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典：论柳宗宣诗歌创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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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路人：柳宗宣与弗洛斯特 以前所述，柳宗宣读得最多，受其影响最大的是美国诗人，但其中有一位美国诗人与柳宗宣最具有精神的关联，这位诗人就是弗洛斯特。其他美国诗人对柳宗宣的影响不位于最深的层面，弗洛斯特在生活方式，在诗歌精神探索、诗歌主题等方面深受柳宗宣认同，可以说，柳宗宣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走弗洛斯特曾经走过的道路，尽管留下的轨迹有很大不同。 在个人生活道路的选择方面，柳宗宣受到了弗洛斯特很大的影响，尽管个人生活道路的选择往往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作为一个个体在生活道路的选择方面有时是不由自主的，但有时走到十字路口要作决定时，意志自由就显示出来了。柳宗宣的人生道路就有几个决定命运的十字路口，弗洛斯特作为一个理想的形象对柳宗宣的道路选择有意与无意之间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在柳宗宣的《我的美国诗歌地理》⑸中有过直陈其事，他这样写道： 布罗茨基在解读弗洛斯特时，曾说弗洛斯特的诗大都是对话，都是交谈，有时的独白，是一个人与自己争吵，诗里面与之对话的人仅仅是一个替身。弗洛斯特诗中的对话因素使其作品的结构呈现出多重建构和复杂音域。 的确，早年柳宗宣读弗洛斯特的诗，是浅层次的，喜欢他的诗中的牧场，他的果园，菜地和土拔鼠以及提水和刈菜的事儿。柳宗宣的童年和少年在农场或乡村里度过，阅读弗洛斯特就是一种亲密的交往。他们有着对乡村事物的精通，他们的视野都有树木和绿色。从弗洛斯特柳宗宣学到了取之不尽的智慧与技艺。起初在他的诗中触摸到那欲言又止的东西（如《雪夜林边停留》），理解到诗的结构恍惚的多重性，诗的结构在运动中展开，给读者带来顿悟，且明白结构的诞生是诗创作的关键时刻，只有词和意还不能保证一首诗诞生，当你对一首诗的整体结构有了把握你才动笔。随着对弗洛斯特阅读的细化，借助不同的译本，尤其是一些诗人对他文本的解读，柳宗宣这时获得的阅读经验不再是欣愉，而是从他的诗中读到遗憾，死亡和诗人恐怖的自画像。有评论家说弗洛斯特是一个令人恐怖的诗人，柳宗宣开始理解，这是因为他诗歌世界揭示出客观世界和人类心灵的真相，他的诗《家葬》里有着让人抵达生命和男女情感真相的描述。 柳宗宣喜欢如弗洛斯特重读一些书，理解后者所说的，每个人出生就表明他自己独有的东西，诗人首要任务是否认前辈，那些以前就有的修辞学；意象是找寻不到的，它们是被发现的；不存在诗人的风格，一旦你获得了风格，文学就取代了诗歌。 在他的文章中，他提及帕斯寻访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的事。弗洛斯特居住在农场山上的小屋，那里有桦树、矮树丛，山顶有一间木制的小棚屋，窗子没有挂窗帘。老人坐在一张安乐椅上，一条毛茸茸的狗在他身旁停息。他蓝色的眼睛带着一丝讥讽。哲学家的脑袋和农夫的双手。他说他离开世界到这里居住，并不是与之脱离关系，而是更好的观察它。他说，个人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轻视过，在乡村要耐得信寂寞。柳宗宣从弗洛斯特的观察中获得了他的印证：确实如诗人所言，乡村那里有国家的根，万物从这里生长。那儿是沉浸于未知的愿望和独处一人的愿望开始的地方，如果我们要保存自己的东西我们应该返回那里。 十几年前，柳宗宣学着他，为了诗歌写作，离开了潜江小城，到了北京，就像弗洛斯特一样辞去教职，到英国住过一些年，现在他无意中和他一样，离开北方，回到南方，将生活在自己生命出发的地方，荆楚之地，寻找自己的来处，并反思其南北经历，他走访公安三袁的故里，在黄柏山无念禅师的道场修习，省思南北经历，在他早年生活工作多年的地方，挖掘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写作出他一系列诗歌作品，现在他在山地购地置房，尝试山居生活，真有点让人觉得是步弗洛斯特的后尘，虽然他对生活方式的找寻是他个人的选择，但总让笔者觉得他前行的道路上有一个人的身影在前面，这是让人觉得有意思的事情。 