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慢慢走近“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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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来临之际，贾平凹推出了他的新作《古炉》。从2007年《高兴》完稿之后，贾平凹就开始了新长篇《古炉》的创作。在长达4年的写作过程中，他手写了三稿，用掉了300多支签字笔。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化时代，有多少读者能读完这部将近64万字的长篇小说？ 这个疑问对贾平凹是不成立的，他越来越相信：“作家只有为自己的内心写作，才可能打动自己和读者。”作为上世纪“文革”的目击者，自己的命运也遭受“文革”影响，贾平凹一直没有写那段历史和生活经历。但那些记忆和经历并不曾忘却，而是在心底发酵，在漫长的岁月长河里酝酿成一壶高浓度的白酒，火辣、刺激，散发出浓烈的酒香。 作为出生在农村的作家，贾平凹对知青、“文革”的观察，和以往出生在城市的作家的观察截然不同，结论也自然相去甚远。贾平凹将“文革”背后的政治权力斗争化约为一枚领袖像章——抽象而遥远，农民只是把这场运动看做是“机遇”，以最大化维护自己的利益。 贾平凹的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民。他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摧残，所以他写的是自己的记忆，但他认为这也是一个国家的记忆。尽管，他认为自己看到的是故乡小山村里的“文革”，或许无法反映全部的“文革”，但“文革”之火正是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燃起的。 这是真实、可信的观察，“文化大革命”和历代运动一样，并未改变大部分老百姓的生活。只是在10年里让少数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地位发生了挪移，少数人的命运因此移形换位，但大部分人如同江河水底的沙子不由自主，被革命的洪流包裹着席转而去。 “文革”对于国家对于时代都是一个大事件，但是对于文学，却是混沌的令人迷惘又迷醉的东西。用贾平凹自己的话说，当时他在旁边看着，不清不楚，40多年过去了，他还在一旁看着，但却企图走近和走进。“文革”结束了，正如任何一个人类历史的巨大灾难无不是以历史的进步而补偿的一样，没有“文革”就没有中国人思想上的裂变，没有“文革”就不可能有以后的整个社会转型的改革。贾平凹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用记忆去还原那个时代的色彩，从最根处找寻那场浩劫中的人性光辉。 在贾平凹眼里，《古炉》即是中国，有中国的内涵在里头。外国人用英语把中国称作“瓷”，他写这个叫“古炉”的村子，实际上写的是中国，因为瓷暗示的就是中国。 把“文革”写出来 记者：你为什么要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创作这样一部关于“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贾平凹：这部小说是写“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13岁，初中生，初中上到二年级上半学期，下半学期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书读了。1967年以后，我父亲被批斗了，三年就被平反了，后来又被派到乡下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发生在我十三四岁时，心灵上影响特别明显，也不能上学了，就一塌糊涂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父亲回去的时候，当时我正在地里干活，别人说我父亲回来了，我就往回跑，我父亲一见我就哭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到我父亲哭。当时作为一个父亲，其实他最关心不是他自己的生命，而是救孩子，这种情况，从现在来说一般人不好理解，实际当时情况就是那样。 这段历史，我一直想写，怎么个写法，一直不好动笔，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现了大量写“文化大革命”的作品，包括回忆录、散文，还有一些小说，但是都不是正面来写“文化大革命”的，都是从一个层面一个片段来写的，写得很激愤很通俗。我为什么要写？一是回顾。二是正因为有“文化大革命”，才是后来的中国改革，才会下决心改革，回顾那一段历史，来建设一个更和谐的更美满的社会，让人们生活更富裕一些，更自由一些。 记者：关于“文革”，有的作家从政治体制角度进行反思；有的作家从社会层面进行反思，《古炉》是典型的从社会层面的反思，这样64万字的小说，没有高层政治斗争，就是一个乡村里的一群农民，在这样一个巨大政治运动的种种表现，怎么想到从这个角度来写呢？ 贾平凹：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比较熟悉那一段生活，刚才讲政治层面、社会层面，我选择社会层面，因为我对基层情况比较了解。当时我13岁多一点，运动开始了初中生跟着高中生后面跑，那个时候小孩一旦运动来了以后，是很快乐的，因为不用学习了，有热闹看了。“文化大革命”应该不是参与者，是旁观者，尤其在基层社会。 第二个原因对高层政治不了解，当时觉得“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从基层引发的，是从高层发起的，这么一发动，下面火就燃起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最终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当然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都重要，相比社会层面更重要一些。就像陕西的那个葱不是很高，新疆的葱就很高，是因为土壤气候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同一样东西就长得不一样了。所以基层的土壤是最重要的东西。 我写《古炉》，山村特别美，六畜兴旺，生活都极度贫困，还有外在的影响，因为当时从中国社会来看，发动“文化大革命”有国际背景，各方面的原因凑起来的。在我的意识里，高层或许是有政治因素，到社会最基层的时候几乎没有政治了，差不多就是个人的恩怨、纠结，小仇小恨，平常的是是非非。在这个背景之下，在这个舞台之上，人性是怎么表现的。“文化大革命”比较难写，我三年前就开始动笔，作家毕竟不是对一个运动或者一个事件做评判的角色，最关心的是人和人的关系。 记者：《古炉》人物非常多，狗尿苔是一个小孩子，这个有点智障和灵异的孩子，充满象征和寓意，你想到用这个形象来表达些什么？ 贾平凹：狗尿苔是一个外号，一个小孩十二三岁，为什么写这个人物？严格来讲他是主要人物，一个小孩的眼光来看当时的世界，有他的灵活性，“文化大革命”和后面发生的事情他是两派的，一个地方有两派，背景也两派，基本全部分成两派，用狗尿苔的眼光来出发更便于写全部的情况。那时候我十三四岁，正好能理解，自己也熟悉那个年龄段看到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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