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石川：创作需要不断地颠覆和超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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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恩威：后来我很久没接触，不知道现在的情况。还有是很多不同类别的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对建筑是什么，这个概念我是比较开放的。不像现在很多人都觉得盖房子才是建筑，但是我觉得现在香港盖房子盖的不是建筑，他们只是一个房子，因为他们里面没有空间嘛。 石川：是一个功能的商品。 胡恩威：商品也OK，都是一样的，所以香港的空间，最有趣的空间不是在建筑里面，是在建筑外，比如两个高楼大厦中间的空间就很有戏剧性。我觉得这个也是华人社会的一个概念，就是他们常常要追求一个答案，一个对的答案，比如说做一个产品，做一个设计，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类型的。 石川：没错，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感受，我在英国的时候也觉得这点是很不一样的。好像做学问的话，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既定的想法，然后再去做调研，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方法。但其实最自然的状态是可能有一定大概的设想、确定某一个领域，但是并不一定要设定一个怎么样的想法，这个才会有一个做研究的意义在里面，这点我感觉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自己觉得，我是做产品设计的，我觉得很好玩的一个地方就是，做到某种程度上其实很需要对人本身有一个理解。有时候不仅仅是对物件、人际关系那个层面，可能很多时候是跟人的洞悉，比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等等。我觉得这其实是需要有很强的洞悉能力和观察能力的。所以为什么我对胡老师很感兴趣，因为实际上我很佩服一些编剧，他能够察觉到人本质上很细微的东西，而且很好的反映或者再现出来，我觉得这种能力我是挺佩服的。 胡恩威：我觉得设计跟做编剧的概念是一样的，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我们常常都没有重视的，就是研究的能力。通常好的设计都是很会研究的人做出来的，我觉得做编剧也是，好的编剧通常都是很会研究的。因为你写一个剧本也好，你导一个戏也好，你要很了解背后的很多背景，人物也好，戏的主题也好。你做设计也是，你要设计一个杯，你要了解这个杯的材料、做法、里面的功能；如果你要做一个从来没有人设计过的杯的话，你要知道其他人设计过什么杯，你才可以思考我怎么设计一个没有人设计过的杯。所以，这也是西方设计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方式。我觉得华人，尤其是香港，可能台湾也是有一点点，他们只是学会一个方法，但是没有研究的态度。可能看到一个形式，他把那个的形式拿过来，但是他不明白背后是有一个研究方法的。其实每一个好的建筑设计师，他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好的设计都有一个研究的过程。所以，我觉得研究是决定了你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石川：其实我倒觉得做设计师，有时候，我经常会问我的灵感来源在哪里，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的，跟其他很多设计师一样，就是跟你的生活有关系。为什么你的设计最后是可以独特的，就因为你活得和别人不一样，你想的肯定多多少少会和别人不一样。有很多类似的文化影响是肯定有的，但最终你还是会有自己对生活的一些态度和想法，你把这个语言用你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就是会很不一样的。我觉得这很重要。编剧也是一样的，你要写一个好的剧本和你要做一个好的事情，你真正要对人的一些共性、一些本质上的东西有很深刻的一些理解，你才有可能做到一个点上，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那个东西。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设计品或者这样的一些剧本，你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电影也好或者故事也好，能够很到位地做到这一点，你就觉得是一个很震撼的事情。当然每个人的角度肯定都不太一样，但是我非常向往这种能够一针到肉捕捉事物的本领，或者观察方式、捕捉能力，很难形容。 胡恩威：你刚才说跟你生活的形态有关，但是你生活的形态也是你研究的一个部分，因为你在吸收很多东西。 石川：就是把一些最重要的东西给提炼出来了，我觉得还是会有比较共同的一些地方。我觉得有的时候修炼也会在这些地方体现，怎么样能够越做越好，其实也体现在这种观察或者捕捉或者再现的能力，在这种连贯性、有效性上面去体现。所以我还是对创作过程中的这块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我在这个访问之前也是非常希望能够从胡老师这边取一下经。 主持人：胡恩威您是怎么看待颠覆性，因为您的作品充满了颠覆性。 胡恩威：颠覆都是相对性嘛，相对于某一个状态你才有颠覆性，你一定要有一个对象才可以颠覆他，如果没有一个对象的话任何事情都没办法颠覆。 石川：所以是逆向思维还是换一个角度做事情呢？ 胡恩威：当然如果我们从西方的艺术史来看，它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阶段出现一些新的学派，这些学派就对之前已经建立的权威重新再提出一些问题，提出一些反对的观点。比如说工业革命之后，现代主义出现要把传统的美学概念颠覆；比如说巴豪斯出现要把之前的艺术和设计为某一个阶层服务的概念颠覆。他们要把好的设计普及化，在社会主义的概念之下，他们做出来的设计，大量生产之后会让更多人可以享受到好的设计，当时的颠覆性就在那里。当然当时他们的说法到现在已经没有颠覆性了，因为已经给资本主义变成另外一个故事。所以现在我们讲反消费主义，可能就是有颠覆性，因为所有人都在消费嘛，所以你提出我就不要消费。所以你说西方前卫先锋主义的理论很简单，为什么有先锋呢，先锋的功能不是要推翻一个制度，而是要把这个制度优化，所有先锋主义的概念就是这样的。但是放在华人社会，一提到颠覆、先锋这个事就等于反革命、反制度。但是从西方的角度来说不是这样，比如说瑞士，瑞士其实有95%的人都是非常保守的，但是5%的人都很有颠覆性，所以那边出了很多颠覆性的艺术家。科学也是，瑞士有很多做科学先锋的，但是他的社会是很保守的，以家庭为主的，很强调家庭价值。欧洲很多国家都是很保守的，但是他有5%的人都是很有颠覆性，在英国也是，其实英国大部分的人都是呆呆的、笨笨的，只是5%的你们随便做什么都可以，随便颠覆。他的体制在于了解两个之间的关系，是比较了解和包容的。英国为什么出那么多创作的人，就是他们这个制度允许这种颠覆性的出现。所以推创意产品最重要的是社会允许颠覆性的存在，还有做颠覆的人他们也了解这个边在哪里。因为有些时候，比如我们搞五四运动搞过了头，很多时候因为搞的方式不一样，有的时候就过了头。比如过去60年代的国内，很多时候搞革命搞过了头，就找不到一种平衡。大部分人觉得颠覆性是破坏的，但是我觉得颠覆性是提升了我们的水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石川：是一个平衡的力量，是必须存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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