确实，笔者观察到弗洛斯特有意与无意之间影响了柳宗宣生活道路的选择，和他的写作，或者说他从弗洛斯特的生活和作品之间获得了天然的感应，甚至可以说，后者成了柳宗宣无意识的一部分，或隐或现地作用于他的生活与创作的寻找，弗洛斯特对柳宗宣具有这样重要的意义，我们从柳宗宣的生活轨迹和作品本身找到很好的解释，这就是他们在诗歌生成的方式和精神的追求上有一致的价值取向。 柳宗宣早期有一首《紫云英》的诗，是这样写田园的：
好看的紫云英铺满平原
生长出来的紫云英
——自己给予自己 “自己给予自己”。是诗人从早年乡村生活中提出来的，弗洛斯特说“他是一个提喻主义者”，就是说他擅长于从日常生活中现场中提取隐喻，柳宗宣也有这样的爱好，可能是他早期从对弗洛斯特的阅读中获得的技艺和感应，掌握到这种提喻技艺；我们来看弗洛斯特的诗句：
一条流自那座房子的溪水 从这些诗句，我们会发现他们对诗的生成方式的某种相似性，他们描述自然情景物事，但那被描述的事物每一处似乎都越出了自然世界之外，结果是创造出一种非常深刻的意味；在他们面对现实事物前透出他们有自己的“顿悟”或哲思，瞬间的感应；表现打通他们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能力。 在他们的诗歌世界里有这样几个特点：二者都将乡村作为诗歌精神的家园，乡村田园成为逃离现代物欲横流的世俗世界的避难所，在这种意义上，二人都是各自诗歌界的保守主义者，诗歌主题、表现形式比较现实主义、比较传统；二人不仅仅是保守主义者，他们的另一方面是极端的现代主义者，孤独、虚无、绝望、勇敢、反叛等情感充斥在他们的诗歌之中；这样形成了他们诗歌的一个基本特征：在理想的乡村田园意象与虚无主义的时代潮流之间产生了持久的张力，后者促使了前者不断进入更深邃、更开阔的世界，由此获得精神的救赎，但时代的大潮提供的生活语境是虚无主义的，这样诗歌的救赎只能是极端个体性的，个体与时代成了一种根本的对立，这样使个体的精神救赎时刻往往只是短暂的瞬间，于是，二者的诗歌精神的探索之路是一个没有最终归宿之地的漫漫长途，留下了不安的现代性的总体特色。尽管二者的诗歌有很大的相似性，但由于各自生活的语境不同，对相似道路的认识与体验是很不相同的，这反映在他们各自的诗歌创作之中。在具体比较柳宗宣与弗洛斯特诗歌精神的异同之前，先来对弗洛斯特的生活与诗歌精神做一番简要的介绍。 弗洛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出生于美国旧金山，父亲是英格兰移民后裔，母亲是苏格兰移民后裔。弗洛斯特虽然后来作为一个乡村诗人的形象传世。弗洛斯特从事过教师、制鞋匠、杂志编辑等职业。1895年，弗洛斯特的祖父于去世之前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德里为他购置了一个农场，弗洛斯特在农场中工作了9年，他早期的很多诗歌就是在这9年创作的。1906年弗洛斯特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平克顿学院任教， 1912年，弗洛斯特一家到了英国，旅居于临近伦敦的一个小镇比肯斯菲尔德。1913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一个孩子的心愿》，1914年出版了《波士顿以北》，这些诗使他成了名，他与庞德建立了友谊，庞德为他写了最早的诗评。在英国，弗洛斯特与英国诗人与古典学者格雷福斯（Robert Graves,1895-1985）、诗人布鲁克（Rupert Brooke,1887-1915）及诗人、批评家、小说家托马斯（Edward Thomas,1878-1917）交往，并受到他们的影响。1915年，弗洛斯特一家回到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在法兰克尼亚购置了一个农场，开始了他的写作、教书与讲演的生活，这时他倡导诗歌要注重“感觉之声音”（sound of sense），这成为了他诗歌创作的一个口号。这里的农房成为了弗洛斯特的夏日之家，直到1938年；现在这里成了弗洛斯特纪念馆，是诗人聚会、讲演的地点。