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生：忆作家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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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第一次见到浩然，是1978年他在北京市文联召开的大会上做检查，会场设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我和几个在出版社改稿的外地作家都参加了。出席和旁听这次会的人都看到了——浩然的检查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群众认为他的检查是认真的，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交代和说明是清楚的，从此他得到了解脱。这期间，我曾和同在出版社改稿的几位作家讨论过此事。浩然能够这么快被解脱，因为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作家，为人正派，虽然“根红苗正”，但却从不整人，没给任何人打过小报告，也没有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这一点，他赢得了好人缘。 解脱以后的浩然，在经过一段痛苦的自省之后，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座右铭：“甘于寂寞，甘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很快，他又在文坛上活跃起来了。1979年他出版长篇小说《山水情》，并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改名为《花开花落》。这以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他创作了4部长篇小说，15部中篇小说，一百多部短篇小说，计有250万字。他在天津《新港》杂志上发表的小说《机灵鬼》，还获了奖。为此，他被邀请到天津参加笔会。正是在这次会上，我认识了浩然，并且与他有了第一次难忘的交往。 (二) 在这次笔会上，有来自各地的知名作家和众多的文学期刊的编辑。大家都争先发言，气氛很活跃。只有浩然静静地坐着，不显山、不露水，而主持会议的人一定要请他说几句，他推脱不开，就讲了《作品与人品》这个题目。这个题目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等他讲完，我凑到他身旁说：“浩然同志，我是《天津日报》的编辑，主编农村版的副刊。我们最近要召开天津市青年创作积极分子大会，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作文与做人》。听了您的发言，我觉得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浩然立刻很感兴趣地说：“太好了，发表了吗？能不能找一份来我看看？”我说：“稿子写完了，原想在创作会议开会那天发表，但现在改主意了，我想把这篇稿子交给您作参考，请您把刚才的发言整理成文章，以您的名义发在我们的报纸上，那样会对文学青年产生更大的影响。”浩然当即答应下来，他接过我的稿子说：“你交给我的这个任务，我一定认真完成。” 果然，第二天晚上，他就打电话要我去拿稿子。在位于睦南道的天津第二招待所二楼最里面的一间客房，他热情地把我迎进门去，真诚地说：“这份作业，我虽然认真做了，但不一定能达到你的要求。拜托你放手改吧。”我看到那文稿工工整整，清清楚楚，就说“谢谢了”。他说：“你为农民编稿，我为农民写稿，我打心眼儿里乐意完成这份作业，所以我把别的约稿暂时放下了。”说话间，住在对面房间的哈尔滨《小说界》的一位编辑，和住在隔壁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一起走了进来，半开玩笑地说：“浩然同志，您这可不公平啊！”“浩然同志，我为等您的稿子在这里已住一个多星期了。”浩然温和地对他们说：“这是感情问题，我这一生立志要为农民写，写农民，这位《天津日报》的同志编的是农村版副刊，我不由自主地就想先完成他交给的任务。”说老实话，我当时坐在那里只有感动。因为我知道，《天津日报》农村版是一张只面向天津郊县的报纸，辐射面很有限，稿酬也很低，浩然的这篇千字文，最多也只能得10元钱，他这么认真地为这张报纸写稿子，究竟图个什么呢？ 因为有了这一次的相识，便有了以后的几次接触，相互间逐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为出书的事，又到天津来过几次，只要我知道，就到他的住处去看望他。浩然患有高血压，每天需要吃药。他和我说得最多的就是要多写作品。1987年，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魂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有一次见面时我送了他一本，由此引起我们之间一次难忘的谈话。他说，一个作家也好，一个记者也好，靠什么立身于社会？不靠权，也不靠势，就靠作品。他讲了一件事：“‘文革’时，有一天晚上江青召见我，她让我坐在她身边，对我说：‘浩然同志，看你的作品挺成熟的吗，想不到你还这么年轻！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革命工作需要你做。’她让我当文化部副部长。我听了浑身都冒汗了，我说：‘首长，我从16岁入党到现在，连个党小组长都没当过，我不是当官的材料。只会写作品，我自信自己能写出好作品。首长要是关心我，爱护我，请给我时间，创造条件，让我去深入生活，去写作，发挥我的专长。’她说：‘想不到你还挺谦虚，我考虑考虑吧！’谢天谢地！我幸亏没当这个部长，如果当了，还能再拿起笔来写作吗？还能有今天的我吗？”听了这件事，我心里好生感慨：有多少人能拒绝这种诱惑呢？浩然说：“好在我这人没有当官的欲望，我只想写小说，写起小说来我不吃不喝不睡心里也觉得快乐。当然，因为我不愿意当官，要求写作，江青就派我去广州军区深入生活写小说，这就有了去西沙写《西沙儿女》的那档子事。” 我插话说：“可是有些人并不了解这里面的原因，至今还有人说你是作为‘钦差大臣’去‘代朕视察’的。” 浩然一脸无奈地苦笑：“你能相信吗？那天夜里我正在家睡觉呢，来了几个人把我叫起来，说有紧急任务马上走，飞机都准备好了。我问去哪儿？人家回答不知道，说等到了就知道了。我糊里糊涂地上了他们的吉普车，上了飞机，又等飞机落地，才看出到了广州，还让我穿上一身新军装。当时的广东省委负责人接待我，说中央首长派你来深入生活，写一部反映西沙儿女的小说，批示我们照顾好你的生活，为你创造好工作条件，你有什么要求和意见请提出来，我们会尽力满足。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我的任务是写小说。我回到北京以后，马上向有关人员作了汇报。”那次浩然谈了不少情况，我建议他把在“文革”中的经历写出来，那不仅是他个人的一段历史，同时也是许多人所关心的一段历史。他说早有这个计划，就在他的自传体小说系列中。 此后不久，他的长篇小说《苍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浩然再一次轰动全国，几十家报刊载文介绍，北京市作家协会举行座谈会，一些影视单位筹划着改编、摄制，准备搬上银幕和屏幕。《苍生》火得不亚于当年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被称为是浩然上世纪80年代的代表作，浩然的文学创作一下子达到一个新的高峰。1987年8月，他给我写来一篇文稿：“农村变化、发展着的生活对我强有力地召唤着。我的亲戚大部分是农民。我每年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时间住在县以下的镇子和村庄里，时时接触正在搞改革的农民和基层干部。这两类人总向我吐露心怀，谈论得失，无保留地表现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情绪。这样，就逼迫着我不能不思考所不熟悉的事物，不能不探索还不理解的问题。每一番思索和探索的结果，都不可抑制地在我胸膛里燃烧起艺术冲动的火苗子。我常常忍不住地暗自思忖：我从土改后的农村写到‘文化大革命’后的农村，如今跳过改革着的农村生活不写，而一头扎到自传里去，合适吗？”他又写道：“自己的誓言是，一辈子写农民，一辈子当农民忠诚的代言人。如今发现了农民所关心的问题，农民需要我说话，我就应该仗义执言。最后我终于下决心：‘颂苍生，吐真情。’把刚刚草拟完的自传体小说稿子包封起来，走进正在改革着的冀东农村。最后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周年前夕，写出了这部《苍生》。它是我在人生道路上受了挫折而没沉沦，‘甘于寂寞，埋头苦写’，初步地实践了‘四个重新认识’的结果。”不久，《苍生》被搬上屏幕，送到城乡亿万人民的眼前；《苍生》荣获中国大众文学特别奖；《苍生》获得北京市新中国成立40周年文学创作一等奖。浩然的名字，又随着《苍生》飞进成千上万的家庭，又成为中国大地上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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