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汉”李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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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溜 采访李亚伟之前不先跟他喝顿酒肯定是不成的，我到的时候，他和诗人赵野已经将一瓶山寨版茅台喝到快要见底，他俩正对着酒瓶赞不绝口，虽是“山寨”货，但味道跟正版茅台相差无几。李亚伟好酒是有名的，号称两天一小醉，三天一大醉，无酒不成欢，只要参加饭局，没有哪次不喝多的。 “来，喝嘛喝嘛。”李亚伟喜欢劝酒，但并不强人喝酒，想喝多少就喝多少。他的好脾气也是有名的，喝多了也温和知礼，是酒桌上息事宁人的和事佬。 刚夸他好脾气，李亚伟便低下头去，亮出了脑门上短发茬之中明目张胆的几块疤痕，还有一脸暗疮，这都是他当年喝酒打架生涯留下的印迹。 第一次见李亚伟是七八年前一个大型诗歌朗诵会上，当主持者宣布接下来是李亚伟朗诵后，却迟迟不见人上台，众人的起哄、嘘声，也丝毫不能撼动台下的李亚伟，他昂着头端坐不动，一副心高气傲的样子。 李亚伟总是行踪不定，在北京当书商，在成都开了家名为“香积橱”的饭馆，在香格里拉有家客栈，而老婆孩子在重庆。他总在东走西走，行遍大江南北，一会儿去了西北的小镇，一会儿开车被困在云南深山里的路上。据他自己统计，九十年代以来，他平均每年要坐三十次飞机。“我飞得更高，俯临了亚洲的夜空，我心高气傲”，在诗里他这样写道。 从小他便是四川小县城里的坏小子。酉阳县城被分成一村、二村和三村，他是一村的。街道记忆于他很重要，一条街的男孩跟另一条街的男孩常打群架，因为打架厉害，他觉得自己很牛，从未有过自卑感。祖上是军阀，父亲是县里第一个右派分子。家里四个孩子，一个姐姐，两个弟弟。 1974年，十一岁的李亚伟因为偷东西，加上家庭成分不好，上不了初中，只好到姐姐当知青的乡下中学就读，知青们借各种书给他看，某种程度上，这给了他青少年时期最好的教育。他高中开始写诗，研究过格律诗，后来转向写现代诗。 高考时他数学只考了3分，被南充师范学院录取。十六岁上大学，李亚伟觉得老师看的书还没自己多。刚进大学不久，胡钰便来找他，第二年万夏入学，三人一起旷课、喝酒、滋事。南充师院里有好几个诗歌“流派”，李亚伟和胡钰弄了个“刹那”，万夏弄了个“彩虹”，后来合并为“金盾”——这是著名的“莽汉”的前身。“金盾”是当时一种笔记本的牌子。 李亚伟说，他上大学那会儿写诗并不时髦，要成为时髦人物，必须要练就一身肌肉，碰到人就要掰手腕，还要留三七开的长发，花衬衫的领子要从外套里翻出来，最好还会弹点吉他。他们几个都是合格的时髦人物，但是并不受女生欢迎，受欢迎的是学生干部和党员。对此他们毫不在乎，因为班上女生的平均年龄要比他们大四五岁。 大学毕业后，李亚伟到一所镇上的中学当了三年教师，尽管他认为自己这样的人不应该教书育人。1984年1月，刚教了半年书的李亚伟回母校碰到万夏，欢天喜地，进了一家酒馆，“像所有写诗级别不高的人一样，见面就谈诗”。万夏说他正在跟胡冬讨论成立一个诗歌流派，名字最后定为“莽汉”，发起人还有被大学开除在家的马松，加入者有二毛、梁乐、胡钰、蔡利华等人。 回到中学的单身教师宿舍里，作为“生活的雇佣军”和“爱情的贫民”，两三年里李亚伟炮制了一百多首“莽汉”诗，其中包括《中文系》、《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硬汉》、《给女朋友的一封信》。 什么是莽汉？在当年的一篇文章里，李亚伟这样解释道：“要抛弃风雅,诗人起码要五年忘掉花草梦歌，忘掉《诗刊》、《星星》，少读古文”，“不要再写黄山、黄河、长江、长城，不要肤浅”，“农民诗人应该大大减员”。评论家们说，“莽汉”是一种以追求生命原生态为特征的诗歌流派。被公认为“莽汉”代表作的是李亚伟的 《中文系》和胡冬的《乘一艘船去巴黎》。 