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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杰:一种创造的想象张力叫“文盲”(2)

    一个人和文化不可能总是老样子的,“文盲”在书中说了很多个性鲜明的话,他的话很有感染力,但是从我的角度,只记住了我最感兴趣的,这就是创造,要有一种抽象而非功利的想象力,这是我们民族最缺少的东西。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这里继续说“文盲”没有说出来的东西:这就是改变中国人性的可能性。这话似乎有点太张狂,那就说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风俗的可能性吧,改变中国人内心活动的习惯。为什么一定要改变呢?几千年以来中国人不就是这样想问题和办事情的吗?但是,我和“文盲”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下面,都感受到了某种巨大的压力,我们很不痛快,缺少幸福感,我们不得不做很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说我们不愿意说的话。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不得不如此,否则就难以生存。

    苟活,我突然想到了这个字眼。“文盲”先不在他的书里苟活,读他的书,总有一种痛快的感觉,这当然是某种精神发泄。我从他的书,想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化名人,首先是尼采。我现在想对“文盲”说的是,你的大方向,我是欣赏的,就是首先认为自己无知,不是谦虚,真的是无知:“对于我们不知道和不智到及不能到与做不到的,我们就是文盲,而一个合格的文盲,还必须要积极不断地探索未知未智未殖未能”,文盲如此说,也如此做。

    重复一遍,对读者来说,这本书最重要的,莫过于让我们知道现在那些肯思考的中国青年人到底在想些什么。这个问题有多么重要呢?这么说吧,即使我是一个教师,官长,握有编写大中小学政治思想教科书的大权,握有强制让中国境内是各级学校学习我所指定的政治教科书的大权,拥有让学生必须上这门课程的大权,拥有这门课不及格就不给学生毕业的大权,拥有占用学生宝贵的学习和受真正的启蒙教育的大权,如此等等。总之,该做的,能想到让学生受我的教育,跟我走的办法,我都尝试过了。但是,结果怎么样呢?这是不用我说的,而且非常可能比我想说出来的更加糟糕。因为我们十几岁20多岁的“孩子们”心里究竟怎么想,是任何大人们都无法左右的。言论的不自由不能强迫到可以强制人家心里怎么想,尽管精神自由的含义并不是心里可以胡思乱想的自由。孩子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呢?没有怎么想,“文盲”不想,他只做,他在行动,他在做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他仍然不失为一个懂得尊重别人的年轻人。

    “文盲”这一代人会把中国搞得再也不像以往的中国,这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我真正从内心里欢迎这里的改变,这是怎样的改变呢?由于中国大陆在整个20世纪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巨大变革,我这里主要指的还不是战争的破坏,而是精神上的创伤,这方面,我们经历的实在是太多了,往往是还来不及反应,下一个精神创伤就到来了。这种精神创伤,说到底,是中国人的身份问题,是中国人的文化身份问题。进一步说,是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失去了优势:因为我们丧失了创造能力。

    中国文化丧失了创造能力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为什么能是这样呢?怎么能不是这样呢?因为我们的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打了败仗,这是一种耻辱,比国土上被殖民更加令人难受。我真正想说的意思,还是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为什么丧失了创造力。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缺乏敢想的能力,是一个重要原因。敢想,有什么困难的呢?不就是动动心眼吗?非也,彼心眼非此心眼!在这方面,我也想向读者隆重推出“文盲”的“心眼”,一种另类的心眼。我想说,他的心眼是创造性的,或者叫做无中生有的味道,或者叫做一种我们传统文化中所缺乏的刺激的想象力。为什么我这样对待“文盲”的文本呢?因为刺激,他的文字不太恭敬,没有儒家的温良——恭俭让,而是让刺激的人性自由的释放,这总比儒家呆板的规矩要好,现在国内有著名大学办起了所谓的“国学院”,我对此不以为然。一种已经死去了的文化,怎么可能让它复活呢?当年欧洲的所谓“文艺复兴”,决然不是古代希腊罗马人文化的重新复活。同样,此时代的中国人非彼时代的中国人。引申开来,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儒学传统使我们远离开现代文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再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所谓现代文明不过就是西方文明,这是一种海盗文明,敢于冒险的野性的文明。难道不是这样吗?近现代工业是用火与剑/枪与炮铸造的。但是,儒家和道家的圣人,都像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庄稼人,这怎么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打仗呢?在这样的意义上,“文盲”这本书既不是儒家的,也不是道家的,我对这一点很是高兴,这与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很是自豪并不矛盾,因为中国人并不是生来就没有精神创造能力的,尽管在这个方面,我们与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差距比较大,但在我们这一代人,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生的中国人,特别是像“文盲”这样的20多岁的中国青年身上,我看到了未来中国精神的希望:就是要与从前的中国文明不一样,医治我们从前在精神上所患的疾病,让我们在精神上变得正常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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