1920年代，弗洛斯特已经成为美国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弗洛斯特一生出版的代表性诗作多达15部，另外有10多部诗选集出版。他的诗歌创作成就获得了多元的评价，成为了世界文学的经典。 三、柳宗宣与弗洛斯特诗歌精神的异同 为什么说弗洛斯特对柳宗宣很重要，主要是二人精神气质的接近，二人都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的诗人。弗洛斯特由于生活在清教伦理与古典传统之中，他在面对现代性的冲击时既具有连续性，也具有断裂的一面，如此，他只是在西方连续性的大传统中趋于比较保守而已，这点比较接近英国诗人，而不是以美国现代主义诗人的方式反资本主义，英国人本来就比较保守。新教伦理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促进者，弗洛斯特并不是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精神，他只不过反对美国过于以消费至上为导向的这种比较浅薄的资本主义精神。弗洛斯特对乡村田园的热爱与英国诗人华兹华兹、哈代很相似，也与罗斯金这样的反工业化的有机知识分子有内在的一致。这种乡村田园意象一方面来自古典传统的田园牧歌，另一方面来自清教伦理的寂静主义。在面对现代虚无主义潮流，弗洛斯特显得无所适从，于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摇摆，传统成为了理想，但现实成为了生活，于是他渴望通过传统将现实理想化，在现实中其实得不到内心安宁，于是弗洛斯特产生了绝望、孤独感，只有在逃离现实，回到乡村田园中才能达到内心安宁，但他并不能找到一条解决理想与现实矛盾的道路，于是他的诗歌体现的也只能是一种存在主义者克尔凯郭尔所说的Either/or状态，有时极端，有时温和；他在乡村田园的静寂之中所获得的内在安宁，但这里只有孤独的个体，没有社会，弗洛斯特总是要回到大地，回到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之中，在这里才有真实的爱与恨，这里才有真正的生活。 柳宗宣在新时期开始自己诗歌创作，在这样一个时代要找到一种真正的信仰是十分艰难的事，柳宗宣在诗歌精神的寻求上注定是艰难的，以他的天性，他是一位朴实的人，并不喜爱虚饰的东西，过于商业化的东西，流行的东西，而是希望找到自己的根。由此，在柳宗宣的诗歌中很难看到太多的对现代主义诗歌技巧的追求。柳宗宣并没有弗洛斯特那种连续性的传统，中国古典文化在现实中已经发生断裂，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不能成为陶冶人性情的基础；这些古代传统只是以民俗、民风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但往往发生了极度的扭曲变形。这种体现在习俗中的伦理精神的确是柳宗宣诗歌精神的重要依托，尽管他并不一定完全认可这种习俗的传统。当柳宗宣在苦苦的探求解决精神危机时，他有意识回到中国古代传统中去，比如他修习古琴，与僧人明一的交往，学习打坐念禅；这一点无疑受到了弗洛斯特的影响，但他回到传统的步伐也还是迟疑的，他毕竟生活在现时代，当这些传统的精神并不能够克服现代性焦虑的时候，这种传统精神对他还只是一种外在性的符号。但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柳宗宣才渐渐找到了与传统的内在感应，这样他的诗歌渐入一种内在的宁静。柳宗宣对传统的接受主要为庄子与禅宗，以及中国的山水诗、田园诗、山水田园诗这些方面；柳宗宣不自觉地写作乡村田园，这种立场并不是他一开始写诗就具有的，而是慢慢形成的，或者说柳宗宣是在忘掉弗洛斯特的存在而后者反而更自然地影响了前者的生活与写作，他在诗歌修习上加入了另外的维度；有时候我不愿称他为乡村诗人，更愿意称其为行吟诗人，他这些年写作着他的游走之诗，他的诗作类似于他的流迁的外部生活，或者说与之相对应以他的诗作，在北京生活的那些年，他在诗里注入了地铁白塔银杏银行等意象语汇，可以说，他写着的是他的境遇之诗，如同弗洛斯特写作他的生存之诗。但随着他的写作进入中年，他词语的底色越来越来显明，那就是泥土的色调，他不得不正视到这一点，他又看到了弗洛斯特的影子，他和他们确实有那么一些相像和神似；弗洛斯特是他的前辈，他们有相似的精神肖像，如果他们在路上相遇，他们会辨认出自己，眼睛找寻眼睛，一旦对上，终生相望；我们对眼睛的渴望孕育出星辰和繁花，眷念大地和苍穹。 