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妍：“新生代”作家需要增强经典意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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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徐则臣和甫跃辉增强经典意识的前提，便是要界定什么是“经典”。“经典”是一个有着普泛化倾向的概念。但是，在新世纪文学背景下，对于徐则臣和甫跃辉而言，“经典”是古典性、现代性、世界性的概念。经典意味着本质化的文学观。经典意识，对于他们而言，既意味着接续鲁迅、废名、沈从文、汪曾祺所开创的古典美学精神，也意味着汲取福克纳、卡尔维诺、海明威等各式西方现代美学精神，还意味着将未来的文学写作放置在世界文学的坐标上。进一步说，“新生代作家”对经典意识的叩问意味着必得坚持三个必要条件：其一，坚持文学的本质论。无论新世纪文坛的格局、传播媒介有多少变化，未来的文学有多少新质生成，文学固有的基本特质没有变化。其二，坚持文学的审美品质。无论文学作品可以有多少种评价标准，未来的文学形态有多少种写作形式，文学作品在语言、人物、结构的审美品格上不应该降低，更不能放弃。即“好小说”的首要评价标准就是其美学品质的高下。其三，坚持文学创作的经典尺度。虽然这是一个消解经典的时代，但是，对于优秀作家而言，除了经典尺度，没有任何评价尺度可以让他获得不竭的创作动力。 然而，在新世纪背景下，经典意识已遭消解，徐则臣、甫跃辉对经典意识的回归能够抵抗当下强大的颠覆经典的势头吗？他们的文学理想能够延宕文学本质被消解的趋向吗？前辈作家至少还拥有过文学的光荣记忆，而“新生代”作家则面对着文学梦想碎裂后的幻灭。这种切肤之痛，正如年轻作家李浩所说：“从上世纪80年代的现代性神话幻灭，处于现代性危机之中。借助什么思想资源反思，批判现代性，非常困惑。”而况，徐则臣和甫跃辉所感受到的困境恐怕还不止于此。如何确立新生代作家的写作谱系？如何以文学的形式介入当下现实？如何获得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如何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可能性？尤其，对于没有根性“故乡”的“新生代”作家，应该怎样构建“纸上乌托邦”？这些疑惑，都无法回避、也难以回答，但正因如此，徐则臣和甫跃辉作为新世纪文学背景下的“新生代”作家，才能够以小说的方式构成当下文学潮流的抵牾性存在。 经典意识是体认自我的一种方式 在新世纪文学背景下，徐则臣和甫跃辉对经典意识回归的动因，在我以为，固然源自他们对当下中国文学的焦虑，但也同时源自他们对自我体认的欲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增强经典意识，即是如何体认自我的一种方式。 阅读徐则臣、甫跃辉的小说，便可以发现：体认自我，正是徐则臣、甫跃辉这样的“新生代”所探索的文学现代性命题。他们的小说创作无论担当多少文学的困惑、时代的困惑，但最终都忠实于诚挚的自我体认。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文学行动，与他们的自我构成完整的个体。特别是，他们笔下的人物，与他们呼吸相通，如徐则臣所说：“毋庸讳言，他们中有‘我’，有我对‘城与人’关系的思考，我抽象在他们身上。”当然，他们对自我的体认是始终伴随着经典意识的自觉来实现的。小说的经典意识越自觉，自我认知就越深入。 颇有意味的是，徐则臣和甫跃辉的小说都选取了现代小说经典叙述模式——城乡双向叙述模式。他们的小说经由现代“城市”与乡土“故乡”的不断转换，而不断深化对自我的体认。徐则臣从《忆秦娥》的乡土叙事出发，经由小说集《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开启了“故乡”系列创作的自觉阶段。然后，又通过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天上人间》等转换到“京城”。由此，徐则臣小说围绕“石码头”和“花街”这两个“故乡”的核心场景展开，生发出“水”、“船”、“岸”、“树”、“花”等意象，这些意象与“故乡”系列中的人物一道聚合为自我的根性记忆。同时，“中关村”、“海淀”、“北大”、“西单”、“颐和园”、“石景山”与“京城”中的人物一道负载着另一个“自我”——自我的现实记忆。不过，无论“故乡”，还是“京城”，都不是徐则臣小说中人物的精神栖居之地。“故乡”日渐远去，“京城”又让人物成为“边缘人”。于是，徐则臣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夜火车》《水边书》中人物就不断地犹疑在“故乡”与“城市”之间。这样，徐则臣所体认的“自我”与当下许多“追新”的年轻作家的精神构成很是不同：“故乡”就是他的经典记忆、生命之源、小说之源。对此，徐则臣一点也不讳言：“可能因为少小就离家，我对故乡满怀敬畏，对故乡的人事也敬畏，不敢在情感上稍有怠慢。我总以为，那是源头，母亲在那里坐着，不管你跑到哪里，浑浊成什么样，溯流而上时你必须是清的——即使浑浊，也得清清明明地浑浊，别加漂白粉和清新剂。如果对故乡都不能平实、真诚和沉切，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徐则臣：《持之如心痛——<小城市>创作谈》)然而，“城市”是他的梦想、生存之地、小说介入之所。徐则臣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再怎么批判“城市”的文明陷阱，也还是难以下定决心逃离出去。因为“城市”寄予了“70后”一代人对现代性的想象，即“70后”一代人“中国梦”的情结。同样的心路历程，也生成了甫跃辉小说的叙述模式。甫跃辉从《少年游》出发，经由《初岁》《走失在秋天的夜晚》《滚石河》《雀跃》《街市》《守候》等，汇聚为《鱼王》和《鹰王》。其间，虽然也曾经将叙述模式中的场景转换到“城市”，如《弯曲的影子》，但甫跃辉小说叙述模式的中心地带迄今没有改变，那就是以“故乡”云南保山为根性记忆的小镇、小街、供销社、河塘、鱼塘、石榴树、大榕树……特别是“故乡”中的少年伙伴，少年目光中存储在记忆中的人物影像，都是他小说的情感资源、叙述资源。比较徐则臣、甫跃辉的“城市”叙事，迄今为止，还没有成规模地建立起来，他的小说创作更多地建立在“故乡”叙事中，或者说，他更多地依靠“故乡”记忆来体认自我。但是，“城市”的背景，却因为他对自我体认的加深，日渐成为一个隐蔽却实有的存在。所以，在《鱼王》和《鹰王》中，甫跃辉依凭诸多感人细节托举起来的现代性批判，具有动人的力量和令人惊叹的气象。需要说明的是，徐则臣与甫跃辉借助小说来实现自我体认，归根结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内在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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