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小说创作：一塌糊涂里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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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一枫小说中的人物，多是一些无所事事之徒，他们顽固持守着一些不明所以、不可理喻的信念，貌似在一塌糊涂的泥浆里打着滚而又努力抬头仰望着什么。这样一群人物的生存方式，似乎是在表明：面对一个十分强大的无聊的世界，他们惟一能做的，就是比这个世界更加无聊一筹。此外，石一枫小说的语言，充斥着伪装成粗口的、针对时代的文化挑衅意味，在一口京片子油嘴滑舌的背面，调侃与反讽也经常指向自身。 所有这些，都很容易让人想起王朔。很多人也愿意引用王朔来定义石一枫文学写作的精神谱系。然而时过境迁，石一枫终究不是王朔，这个时代在一些很根本性的问题上确定了两者的区别。石一枫的写作精神及其写作方式——我指的是《恋恋北京》和《红旗下的果儿》这两本书，带给我一种十分陌生和错置的感受，它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些事情。比如，我想到了张承志和他的《金牧场》。 这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联系肯定会让很多人跌破眼镜。我想说的是，石一枫的写作尽管面对着这个时代，但他显然扎根在更早的一些地方。在他所看重所浸润的那些文化因子中，鲜明提示着当代中国的八九十年代。如果考虑到出生于1979年的石一枫的“准80后”背景，就会知道这是多么令人惊诧和匪夷所思了。因为这是一个完全依靠文化基因的遗传而形成的“孤悬式”的文学存在，与他周围那些奶油风情的文字和声音相比，他简直是一个异类乃至匪类。在这个如火如荼、谈股论金的时代里，石一枫的写作孤零零地、东倒西歪地颓唐游荡着，拒绝接受时代的诱惑和规训，由此愈加衬托出这个世界的无聊。他鲜有同道，大约只有吴玄、李师江等极少数人庶几近之。孤独的写作是需要勇气的。20多年前，张承志在他的《金牧场》里面写到了一个很小的细节，一个日本留学生向小说主人公“我”讲起了他在大学里的故事：日本右翼力量组织了文化娱乐界去他的大学开办演唱会，其中还有一位当时非常著名的女歌手。这个具有左翼倾向的日本学生唱歌很糟糕，但是他自己弄了一把吉他，在吉他上绑了一个麦克风，然后一个人坐在学校的场地上自弹自唱，旁边立了一个牌子写道：虽然我唱得没她好，但是请你们听我别听她。于是“我”问：那天有几个人到你这儿来听？那个日本学生就老老实实地承认：一直就我一个人。然后“我”哈哈大笑起来说：哥们儿，你真勇！ 阅读石一枫，我总是会想到这个不太引人注意的细节。从《恋恋北京》和《红旗下的果儿》体现出来的石一枫的创作思想，以及石一枫对这个时代和他自我的感受来看，他的写作属于不折不扣的“哥们儿，你真勇”的写作，当然，那也很可能是一个唱给时代渴望同类、但实际上鲜有人愿意倾听的写作。 在小说中，石一枫始终被一种力量纠缠着，换言之，一种让他无法彻底放下的东西支撑着他的写作。我姑且把它叫做“青春后遗症”吧。作为一位标准的“青春后遗症”患者，石一枫通过自己的写作，生动刻画出这个时代中各个患者的艰难挣扎及其负隅顽抗。他以自己的小说写作捍卫了少数人的青春后遗症的权利与合法性。 在今天的语境中，“青春”是一个暧昧不明令人疑窦丛生的词汇，她经常被演绎成具有两种截然不同属性的事物。一方面，红男绿女们在她的名义下奢侈地挥霍纵情、高歌猛进，另一方面，她则被视为“很傻很天真”的不体面的东西而蒙羞含辱——譬如张承志就曾被认为不愿告别青春而招来各类绅士的闲话。于是，这个青春也就有了区分事物品质秉性的功能，最浅显的、也是最令人熟知的青春定义再次被召唤出来：它不是一个生理的指标，而是一种存在状态。“80后”已经老去，“90后”正值当打之年，其他的后蓄势待发……而张承志在20年前就预言道，在这个时代，年轻人没有青春：“周围的时代变了，二十岁的人没有青春，三十岁便成熟为买办。人们萎缩成一具衣架，笑是假笑，只为钱哭。十面埋伏中的我在他们看来是一只动物园里的猴，我在嘶吼时，他们打呵欠。”(张承志《离别西海固》) 应该说，用一代人的青春去否定另一代人的青春，肯定会被视为一种带有自恋性质的精神暴力。在这方面，历史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提出反驳。我不知道石一枫对张承志关于青春的这类“恋人絮语”是否有所了解，但至少看上去有某些部分的重叠。他仍然在一个有限的意义上，通过自己的写作延续着张承志所承认和所捍卫的那样一种青春。事情的危险性在于：在很多人那里，坚持青春，执著于青春的梦想、浪漫甚或不乏荒唐的诱惑，是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违法乱纪”的行径。譬如大家都在奋勇淘金，而你却游手好闲；大家牛劲冲天，你却牢骚不断；大家都在外面奔波，你却宅女宅男，那么你会不会有点惭愧乃至产生一种罪孽感？从这里，我们大致能够看见那个悲催的“青春”在时代夹击下的变异形态：张承志的人物跋涉在戈壁大坂上，王朔的人物游逛在大街胡同里，而石一枫的人物，则完全迷失在找不到抗争对象的一地鸡毛中。与张承志或者王朔比起来，石一枫小说中人物的种种荒诞不经的抵抗，都显得过于非成人化。在相当程度上，小说中的人物与社会一直处于某种游离的状态。 这样看来，问题就变得异常纠结和复杂。换一句话说，石一枫所遭遇的时代，比之张承志、王朔们，要更加含混不清暧昧不明。在张承志那里，有足够深厚的历史资源和社会正义的框架作为参照而精骛八级、心游万仞，在王朔那里，哪怕是粗口撒泼“恶毒诅咒”，内里也有相当明快的文化自信和人文理想。而石一枫所身处的境遇，乃是那个著名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泥塘，他能够依凭的事物实在少得可怜，显然无法像前辈作家那样立场鲜明态度果决地“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因而，他的人物所面临的困难也更加严重，除了干一些与“黄金世界”捣乱的痞子哄哄的小儿科行径之外，别无所长。至于他们最终会不会变成那只叫做格里高利的甲虫，也是件难以预料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石一枫通过自己的写作见证并呈现了致命的时代病——一个多元混乱的社会表象背后，赫然矗立的无坚不摧冷酷无情的商业逻辑以及由此形成的单向度一体化的价值系统对人的赤裸裸的压迫。在这个时代的对面，在几乎所有人的对面，石一枫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敢以真理自居，但却勇猛无畏地无所事事。也许可以把这一点理解为石一枫文学写作的脆弱的先锋性和批判性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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