是这样的，作为一个现代人，柳宗宣是一个个体主义者，他对诗歌的理解毕竟主要来自对西方诗人的阅读与理解，但他并没有弗洛斯特那种清教与希腊罗马古典传统的基础，清教的原罪与救赎这样的紧张性在柳宗宣诗歌中是不存在的，希腊罗马古典田园的牧歌情调对柳宗宣也是较为陌生的。不过，弗洛斯特自己也并没有完全进入希腊罗马的牧歌情调，他的静寂不能摆脱清教伦理这样一个心性结构。柳宗宣主要还是从庄禅的方式（有意与无意之间）进入了弗洛斯特的乡村田园世界，但是以一种个体主义的方式进入的，柳宗宣的个体精神不是纯粹西方式的，也不是纯粹中国传统的，而是一种中间状态，也就是柳宗宣诗歌体现的心性结构——在最深的层面——应该说还是比较传统的，但在理智层面，他接受了很多西方的个体主义精神。他在这里还有很大的生发空间，相信柳宗宣在未来的诗歌精神的探求中会走得更远。 在这里笔者选择了柳宗宣2016年写于武汉的一首诗《飞鸟与校园》与弗洛斯特的两首代表作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二者诗歌精神的异同。 飞鸟与校园
这可不是人为的特意打造的湖泊 这是柳宗宣近期诗歌探索留下的重要篇章，通篇是与弗洛斯特展开的潜在对话，“我指给你看”不仅指给读者或赠诗对象育邦看，主要还是指给弗洛斯特的亡灵看。这里，柳宗宣将自己所在的大学校园看作弗洛斯特任教的学院的校园，二者在校园所起的作用是类似的，都是推动校园诗歌运动。二者都将校园看作一种乡村田园一般的所在，是一种素朴的自然世界，这是诗人精神的栖息之所。柳宗宣是一位感觉非常细腻、敏感的诗人，在这里他对自然的感受是微妙的，心境是惬意的，在这种惬意中隐含着神秘的优思。宇宙的循环，人类历史的演化都隐含在眼前原生态的自然景物之中。仿佛这些没有经受人破坏的自然吸纳了这一切的信息，成为了一个宇宙密码。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柳宗宣的诗歌精神正在往内走，他的精神家园正在形成；但这不完全是以一种弗洛斯特的方式，从柳宗宣对弗洛斯特的《一个男孩的意愿》其中一句“蝴蝶凭着黑夜变暗的记忆寻找/昨日欢愉后歇息过的某枝花朵。”的引用可以看到，他是以庄禅方式理解身体，不是以弗洛斯特自身的方式理解身体，柳宗宣这里没有清教的罪感，这里没有一种弗洛斯特的紧张，如“凭着黑夜变暗的记忆”。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柳宗宣这首诗中凝视的眼光在飘逸、沉思之间有一点游移，如果，或者在飘逸之中，或者在沉思之中获得一种统一，这首诗会显得更有境界，也就是这首诗还略显平面化，缺少一定的纵深感，在对现代性反思上还缺少一点悲剧性的维度，这点是庄禅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也是中国诗人思维方式普遍的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柳宗宣一己之力能完全改变的，不过，这也并不是不可改变的。这方面，柳宗宣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我们来看弗洛斯特的两首诗歌： 弗洛斯特1916年诗集《山区间歇》的第12首诗《白桦树》⑻（节译）
当我看见白桦树俯向左右 这首诗一开始起名为“摇摆的白桦树”，摇白桦树是新英格兰地区儿童的一种游戏，弗洛斯特孩童时代也是一位热情的摇白桦树者。这首诗是无韵体，用的是对话体“我”和“你”，特别强调“感觉之声音”，例如，Soon the sun's warmth makes them shed crystal shells/Shattering and avalanching on the snow-crust—，冰棱在风中会产生裂缝，在阳光照耀下从树枝滑落，产生碎裂、崩塌，这会产生一连串声音。这种声音与天堂穹顶的倒塌意象重叠在一起，弗洛斯特在自然意象中看到了一种善与恶的永恒交锋。与这种自然的隐喻相对，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对自然的反思，引出了这首诗另一重要对比的象征意象：爬上树与回到大地的永恒轮回。弗洛斯特把爬上白桦树看作逃避成年世界的一种意象，接近天空作为一种自由的象征。