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世纪末诗人之死的文化症候分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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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走红是它世俗化的策略使然。它不同于诗人要将自己拔高，要去关注形而上甚至形而上背后的终极意义，而是力求关心大众的阅读兴趣和知识状况，甚至俯就大众的期待视野，于是随着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盛行，随着现实社会节奏感加快，以及机械化规格化所造成的人的精神压力，加之反道德、反理性、反文化思潮和反信仰、反秩序情绪的滋生，散文作家很快找到了一个锐角，轻松愉快地切近了大众的口味，曲就大众的兴趣， 为其制造出软香甜腻可口的快餐读物。这使90年代在大肆进行文化研究的同时背离了文化而屈从于媚俗时尚。也许可以说，散文在貌似热情地介入生活的时候却空前冷漠，这种冷漠一方面表现出对文明的断裂未曾有丝毫的留意，对处身时代的病态和机变缺乏反省的能力，于是在描写我的猫、我的狗、我的童年、我的鼻涕等现实的“一地鸡毛”式的琐碎当中，丧失了观察的尖锐性和阐释的有效性，以一种习以为常、见怪不惊的东西来代替深邃的体验，以对旧事物、旧习惯、旧生活惰性的让步来代替对生命意义的全新的提升。所以，我们看到的总是那些轶闻趣事，那些非份之思，那些在现实当中令人喷饭但有助于消化的“时髦”散文，或是为这个时代文化的休克现象中风现象叫好，为这个文化中虚泛浮肿的东西“更进一杯酒”，却少了抵达人性深处、用平凡而彻悟的真情文字来表达文化变革时期的痛苦和追求意义的那种真正写作的沉重。 散文成了爆炒，随笔成了时髦，而真情扭身而去。对自然的推崇，对生命的赞颂，对物我合一的赞颂日渐颓变为表层的搔痒或充满商品性的写作，甚至是一种败坏口味的人性堕落的证明。散文虽然成为热潮，但却无法掩饰其无可奈何的媚俗弊端，表现出一种公共媒体中的炒作和包装。因此，在世纪末，我们仍需呼唤重建散文的体裁，重建散文的深度，重建散文的个体经验和母语经验，同时开拓散文全新的文化语境和更有创意的审美境界，而少一些文化亵渎，少一些文化自虐，少一些自我镜象中的迷失，少一些以文化堕落为美的病态的欺人感。散文的创作不应再是简单的文化消费，不应再是商品吆喝时代的文化弄姿，散文应成为这个时代中揭示人性深度模式的新叙事、新所指。 不妨说，诗意在诗人自杀之后开始散落入其他新的艺术类型，并为其赢得满堂喝彩。当纯诗失去读者时，诗意闯进或被挪用到MTV中，于是“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总是当初的夜晚……”一时红遍南北。当诗意落入“散文”中，便使得一些初试散文随笔的人暴得大名，一部《文化苦旅》使人们蓦然发现散文叙事中诗意的凝聚的动人魅力，于是屡试不爽，而挪用的诗意被兑水后，读者锐减。当诗意散入古典重读中时，白话古典或古诗今译成为今日文化摆设的必备品。然而，我要说，这一切诗意挪用尽管为某些人赢得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但却并不能说明诗意具有了新的生命。相反，这类诗意“播撒”多了些旧式感喟和伤怀，唯独缺少了当代性的诗之思以及思中之“道”。当诗意成为时尚，成为世俗生活的装饰点缀，当纯诗被校园歌曲、文化散文、白话古典挪用甚至误读时，诗歌的当代命运如同诗人的当代命运一样不可忽视。 纯诗作为当代中国人诗思的透视，必然秉有超越性气质和精神性品格。它不玩技巧，不加盟“语言游戏”，甚至不事张扬，不事逢迎，它既对生命存在的根基发出本体论追问，又对世界的意义保持不懈的形而上关注；它既不断地锻造新的语式新的节奏新的意象和新的感性，又将这新的感受新的希望新的运思和新的语言注入新世纪的肌体；它将抗击“物”道主义和商业消费至上主义，而保持人生中最朴素最微妙最神秘的感受、体验和领悟。它在沉默和默默无闻中积蓄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踽踽独行是显示遗世独立的风骨，在寻找生命的艰难意义的路途上担当自己的命运。 诗人自杀表明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勇毅取舍，这将使一切苟活的个体获得新的震撼和审视灵魂的契机。同时，诗人自杀又阻死了自杀之路，因为诗人们死得过早而急促，使其诗境终未臻达“大道”之境。而且诗人自杀如此快地被大众遗忘，使得任何诗人都不会因为死亡而获得其诗的价值属性，相反，诗人的遗像会掩住诗本身的光辉。 （四） 大众的世俗生存策略 我坚持认为，背靠虚无而未意识到这虚无的人，是不会因为“失重”而走出大限的。君不见——时髦的权力话语资源拥有者不会在乎诗人的自杀，更不会想到自己会踏上此途。春风得意让他们觉得自己极其重要，“舍我其谁”的气概可以让人利令智昏，在部下阿谀的奉承与谄媚的目光中获得极大的满足，从而“性”致勃勃为所欲为。权势的巨大光环似乎将虚无的问题彻底遮掩，何况隐在虚无背后的自杀。 及时行乐的人同样不会关注诗人的自杀，在弦歌不绝、觥筹交错的甜腻中，他们只挥洒“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潇洒 ，而绝不会静心思虑未来，并体验诗人那沉重之思，反认为诗人自杀可笑而不可解。 至于那些模仿先锋、背对问题、变幻各种主义的伪先锋，则在虚无的氛围中制造更大的虚无话语而自娱。他们嘲笑诗人的自杀，并力图抹掉诗人自杀的沉重意义，抹掉历史记忆中那些撕扯人心的东西，抹掉诗人在时下平面化的写作中坚持的以生命刻下的深度，因此，诗人之死成了他们世俗生活中幸福的反证。 另外，有所谓“雕虫小技”的人也可以成功地躲避自杀。技艺能够提供一处远离苦难的避风港，朝堂也罢，山野也罢，在技艺世界中可以不求“进乎道”，甚至忘却“道”，从而逃离沉重的苦难而获得轻松与愉悦。 那么，清醒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否觉得可悲？两千年前屈原披发行吟于泽畔时，就已吟出：“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环境的污秽与自我的纯洁之间过于强烈的反差使知识者分化并使某些人渴望堕落。“历史记忆”似乎伸手可触，令人无法释然，但“未来图景”又让人一片茫然。于是嘲笑“意义”而只求“活着”成为当代时髦或成为自己世俗生活质量的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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