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天新:译诗的两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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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诗的两点体会:画面感和均衡感 蔡天新 作为业余的诗歌编辑,我也曾特别关注过外国诗,无论民刊《阿波利奈尔》(出过13期),还是《大学语文新读本》(浙江文艺,2004)、《现代诗100首》(蓝、红卷,三联书店,2006)。此外,我和南非诗人罗伯特-贝洛特合作译成我的诗集《幽居之歌》(Deep South,2006,中英双语)。通过这些经验,我想就本届青海湖诗歌节的主题之一“国际交流背景下的各民族语言的差异性和诗歌翻译的创造性”谈两点粗浅的看法。 虽说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有言在先,“诗歌就是翻译中失去的那点东西”,但我以为,在两种成熟的文明和语言中互译,一切皆有可能。只不过比较而言,有些诗人好译,另一些难译而已。个人认为,画面感或空间感较强的诗好译,而音乐感或韵律感较强的诗难译。例如,美国名诗人e.e.卡明斯的诗就没有很好地翻译过来。也就是说,我认为各民族语言在语音和语感上有差异,而画面却是相通的,因此应该有所选择。当然,面对真正有创造性的诗歌,即使译文不尽如人意,一位优秀的读者也能够从中获益。 相比之下,陶渊明和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等唐代诗人的作品被英国汉学家阿瑟-惠黎译成英语后(《中国古诗170首》,1918),受到了西方诗人和读者的普遍推崇和喜爱,可以说是所有中国文学中最成功的一次翻译。虽然他采用不押韵的散体形式,使得传统的韵律丧失,但由于画面十分清晰,译成英文后仍能较好地呈现给读者。更重要的是,这些画面本身蕴含了大自然的韵律。这也是唐诗在西方的影响力远在宋词之上的主要原因,后者如苏轼韵律更为严格且喜欢用典,这一点惠黎本人也指出了,而《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的典故之多更甚。 除此以外,有些中国古代诗人的生活方式(比如陶潜)也得到西方诗人的推崇,这有助于他们作品的传播。至于本人的作品,之所以被较多语种的诗人翻译、出版,除了交游广泛以外,相信也沾了空间感和画面感的光,尤其是我的早期写作,受到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影响。记得有一次在香港,黄灿然曾调侃我说:在老外诗人眼里,你的诗歌就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版。 除了空间感,诗人的风格特点在翻译时也必须保留。以毕晓普和皮扎尼克这两位女诗人为例,前者节制、冷静,后者轻巧空灵。皮扎尼克的代表作《工作和夜晚》里有一首诗《遗忘》(El olvido),这是拉丁人无法回避的一个主题, 在黑夜的另一头 ——带我去吧—— 带我到甜甜的蜜汁中 另一首献给女友爱娃的小诗《从前》(Antes)只有短短20个字(在西班牙语里只有3行10字),便把她们之间的感情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阅读以后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温馨,一颗烦躁的心顿时沉静了下来,且若有所思, 歌唱的树林 我的眼睛是那 诗中最后一行里的“笼子”和《遗忘》里的“蜜汁”一样,是皮扎尼克诗歌中的亮点和必要的张力,也是她的艺术特色。她经常通过一个分量较重的词,使一首小诗获得一种均衡和力量,不容易被忽视。总而言之,我认为在翻译时注重保留诗人的风格特色,比起所谓的创造性来更为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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