但作为成年人已经无法获得这种接近天空的安宁感，必须要回到地面，地面尽管不是完美的，但也是惟一适合爱的地方，我们必须承担起生活的责任，在现实中去选择善恶与爱恨的生活。这里可以将《白桦树》与叶芝的《丽达与天鹅》相比较，弗洛斯特是深受叶芝影响的，《丽达与天鹅》的悲剧性结构是内在的，《白桦树》多少具有一点“机械降神”的意味，所以，《白桦树》作为一首古典悲剧诗歌来理解的话，文学性是达不到《丽达与天鹅》的整体悲剧性效果的。 弗洛斯特另外一首著名的《雪夜林边停留》是柳宗宣所熟识的，该诗写于1922年6月，在他位于佛蒙特州沙夫茨伯里的家里，使用的是爱德华·菲茨杰拉尔德创造的抑扬格四音步诗的格律。诗歌写的是孤独的旅人被四周的美景深深吸引，在林间小驻，但许诺了完成旅程，他不得不向美景告别；这里也暗含了一种出离与回归、逃避与责任、生与死永恒轮回的悲剧性主题。诗歌充满神秘的意味，林中静寂，具有一种东方的禅意，清教的静寂，古典精神的单纯与静穆。弗洛斯特认为这首诗是他最美好的回忆。 从这些非常简略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诗歌精神立足于各自的传统，在接受西方诗人的作品时肯定是从自己的理解出发，如果没有所读诗人的文化传统，也就很难真正进入所读诗人的最内在的精神世界。作为中国当下的诗歌精神勇敢的探索者的柳宗宣也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不同传统的诗人在面对相似的困境，必然会有不同的应对方式，这在诗歌中就会显示出来。中国当代诗人遇到的困境是前所未有的，完全回到中国古代是不可能的，进入西方诗歌精神的深处还有一个漫长的道路要走，对柳宗宣来说，他肯定会在进入中国古代传统与深入西方诗歌精神的内部两方面做出持续的努力。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弗洛斯特是柳宗宣最钟爱的诗人，但并不是他惟一钟爱的诗人，比如，他钟爱的诗人还有爱尔兰诗人希尼（Seamus Heaney, 1939-），柳宗宣说他读到希尼的诗往往比读到弗洛斯特的诗更令他感动，希尼的诗具有日常伦理的深度，质朴的抒情的美，希尼能将日常生活中的往事升华为神圣的记忆，具有信仰的虔诚感。柳宗宣接受的诗人数量是众多的，但笔者认为，弗洛斯特在所有这些诗人中还是具有比较特殊的意义。另外要指出的是，弗洛斯特的诗歌的形式尝试并不是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弗洛斯特很多诗歌的文学性是有所欠缺的，将诗歌散文化、叙事化、对话化、场景化等等，并不一定具有完全正面的指导意义，弗洛斯特这方面的许多尝试也许是失败的。作为中国的当代诗人，不一定要把西方诗歌大师神话，美化，而是需要更高的一种眼光，具有一种更高的气概去批判性接受他们和她们，这样，中国诗歌才真正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柳宗宣的乡村田园意象，到底这是一个精神家园，还是一个符号？这是柳宗宣未来诗歌创作需要思考的问题。在西方有“我也在阿卡迪亚”这样的田园牧歌的故乡，西方的风景画主要是建立在这这种观念之上，表达的是一个未受人破坏的理想的旷野，但“我也在阿卡迪亚”的原意是对死亡的警示，人生是短暂的，但死亡是永恒的，“我也在阿卡迪亚”也就是说，人生是一场悲剧，看你怎样去表演了。“我也在阿卡迪亚”在中国就是陶渊明的桃花源。回到这个理想的桃花源是可能的，任何时候都是可能的，只要具有这种内在的心境。柳宗宣是有这种自觉意识的。但作为当代诗人，不可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回到这个地方，必然是在经历更复杂、更艰难的历练之后才能回到这个理想的地方。如果中国未来诗歌不能将现代性悲剧转化为一种成熟的反思性结构、固定下来，那么，这个民族的心灵不会有进步，不会达到真正的成熟，简单回到陶渊明的世界肯定是失败的，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也不可能写出真正伟大的诗篇，由此，诗歌精神的探寻就如寻找真正的信仰，柳宗宣说，田野就是我的教堂，希望他在这里建起自己的精神家园，目前可以看到他这样的努力，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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