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平:打开精神病院的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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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郭海平和他请来的新画者们共处一室绘画，给他的新朋友们展示电脑里众多的国内外艺术作品，请雕塑老师周先锋来上陶土课，所有的病人可以选择临摹画册、写生或者陶艺，８０平米的画室里充满某种艺术沙龙的新鲜气息。 郭海平曾拿来自己的画册给张玉宝评价，期望能更进一步地感受他的判断力，他翻阅画册后只低声说了一句“柔中带刚”，这句话着实震慑了从事绘画大半辈子的郭海平。 郭海平住院期间，每次周末回家必做两件事：吃火锅和泡澡。两件事完成，他才能彻底放松下来，回归生活。祖堂山的冬天大雾弥漫，凌晨四点弘觉寺的钟声和诵经声便越墙而过，混着山风卷起悲怆的哨声。郭海平在医院里连续画了十余件布上油画作品，但没有一张是彩色的。 两个月后，张玉宝的站立和行走姿态都发生了明显改变，他笔下的内容也随之产生了变化。他逐渐远离了“被铁丝缠绕的儿童”、“困兽”、“畸形”这样的主题，转而反映“游泳”、“公园”这样的现实生活，同时人物个体越来越细小。 而对于郭海平来说，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远超朋友的相互依靠。随着张玉宝的改变，郭海平也抛弃了画笔，转而采用手指作画，从手段上告别经验。在他眼中，艺术必须尊重自我的感觉和体验，而非文明的驯化，如果说精神病人是无意识的体验，那么他就是有意识的体验。 他在离开前的住院日记中写道：“今天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再畏惧黑暗了。二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不知不觉地我开始关闭一些灯光……当灯光熄灭时，我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舒畅……黑暗在灯光的普照中已不再是一种视觉自然现象，它渐渐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我之所以渐渐从对黑暗的畏惧感中脱离出来，这也许是因为我们通常所接受的文化教育在这样一个专业医院中都将会失去它通常的作用。也许是巧合，我今天画的一幅作品的背景选用的也是黑色。” “所以这句话说得好：我们迷路，是因为我们看见了。”对于潜意识，郭海平把它比喻成“看不到的海底世界”，而精神病人的画作“让我们第一次通过他们的作品看到中国人精神的海底世界，我们的精神第一次‘原形毕露’。” “病”。病原体。飞起来的灵魂。 所有300多张画作，至今仍珍藏在郭海平的画室里。他的画室，像一间疾病博物馆，展示了多年来他参与和策划的每次展览。引人注意的一个三年前展览的塑料汉字“病”，病被解构成红色的病字头和黑色的“丙”两部分，那次展览的主题叫做“病：我们今天的艺术”。对病的关注，是郭海平几十年来的不曾厌倦的主题。 今天，郭海平已不再赞同80年代“艺术治疗”的概念，“艺术治疗把他们当作病人，把艺术作为治疗的手段。可是谁知道究竟谁才是病人？”郭海平大笑。 “我意识到精神病是一种社会文化因素特别强的问题，中国人的特质是讳疾忌医，不把自己的阴暗面向任何人透露。中国的文化机制到目前为止没有改变这种封闭保守的机制，我做的这些是想改变这种思维状态。” 所以，从搬进精神病院的那一刻起，他便十分坦然。郭海平希望从局部去了解这个群体，而艺术显然是深入他们的便捷方法。“艺术可以提供很多内心深处的秘密，画是最直观准确、丰富具体的表达。”他的初衷是了解这个特殊群体，进而了解自己。 后来的一切结果都是超出预想的。虽然从20年前起就经常来祖堂山探望患精神分裂症已久的哥哥，郭海平还是接受了来自各方的疑问。比如“他们从未学过画画，让他们画画干嘛？”护士、护工、医生，工作人员对于郭海平的具体工作都不甚了解。经过的小护士好奇的探头近来观看，怀疑地询问郭海平，这些是否都是病人的作品。他们尊称郭海平为郭老师，就像称呼一位来进行美术普及的教师。 而病人们对这个不穿蓝白条衣服给他们发香烟和画册的男人也很陌生。第一天，有人问郭海平是不是从公安局来，也有人问他是不是发工资。 “艺术需学习论”成为阻碍他开展工作的最大难题，病人们对自己充满怀疑。王玉这时就成为了郭海平和医院之间的沟通桥梁。 韩亚军是郭海平即将离开医院之前接待的最后一位年轻病人，他脸色铁青，用厚厚的羽绒服把自己包裹起来，笔下的黑衣女人神情恍惚，带有几分惊恐，可是三天后他却对郭海平低声说：“你对我真好。”这让郭海平意识到他们的内心存在某种激情，而艺术便是反映这种天性的最好手段。 郭海平和王玉与精神病人之间的信任如此一点点建立起来。王军的作品“五口水缸”上，五口俯视的水缸在画面上呈现五个齿轮状的圆形。为了方便王军画机械，郭海平把自己的所有硬币、纸杯都给他，他立刻能画出不可思议的形状。不论是火车还是三座山，王军都说：“我在天上看到的就是这样。” 和张玉宝一样，王军的作品在后期呈现出某种变化，早期富于民间色彩，农村气息浓烈，而后来的作品中，他渐渐进入自我的感觉，个性化的色彩变强。 王军和张玉宝，一直是最让郭海平放不下的人。离开精神病院的两年间，他多次回到祖堂山看望二人，艺术病房的想法慢慢在脑中成型。“激发他们的自我再把他们送回病房，是件残忍的事情。所以，我希望能够长期改变这种状态，而不只是一时的关注。” 曾经有位上海的妈妈写信给郭海平，希望他能够看看儿子的画，他的儿子长期精神异常却爱好绘画，纸笔却总被医院收走。郭海平曾经在上海试图寻找这位母亲，可电话号码却总不对。几个月后，他接到这位老人的来电，说自己的孩子已经自杀，在几天前跳下了黄浦江。说起这件事，郭海平至今仍耿耿于怀。 长时间下来，病人和常人之间在郭海平这里没有了概念的区别。病不再是一种贬义，艺术，成为现实社会中那些“精神病”的避难所，“从这个意义上，艺术创作就是一种寻找病原体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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