准定位，还是在漂泊与返乡巨大的心理落差之间的一种潜意识创作？ 王家新：在德里达看来，我们可以习得、运用但却无法占有的语言本身就带有一种“幽灵”的性质。对此，我想不仅是我，任何一个长久深入语言劳作的诗人都会有他们的体会。翻译也是这样。是一个译者在翻译吗？当然，但在更根本的意义上讲，是诗在翻译它自己。是诗在翻译它的每一行。昨晚我去一个艺术家朋友家做客，看到他家有一副对联“马上吟诗章，窗下墨留香”，我笑着说这个最好改为“马上诗吟我，窗下墨无香”。我那位艺术家朋友是个明白人，他听了笑着说“你这一改就成了杜甫写的了！”是谁写的且不论，但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个“马上诗吟我”的“诗”，就是一个幽灵！ 至于你所说的“潜意识”，我们每个创作者都会带着一些，潜意识，情结，姿态，创伤经验，某种内在要求，等等。但是语言本身也带有它的“潜意识”吗？很可能正是这样！所以说它带有一种幽灵的性质，带有长长的阴影，它把生者与死者的语言混在一起，它有一种“未满足的要求”，它常常对我们讲话而我们没有听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翻译。话说到这里，创作本身就带有翻译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乔治.斯坦纳会说“我们的文学是巴别塔的儿女。” 董喜阳：您看啊，现在以“为诗工作”来定位您的心历路程和存在的理由，您会认可吗？比如说您的大量的探索和挖掘性的个人创作，翻译大量的外国经典文本和先锋诗歌，还有诸如汗牛充栋式的随笔写作、研究，在大学中带学生等。您觉得诗歌的乐趣和生存的意义会在这其中酣畅淋漓的体现出来吗？ 王家新：当然有乐趣和意义，虽然还谈不上如你所说的“酣畅淋漓”。我自己的创作和翻译就不用说了，我很高兴看到我的学生们的每一点进步。我遇到几位诗人和编辑朋友，盛赞我的学生们的翻译，我为此高兴，虽然他们看不到我在这背后所做的一切。很多时候，我整夜校译他们的翻译诗论作业（他们收到我的回复时都发现往往都是寄自半夜时分），且不说那些错译和不精确的表达，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轻易放过。这就是所谓“言传身教”吧，也应当如此。我常对他们讲（这往往是聚餐时的餐桌上）：你们应追求真理，绝不要像其他人那样去“混”；你们一定要在翻译中找到那个唯一的词，因为诗歌就是语言的唯一的绝对性。如此等等。我想，这不仅对学生们的学业有益吧。我们不仅要把一种精神性带入这个时代的写作中，也要把它带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和教学中，如此而已。 相对勇气下的自由与忠诚 董喜阳：我还是想把话题拉回到翻译的纸面。毋庸置疑，穆旦的翻译就是那样忠实地传达原作的诗质和精神，而又不拘泥于原文，更没有掉进“直译的陷阱”。您一直就是一个严谨的翻译家，从您对保罗·策兰的翻译上可见端倪。您觉得您的翻译要尊重的是什么，或者说指引您翻译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王家新：穆旦是我心目中的诗歌圣徒，所以谁也不要在我面前说他的坏话（正常的讨论则另当别论）。穆旦的创作和翻译，尤其是翻译，其实还远远未被我们充分认识。穆旦的翻译当然是忠实的，他的许多译文我都对照原文看过，甚至研究过，那是一般译者所达不到的“更高的忠实”。当然，穆旦的翻译也受限于他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翻译观念，纵然他有所偏离。现在看来，他完全可以更“大胆”一些，准确地讲，更“自由”一些。我的翻译、翻译观和翻译道德的前提当然仍是“忠实”，我最看重的翻译技艺仍是“精确”——尤其是那种高难度的、大师般的精确。纵然如此，翻译仍需要勇气，需要某种不同寻常的创造力。一次我在微博上贴了一句话“歌德这棵大树也需要修剪：上面有一些死枝”，有人对此不理解，但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我们持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而翻译，正是一种对语言的翻新，是使它重新获得活力和生机。