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鲁迅”：狂欢化时代的理性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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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鲁迅”：狂欢化时代的理性突围 鲁迅生前死后，历沐褒贬。爱者誉其为“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瞿秋白语）；恨者毁其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苏雪林）。然而无论是誉者还是毁者，有一点是持共论的，那就是鲁迅思想之深刻和文字之厚重是有目共睹的。鲁迅用自己的实力证实了其存在的价值。七十多年过去了，作为肉体的鲁迅早已离我们远去，然而作为精神的鲁迅抑或意识形态的鲁迅却依然活跃在我们的言谈之中。尤其是进入了21世纪，多元化时代已成事实，而网络时代快餐文化大行其道，也在无形中导致了感性的狂欢和理性的失落之局面。鲁迅，作为理性的象征，精英文化的“城堡”，自然也就难免遭到一帮标榜新锐对抗传统的青年学者们猛烈的炮轰了。纷纷杂杂的鲁迅研究在“还原鲁迅”的盛大呼声中持续了若干年，然而鲁迅真的被还原了吗？21世纪的鲁迅价值正在不断的被消解，“拥胡贬鲁”的风气也愈演愈烈。我们不禁要问，难道鲁迅真的过时了吗？21世纪当真不再需要鲁迅的思想了吗？无论如何，这是当下鲁迅研究者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也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面对众声喧哗，至少我们得有直面现实的勇气！ 如果要问，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文人是谁？答案一定是鲁迅；如果要问，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富争议的文人是谁？恐怕答案还是鲁迅。 尽管鲁迅生前曾希望人们在他死后尽快将其遗忘，但事与愿违，鲁迅在逝世后的七十多年里，一直以这样或那样的姿态成为中国人永远也道不尽的话题。他的身后遭际也经历了一次次宿命性的变迁，即“工具化（神圣化）——理论化（死板化）——娱乐化”（网络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鲁迅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以“非我”的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无论是“拥鲁派”还是“非鲁派”，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疏离着其真实的一面。 严格意义上来说，“工具化”的命运，在鲁迅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里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当然不能菲薄鲁迅与共产党的结盟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晚年的鲁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了“工具化”的倾向。尽管鲁迅对此也有所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抵触，最典型的莫过于其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对当时风行的所谓革命文学进行了一番辛辣的讽刺。也正是因为其在骨子里对革命的某些激进形式表示了反感和失望，所以他才会说出那句很有名的话“倘当崩溃（指旧政权倒台。笔者注）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①可见鲁迅已经预感到革命胜利之后他不一定有好下场。原因就在于他深知自己不甘心只作为一个“工具”而存在，然而新政权未必容得下自由思想者之存在。与鲁迅的话遥相对应的则是1957年毛泽东就罗稷南 “鲁迅活着会如何”的一番回答。毛泽东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解放后鲁迅的得意门生胡风的惨烈遭遇无疑应证了鲁迅的猜想和毛泽东的假说。大幸的是，鲁迅没有活到建国后；不幸的是，死后的鲁迅却不折不扣地成为了政治宣传的工具！而这“工具”最初的定性则是由毛泽东亲自冠加于鲁迅头上的那顶神圣的光环。当然，毛泽东对鲁迅的赞美并号召党内外人士都应该向鲁迅学习，绝对是无可厚非的。毕竟，鲁迅韧的战斗精神在革命年代的确是无与伦比的思想武器！ 应该说，鲁迅真正的尴尬命运始于文革时期。这时候的鲁迅已经被完全的神圣化了。准确的说，这时候的鲁迅已经完全沦为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恣意歪曲的政治意识形态符号。其作为人的一面已经完全被那件束缚其身的政治黄袍给遮蔽了。鲁迅成了高高在上板着面孔的神。他的语录和最高领袖的语录被人们奉为圭臬，并且一夜之间成了狂热的暴徒们大施专制的有力武器。倘先生当时在天有灵，估计依他的脾气，肯定是要跺塌天庭了。 文革时期被彻底“工具化”的鲁迅也因此被迫染了一身污点，一直到今天都在被一些粗鲁的批评者所诟病。他们甚至因此视鲁迅天生就是专制的化身（持这方面的观点者以朱大可、张闳为甚）。然而，我们只能说这只是那个疯狂的时代强加给鲁迅的罪名。因为鲁迅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反专制的，而文革则是“革命的专政”；鲁迅是“任个人而排众数”，而文革则恰恰相反，是“任众数而排个人”。显然，认为文革时期的专政是仗着鲁迅思想在作祟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或者简直就是一种无耻蛮横的污蔑！ 所幸自八十年代伊始，随着国人思想的日益解放，鲁迅的这种“非我身份”开始遭到不断质疑和挑战。海内外一些学者逐渐摆脱崇拜论的束缚，开始迫不及待地向真实的鲁迅靠近。鲁迅的“学术化”时代由此拉开帷幕。鲁迅的小说杂文，以及最能体现他深奥思想的散文诗集《野草》再次进入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随着一系列的学术成果的相继问世。鲁迅作品的思想价值也得到了客观公允的深掘和评价。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术研究大多集中在鲁迅的作品方面。而过度学术化的鲁迅，仍旧没能有效改变他在普通读者心目中那种“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近”的刻板形象。 进入九十年代，关于“鲁迅是谁”的问题开始引起鲁迅研究界的强烈关注，于是，一系列旨在还原真实鲁迅的研究逐渐火热了起来。遗憾的是，过分的“贴近”鲁迅也造成了学术界的“索隐”风。即刻意暴露名人的隐私。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某位鲁迅研究专家就许广平的一幕剧本《魔祟》，而“大胆”地推断出了鲁迅和许广平第一次性爱的具体时间！更有甚者，某君还特地出了一本名曰《新发现的鲁迅》的专著，通篇从佛洛依德的性心理学的角度来阐释鲁迅的一些作品，在他那“匠心独运”的索隐癖写作思路里，他居然将鲁迅的整部《野草》归结为性压抑的结晶！所谓新发现的鲁迅居然只是个有自虐倾向的性压抑患者。呜呼，这位先生的大作实在是“高明之至矣”。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我实在不敢恭维，尽管他的确提出了个颇为新颖的视角，但以考证他人隐私为目的来逞一己之偷窥癖的学术研究，实在是令人齿冷！ 或者，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打着学术的幌子而进行的一种无聊的娱乐化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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