两年后，1986年的诗歌大展将“莽汉”、“非非”、“他们”等诗歌流派隆重推出，这是所谓“第三代诗人”的首次整体亮相。然而正在这时，“莽汉”们却宣告解散，原由是莽汉诗的可复制性太强，彼此的诗都太相像了，“普遍炮制出一种名词密集、节奏起伏的长句式诗歌”。胡冬首先回归保守，李亚伟和万夏、马松也纷纷弃“莽汉”式诗歌而各觅出路。 教了三年书后，李亚伟辞去教职，和二毛开起了火锅店，算是下海比较早的诗人。“你是天上的人，用才气把自己牢牢地拴在人间”，李亚伟这样写。他把自己的生活分为“天上”和“人间”两块，“我通常只在初夏和初冬写诗，其余时间是人间的”。 “九十年代我完全生活在人间”，他说。1990到1992年，李亚伟消失了两年。1993年，他怀揣着替书商当枪手挣来的3万元“巨款”闯荡北京，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书商。由诗人而成为书商的，还有万夏、马松及张小波等人。 九十年代后，李亚伟开始写有关历史和地理的长诗，一首是1992年的《革命之诗》——“我心比天高，文章比表妹漂亮 /骑马站在赴试的文途上，一边眺望着革命 /一边又眺望一颗心被皮肤包围后成为人民中的美色”，另一首是关于河西走廊的《河西抒情》，写于2003年——“祖先常在一个亲戚的血液里往外弹烟灰，我因此感到 /在生之外的夜空里，有一只眼睛在伊斯兰堡、一只眼睛在额尔古纳 /那人一直在天上读着巨大的亚洲”。 对李亚伟来说，诗歌之眼是在天上，他试图用诗中的眼睛“看穿生命的本质”。他曾写道：“我喜欢诗歌，仅仅是因为写诗愉快，写诗的过瘾程度，世间少有。我不愿在社会上做一个大诗人，我愿意在心里、在东北、在云南、在陕西的山里做一个小诗人，每当初冬时分，看着漫天雪花纷飞而下，在我推开黑暗中的窗户、眺望他乡和来世时，还能听到人世中最寂寞处的轻轻响动。” 访谈 经济观察报：从童年谈起吧。 李亚伟：我从小学毕业讲起，我们是五个班，一个班将近60人，县里就那个小学最大，就我一个人没进初中。因为偷东西，偷西红柿，偷水果，在地里头。我们那条街的小孩全部去偷，都逮住了。我们家的成分是军阀。 经济观察报：你们家谁是军阀？ 李亚伟：我爷爷。上不了初中，我去哪儿上学了呢？我去了我姐姐那儿，就是一个农村中学。在我姐姐的知青点，读了很多书，知青给的。我姐姐那个知青点很出名的，有拉小提琴的，拉手风琴的，那时候我就知道尼采。知青点教育了我。 经济观察报：你父母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李亚伟：我妈妈六十岁退休以后才会做饭，还做不好，以前是国家干部。父母都在外地，我从小基本上没怎么见到他们，就跟奶奶。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活动，去县城最大的广场开大会。我一看是我爸在上面，讲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后来我知道了，那时候他是去摘掉他的右派帽子，1974年。 经济观察报：最早写东西是什么时候？ 李亚伟：高中，那会儿研究格律什么的。接着就高考了，那会儿就在写现代诗，现在看是顺口溜。我觉得我的诗歌没有什么传承，没有中国的传承，肯定是西方的传承。我大学以前任何一个东西都没有留下来。 经济观察报：在大学时你们写诗是怎么交流的？写在笔记本上然后互相看？ 李亚伟：我们写在纸上，贴到食堂墙上，整个一墙报。 经济观察报：那时候跟其他地方的诗人有联系吗？ 李亚伟：有，联络工作是万夏负责。那时候“第三代诗人”在西南师大开第一次会议，有万夏、赵野，成都的钟鸣，重庆的柏桦，都是大学生，那是1982年底。 经济观察报：谁发起的？ 李亚伟：现在争论很大，当时确切的核心人物是万夏、赵野，还有廖西。这帮人中，柏桦是最早读了很多外国现代派诗歌的。后来有很多人问过我一个问题，就是朦胧诗对我的影响，其实朦胧诗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我那时候可能在官方诗刊上读过一两首北岛或顾城的诗，其他的我根本就没读过。