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裘山山:老友记(2)

  这件事后来成为我们聚会时必说的一个段子,被嘲笑的第一对象肯定是刘老师,一份虾居然就那么紧张,第二是邓贤,居然那么好打发,“再来一份儿粉”就完了,最后是我,居然那么温文尔雅地要了最贵的菜,让刘老师受到惊吓。我的那句“如果可能的话,请再来一份虾”四处流传,一直传到北京,传到《当代》编辑部。我每次去《当代》吃饭,他们都说,别忘了给裘山山点基围虾啊。搞得我很不好意思,连连说现在已经不那么馋它了。

  基围虾的故事还没完。第二天,高老师他们几个就一人出了20元钱(没让我出),到当时成都最大的农贸市场青石桥,买了两斤新鲜基围虾,60块钱一斤,用水桶提回来,把我叫去,说让我吃个够。我们几个就在高老师的“贫民窟”里(高老师当时尚未正式调到省作协,暂住在作协围墙边上一个很简陋的小平房),用清水把虾一煮,搞了些醋和姜蘸蘸,集体饕餮了一餐。这样的饕餮进行了两次,真的是让我吃够了,后来再没那么馋虾了。

  有一次阿来生病住院了,我们几个就去医院看他。到医院门卫不让进,大概是过了探视时间。我们就指着刘老师跟门卫说,他可是某省长的侄儿哦(刘老师跟当时那个省长长得很像),忽悠了半天,总算让我们进去了。见到阿来,阿来正老老实实躺在病床上打点滴,但问题不是很大,很快能出院。我们放心了,就开始拿他调侃,胡说八道一番,寻开心。

  阿来出院后,暂住在高老师的“贫民窟”调养,我们又去看他。一去我就发现高老师门口的一盆花蔫了,问高老师何故。高老师说,还不是怪“窝”老师,他每天早上对着那盆花练气功,把人家的气采光了啊。这事又成为我们这伙人说笑的一个段子。

  这里还有个可以载入文学史的细节,我当时坐在高老师的破旧沙发上,顺手拿起放在角落的一摞稿子,一看,是阿来写的长篇。我翻了几页,感觉和阿来以往的小说一样,语言很有韵味儿,我当时想,诗人出身的就是不一样。高老师告诉我,阿来的这个长篇已经游走了两三家出版社了,还没着落。那时长篇没现在这么受重视——现在所有出版社跟打新股一样抢长篇,好像只要是长篇必盈利。但当时屋子里闹哄哄的,我没细看就放下了。后来才知,这部被我漫不经心翻阅过的书稿,就是大名鼎鼎的《尘埃落定》。早知道我当时就放个话在那儿了:此书必火。留个脚印先,呵呵。

  书出版后阿来还送了我一本,亲自拿到我住的大院门口,他给我打电话说,解放军,出来拿书。阿来一直叫我解放军,不叫裘老师。有时他会说,解放军,你好久(什么时候)拿笔军费出来请我们吃一回撒?我说本来都想请你的,你这么说我就不敢请了。

  关于阿来还有一件往事。1995年《青年作家》和《当代》杂志还有《湖南文学》编辑部三家,一起去九寨沟办笔会。那时我们的亲密战友傅老师已经是《青年作家》主编了,我们铁定是嘉宾嘛。我们坐汽车先到阿坝州州府马尔康,我因为不适应那盘山路,一路晕车猛倒粮食,到宾馆就倒下了,无法进食。在马尔康接应我们的阿来一看我的惨状,立马叫老婆熬了热稀饭送到宾馆给我。我那时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看见热稀饭如同看见亲娘一般,吃下去就好多了,第二天便振作起来。虽然阿来同志现在挺着将军肚忙碌于各种会议,看见俺时常顾不上打招呼,但俺还是要把此事写入老友记以示不忘。

  那次我们在九寨沟玩得很开心——说是笔会,全是朋友,那又是我第一次去九寨沟,景美人好,自然快乐。过一个独木桥时,我们四个(傅老师刘老师高老师加上我)一起站在独木桥上,一字排开做天鹅展翅状,拍下一张珍贵的照片。此照片我每看每乐,也被没有去成的易教授和何台多次打击,说我们是四个老天鹅。还有一张照片也很珍贵,我跟阿来背对背坐在一个树墩上,我歪戴帽子,阿来露出憨憨的笑容。背后是青山绿水。那时的我们虽然已经三十多岁了,但毕竟还很年轻。真是很怀念那个如九寨沟景色一样清爽的日子啊。

  一晃就是新千年。那年我有一个调北京的机会,几个老友知道后纷纷反对。易教授先说,你跑北京去干什么?那个地方那么缺水,洗一次头只能分给你一盆水。刘老师说,天天刮那么大风,还不把你吹到内蒙去?何台说得更干脆:北京你有我们这样的朋友吗?你看你那么显年轻,就是因为有我们这群老友滋润着你,你去北京马上就老掉。

  我本来就很犹豫,听他们这么一说,坚决不去啦。

  值此岁末,衷心祝愿我的老友们新年快乐,平安吉祥。

庚寅年岁末,写于成都

喜欢()

南方论坛

频道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