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妍：“新生代”作家需要增强经典意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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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拥有“故乡”的根性记忆，或者拥有“城市”的伤痛记忆，并不意味着徐则臣与甫跃辉这样的“新生代”作家，就能够获得自我认知。事实上，他们与笔下的人物一样，充满犹豫和茫然。但正因如此，徐则臣和甫跃辉对自我的体认即是对自我幻灭部分的抵抗。或者说，在新世纪中国文学纷纷熄灭理想主义的光焰时，徐则臣和甫跃辉不约而同地接续了现代经典人物的塑造方法——理想主义人物形象。于是，我们看到，在徐则臣小说中，无论人物遭逢多少磨难，都保有“理想主义”的信念。姑且不说“故乡”系列中的老默、麻婆、高桑、杜老枪、木鱼、伞兵等各有执念，就是那些“漂”在北京的“边缘人”也始终为“理想”而活。如果说最初的“京漂”小说《啊，北京》《西夏》《三人行》更多地呈现出单纯的“理想主义”，那么自《跑步穿过中关村》的一跃则表现了悖论的“理想主义”。这个中篇的结局意味深长：夏小容的流产与七宝的怀孕，可谓一面让人物目睹理想的幻灭，一面让人物更加顽强地追求“理想主义”。此后，《我们在北京相遇》中的一明等“边缘人”越是对北京充满迷茫，就越是“打算像一棵树一样在这里扎下根来”。尤其是《天上人间》中的子午，可谓更深地陷落到“理想主义”的悖论性深渊之地。子午越是遍尝“京漂”的各种苦楚，越是将理想作为反抗的极端方式：“等我赚够了钱，就娶个北京老婆，在北京安家。我干别的营生去，开公司，做老板，开他妈的十家旅馆，第一次来北京的穷人全他妈的免费，想吃吃，想住住。” 这种“理想主义”的描述，当然带有自我幻灭的成分，同时也将自我体认为一个悲壮的理想主义者。同样，我们还看到，《鱼王》中的外来渔民老刁与儿子海天在性格上具备了乡土“故乡”人的秉性：老实本分、略带羞赧却都豪饮烈酒，木讷性格的深处内含坚韧。而且，老刁和海天身上更具有一种“王者”的神性光芒，是作品中真正的“鱼王”。他们都是硬汉，越遭遇困苦和磨难，就越能够激发出斗志。这种将人物放置在写实与隐喻之间的处理方式，似乎超出了作者的生活经验，实际上则深切地忠实于作者的自我体认。老刁和海天的执拗、孤独、绝望、守望，皆与甫跃辉的自我世界息息相通。塑造老刁和海天的过程，也是作者在体认自我的精神构成的历程。《鹰王》中的乡村医生余顺来也叠合了作者的自我体认。余顺来因亲人一一离去而丧失了生的念想和尊严，却因与“鹰王”相遇而复苏了做人的希望和尊严，又终归圆寂于肉身和灵魂的故乡——死亡，整个灵魂跌宕的过程正如一个人自我体认的过程。比较《鱼王》，《鹰王》更加迷恋于自我认知的现代性体验，生活经验与心灵体验的搏击，更加难分难解。 自我认知，可谓现代中国人无法祛除的焦虑。虽然上个世纪现代中国一开端，中国人就踏上了“自我体认”的现代旅程，可这个在“故乡”和“城市”之间不断往返的漂泊行程总是让“自我体认”陷入迷途。徐则臣和甫跃辉作为新世纪背景下的“新生代”作家，是否能够走出这个迷途？换言之，他们依凭什么重新建立自己的“文学梦”、“中国梦”？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性文化格局中，何谓“中国”？何谓“中国人”？何谓“中国作家”？何谓“中国知识分子”？这些问题在新世纪背景下的中国依然处于暧昧不清的状态。徐则臣和甫跃辉的自我体认则一定别有一番更为复杂的滋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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