我们那一批人，很早就读了欧美的现代派的很多东西。 经济观察报：那时候哪些诗人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李亚伟：我刚跟万夏、胡钰认识不久，胡钰就找了一本繁体字的艾略特诗集，还有法国的艾吕雅的诗。那时候我写读书笔记，大学第一年读的法国书就有五十多本。马松的爷爷在台湾，回来带了一本台湾诗选，就是余光中、纪弦、痖弦这帮人的。那是1981年，我们读了，觉得他们的诗比朦胧诗强多了。 经济观察报：你在“莽汉”时期的诗，嘲讽的意味都很强。在《中文系》这首诗里，你显摆了很多知识，同时又嘲弄它们。我以前看到“厕所里奔出一神色慌张的讲师/他大声喊：同学们/快撤，里面有现代派”这段时，就忍不住乐。 李亚伟：那是1984年写的，那会儿我就有现代派的概念。朦胧诗那些人，是没有这些观念的，观念上肯定没有我们先进，只不过我们那时候是小孩，没有话语权。 其实应该出名的是马松，他有很多这样的诗，《流浪汉》、《咖啡馆》，全是这样的。马松的诗里全是西方文化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莽汉”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李亚伟：1984年1月，当代最早的诗歌流派应该就是“莽汉”，杨黎的“非非”是到1986年才干的。 经济观察报：“莽汉”诗人估计全是男的了？ 李亚伟：对。这个名字是万夏、胡冬取的，他们俩当时都在成都。他们俩觉得这一帮人应该取一个名字。因为烦朦胧诗，就称他们为“妈妈的诗”，就是温柔的抒情、朦胧的爱，那我们就叫“男人的诗”。又觉得“男人的诗”太直白了，没有水平，所以就变成了“莽汉”。 经济观察报：如果有女诗人要加入 “莽汉”怎么办？ 李亚伟：我们叫“女莽汉”。川剧团的一个女的加入过，年龄比我们大。作家协会专门找她，说你不能跟李亚伟他们来往，然后她就写了一封告别的信，不再跟我们来往。 经济观察报：“莽汉”都有些什么主张？ 李亚伟：当时的主张是很简单的，不是理论式的说教，全是“不要怎样不要怎样”，又瞎搞又幽默的。大概有几条，肯定不能有文化，一定要反文化，不能用书面语。这主要是针对朦胧诗的，他们那种梦啊眼泪啊爱啊，就是糖开水。还有，坚决不能向《诗刊》、《星星》诗刊这些官方杂志投稿，不能让他们发表，要坚持我们的民间性。 经济观察报：你们不像“非非”，没有一个理论家。 李亚伟：这本身就是我们“莽汉”的一个特点，就是反理论。“非非”是有理论垫底的，“非非”的理论跟当时出的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很有关系，这套书是介绍西方思想的。那会儿搞诗歌流派，都是要排座次的，杨黎就被封为“非非第一诗人”。 经济观察报：你们排了吗？ 李亚伟：不，我们“莽汉”没有排，都反对。所以“莽汉”是很彻底的那种，它是一支最纯粹的游击队。 经济观察报：你们那会儿知道“垮掉派”吗？你们跟垮掉派还是有点像的。 李亚伟：知道，但是没有读过，不过很快，1985年1月就读到了。读了以后觉得很相像。后来马松还专门找了很多柯索的诗。 经济观察报：你们当时反文化是种什么样的冲动呢？你说是针对朦胧诗，但是朦胧诗也不见得怎么有文化吧？ 李亚伟：对，我们是强调我们的硬，朦胧诗我们觉得就是软、没有文化，我们觉得我们太有文化了，然后我们又要反文化，这是一个矛盾体。为什么反文化呢？当时我们国家整个都是寻根文化，崇尚思想知识，我们觉得这太好玩儿了，都戴上了黑眼镜，这个肯定是我们要反对的。 经济观察报：那时你参加过青春诗会之类的活动吗？ 李亚伟：这个不可能的，青春诗会、作家协会跟我们永远没份，我们也是明确地拒绝的，这种明确的拒绝是很少的。其他每个流派，不管现在是什么人，那会儿都想着加入作家协会的。你要加入作家协会，没准儿就能把你变为国家干部，级别和工资都不一样了。我们“莽汉”都是上大学出来的，收入比一般人高，我去那个学校，别人工作了几十年的，工资还只拿三十几块，我一去就拿五十几块。