对此，本雅明在他的《译者的使命》中已谈得非常透彻，并富有启示性。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以下是我翻译的茨维塔耶娃的一段话：“你不可以收买我。那就是全部要点所在。收买是把一个人自己买回去。你不可以从我这里收买你自己。你可以买我，只是这张皮，披在你的身上。这张皮，怎么说呢，也许，没有任何我可以呆的地方”。这是我从卡明斯基和瓦伦汀的茨维塔耶娃诗歌英译本《黑暗的接骨木树枝》的长篇后记中转译的（全篇中译见去年初春新浪微博“未来北方的河流”，后来正式刊发于《上海文化》2013年11月号）。如果对照原英译，人们可以发现我完全改变了其中关键的一个词（一个隐喻），即把“sky”（“天空”）译成了“皮”（“skin”），很快就有读者在网上问我是不是看错了。不，这是我琢磨再三后有意这样译的，而我这样“大胆”恰恰正是为了达到“更高的忠实”，是为了“替茨维塔耶娃在汉语中写诗”——难道这不正是她的一生想说出的话吗？她的全部生命、写作包括翻译最终不正指向这一点吗？（她是在谈语言的不可能性时谈到这一点的——那正是翻译的一个隐喻）。评判去吧，“忠实”或“不忠实”。（其实，它就像曼德尔斯塔姆在流放地写到的那个天外飞来石：“无所哀求，这造物也不可改变。／它只能是这个样子。无人可以评判。”的确，无人可以评判，除了语言的命运本身。） 董喜阳：在首届袁可嘉诗歌奖中您获得了“诗学奖”。颁奖词中写道：“与一切优秀的诗人理论家一样，作为优秀诗人的王家新同时也是卓越的诗学理论家和批评家。辽远的视野，宽广的阅读，丰富的情意，精妙的文词，其中浸润或漫步着他执著的思考，忧患的思想与深切的关怀。他从不就事论事，而是从文本中延伸出人类情怀和家国之思，于知人论世中升华出感时伤事激扬文字的清浊之辨……种意义上说，他用自己包含诗情与思想、个性与高度的文字，发展和丰富了新诗以来的批评文体，给这一饱受争议的工作增添了存在的理由……”获奖对于现在的您意味着什么？ 王家新：我只能说过奖，或“用词不当”，虽然我很认同这个奖，很尊重前辈袁可嘉先生和评委们。我不是什么理论家和批评家，从事诗学探讨，那是一个自觉的诗人的本份。获奖，包括去年同时获得的韩国的一个国际诗歌奖，都使我受到感动，也对我是一个激励，但不获任何奖我不照样是这个样子吗？很可能，那也是一种激励。 向失败致敬 董喜阳：著名诗人流沙河先生不久前在四川省图书馆关于“新诗是一场失败的实验”的讲座可谓振聋发聩，而后《星星》诗刊主编梁平撰写了“新诗真的是一场失败的实验吗”的文章。关于新诗的百年发展、探索历程和现在的诗歌现状您怎么看？ 王家新：我没有具体看过流沙河先生的那篇讲稿，说实话，我也不大关心这类论争。说“新诗是一场失败的实验”很使一些诗人受伤，但反过来说“新诗是一场成功的实验”你就高兴了？如果你因此高兴了，那你就更是一个傻瓜。话说回来，“失败”恰恰是我的一个词汇，一个具有存在本体论意义的词汇，虽然我不会把它用于对“关于新诗的百年发展、探索历程和现在的诗歌现状”的整体判断上。失败，谁不失败？屈原不失败吗？杜甫不失败吗？策兰不失败吗？茨维塔耶娃不失败吗？让我引出我近作中的一句“在伟大的诗歌中，有一种伟大的失败”，还是让我们老老实实地向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失败致敬吧。 结语 只有性格的力量才能造就艺术的美。法国著名雕刻家罗丹说，一切的艺术都是有性格的。在和王家新的对话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诗歌艺术浓厚的原始气息和精神力量，丰盈的诗意栖居和存在方式。 历经“两年”跨度的对话终究要告一段落，望着北国春城窗外凌厉闪亮的冰花，街道上涌动的车水马流，稀疏奔走的人群，我对生活的热爱又被召回。王家新的每一次精神出走和潜心蛰伏，都让诗歌翻译具有了现实温度和警觉的力量。这给我的不仅是触动，更多的是无法平静的艺术的真诚。 那么多喧哗散尽，那么多朋友离席。却还有一小撮人朝着声音的方向跑过来，当然声响是微弱的，但毕竟是一种靠近伟大的引领…… ——此文原发于《诗歌月刊·下半月》2014年第3期；《诗品》杂志2014年第4期（万象出版集团）《金迪，主编》转载，略有改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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