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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周伦佑）(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周伦佑
2012-09-28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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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前面已提到了，按照昭明太子萧统的选文标准，认为经、子、史在“文”之外，所以他编《文选》时，不收经、子、史。韩愈的古文观则与萧统相反，他尊崇经、子、史，把经、子、史都划入了“文”的范围，不仅以经、子、史为他的道统之基，而且以经、子、史为他的文统之源。韩愈在《答李翎书》里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他这里所指的三代、两汉之书，我们只要读读韩愈的《进学解》，就可以知道是些什么书：“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盘庚》，诘屈聱牙。《春秋》严谨，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⒁以上开列的《尚书》、《春秋》、《左传》、《周易》、《诗经》以及《庄子》、《楚辞》、《史记》、扬雄、司马相如等，既是韩愈作文效法的对象，也是他为自己发起的古文运动建立的文脉系统（韩愈将“诗经”纳入他的古文文统可能是从个人阅读和写作效法的对象而言的，因为“诗经”明显不是散体文）。除《诗经》外，韩愈建立的这个古文文统，不仅直接影响了唐、宋、明、清的古文观念及古文写作，而且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逐渐浮出的所谓“先秦散文”框定了最初的范围，同时误导了这个概念的发生。
　　
　　▲误会二：把“古文”等同于“古代散文”

　　这里要澄清一个问题：“古文”即等于“古代散文”吗？

　　众所周知，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是有他明确的政治理念和文体标准的。政治理念即“传道”、“解惑”。“传道”，指传尧、舜、禹、汤、周公、孔子、孟子之道；所谓“解惑”，便是用所传的儒家之道排斥佛教和老子学说。韩愈作文取法六经、诸子，反对讲究对偶、排比、声律、辞藻的骈俪文，而要求像六经（“诗经”除外）、诸子一样以散行、散句的行文来表达事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古文。古文并非始于韩愈，在骈俪文兴起并成为占据主流地位的体制文体之前，两汉及先秦文章，绝大多数都是由散行、散句写成的。韩愈不过是希望通过复古来恢复和承续这一传统罢了。用韩愈的话来说，就是“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也就是“用今人之辞表达古人之意”。这显然是与散文“独抒怀抱”、表达个性的要求背道而驰的。我们再来看韩愈为他的“古文”制定的三项原则，即：一、“文从字顺各识职”，二、“文无难易，惟其是耳”，三、“惟陈言之务去”。其要旨不过在于“通顺”，“准确”而已，都与散文的审美特性毫无关系。并且，韩愈的这三项原则，并未超出东汉王充“文字与言同趋”和梁·沈约文章“三易”的思想。早在东汉时期，王充在他的《论衡》里，就主张文章应朴质明晓：“口论以分明为公，文字与言同趋”；《颜氏家训·文章篇》引沈约的话：“凡为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为了说明韩愈的三项原则只是作古文的一般要求，而不是作散文的要求，下面让我们读一读被视为古文典范的韩愈《画记》：
　　
　　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行且下牵者十人，骑且负者二人，骑执器者二人，骑拥田犬者一人，骑而牵者二人，骑而驱者二人，执羁鞫立者二人，骑而下倚马臂隼而立者一人，骑而驱涉者二人，徒而驱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胄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胄执帜植者十人，负者七人，偃寝休者二人，甲胄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脱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杂执器物役者八人，奉壶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牵者二人，驴骑者四人，一人杖而负者，妇人以孺子载而可见者六人，载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戏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我们这里读到的，确实是一篇“文从字顺各识职”——即“通顺”、“准确”的古代散体记叙文，它符合韩愈古文的要求，但不符合散文的标准。由韩愈产生的以上两个误会，其错误的关键点在于：韩愈倡导的是古文，建立的是古文文统，后人却把他的“古文”理解成“散文”，把他建立的“古文文统”等同于“散文文统”，于是便有了“先秦散文”这个子虚乌有的东西。
　　
　　▲误会三：郁达夫的误论、误导

　　造成“先秦散文”这一概念最后被确认的第三个原因，是郁达夫在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所做的那篇“导言”中对中国古代散文的误论，误导。郁达夫在“导言”中根据《元史·儒学传》中所谓：“六经者道之所在，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和程子所说的“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而认定：
　　
　　六经之中，除诗经外，全系散文；易经书经与春秋，其间虽则也有韵语，但都系偶然的流露，不是作者的本意。从此可以知道，中国古来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为主要的文体……⒂
　　
　　但是，郁达夫在这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把《元史·儒学传》中所指的“文”和程子所说的“文”等同于散文。笔者在第二章中已指出：中国古代所谓的“文”含义很宽泛，即包括诗经、楚辞、赋体、骈俪文，也包括各种应用文和古文；并不专指或特指散文。就以郁达夫所引《元史·儒学传》中的那句“六经者道之所在，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来看，“六经”当然是包括《诗经》（即郁达夫所说的“韵语”）在内的，下半句的“所以载夫道者也”之“文”，明确不是指散文。这样明显的逻辑错误为什么没有人发现和指出呢？郁达夫在这里以他从国外引进的“与韵文对立”的散文标准，将除《诗经》外的《易经》、《书经》、《春秋》等先秦卜筮、哲学、历史、伦理、政治著述一概划为散文，大致勾勒出了“先秦散文”的基本轮廓；为“先秦散文”这个怪胎的出世作了最后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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