加入作家协会的，其实是为了这种好处，“莽汉”当时每个人都没有这个压力。 经济观察报：“莽汉”1986年就解散了，大家都不写那样的诗了，为什么呢？ 李亚伟：因为这种创作是有很大的可复制性的。几个哥们可能会写得差不多，真是差不多的。把万夏的诗署上胡冬的名字，完全是一回事。一个新的革命性的东西，绝对是有很大的可复制性的。“非非”也是如此，互相之间的差异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外人看不出来。 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不行了，所以我们在86年，在“非非”还没有的时候，就宣布解散了“莽汉”。最后你必须进入你自己的创作，这不是从理论上要求的，实际上每个人到那时候他就要写自己的东西，而且你发现了自己的路，那是非常愉快的。最早变的是胡冬。 经济观察报：你后来的诗，嘲讽性没那么强了。 李亚伟：嘲讽性其实就是一种风格，风格是一种在小的格局里面才有的东西，如果格局大了，它会消灭风格的。 经济观察报：你后来写了好些历史诗，你如何看待杨炼？ 李亚伟：这一块他是带头人。其实宋渠、宋炜、石光华，包括海子，还有杨炼，全是属于“整体主义”。在朦胧诗里面，杨炼的底蕴肯定要比其他诗人强。在写历史、写土地、写古代、写王写帝、写坟墓这一块，杨炼肯定是个开创者，多少人现在不承认还要骂他，但是谁都逃不开他。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会对这种史诗这么感兴趣呢？ 李亚伟：我返回去看历史，简直太入迷了。最近这几年，我读的全是我们国家偏远的、地方的、或者是少数民族的历史，还有家族史。它能以小见大，使你看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过程，使你非常清晰地明白生命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你有中年危机吗？ 李亚伟：我现在就是觉得，我好多事干不过来，我要去干好多事，麻烦的是我喝酒把身体喝坏了，往往喝得第二天没精神，没劲。我现在尽量少喝酒。中年危机到底是什么，我可能不是很清楚。 经济观察报：可能是那种疲乏感、空虚感、焦虑感什么的。 李亚伟：身体疲乏肯定是很严重的。我很多朋友，眼睛看东西要拉很远了，这个我完全没有，还有他们头发白了要染，我也完全没有。有个朋友建议到乡村买房子养老，叫什么夕阳工程，对于我来说完全是扯淡，我肯定不去。 经济观察报：你在《河西抒情》中有一句，“我最不明白的是生，我最不明白的是死”。 李亚伟：写诗对我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在里面我能挽留生命的东西，来思考生和死的问题。完全是过精神上的瘾，而且它不花钱。你赚钱，你花钱，你当很大的官，都解决不了另外一个东西，诗歌也解决不了，但是你可以在里面探讨。 李亚伟早期的诗 硬汉们
我们仍在看着太阳
我们曾九死一生地
我们曾用屈原用骈文、散文
我们终于骄傲地自动退学
我们都是教师
我们都是男人
我们知道我们比书本聪明，可我们
我们每时每刻都把自己 1984年7月 毕业分配
所有的东西都在夏天
但是我会主动和你联系，会在信中
如果你想我得厉害
你不要看到我的衣着打扮就大为吃惊
如果你感兴趣
你和我结婚 1984年7月 给女朋友的一封信
若干年后你要找到全世界最破的
现在我正走在诺贝尔领奖台的半路上
我倒下当然不可能倒在你身边
你完全可以等几年再来找我 1986年4月 我们
我们的骆驼变形，队伍变假
穿过沙漠和溪水，去学文化
三年前，我们调皮和订婚
理解、并深得要领 1988年1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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