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世纪末诗人之死的文化症候分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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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顾城自始至终是用呢喃的“言语”，即我称之为“私人化言语”，来获得对“社会公共性语言”的超越或内缩。他通过社会的镜象观照到了自己，但他又不能完全从镜象中将自我分裂出来，因此，他只能遭受镜象阶段的“自恋”和这种自恋镜象的困惑。他永远也搞不清楚谁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我，谁是诗人的我，谁是诗人假想的我，谁是诗人诗歌中创造的我。因而，他在这种超自然的内缩化、焦虑化的语境揉合中，既表现理想又表现理想的失败，既表现对围城的超越又表现出围城的坚固，使自己成为既象“先知”又象“未知”，更象“无知”的童话诗人。于是，他才会在《远与近》中说：“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才会在《生命幻想曲》中说：“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这种感觉、幻想、情绪、意念，使得诗人在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中，保持了自己童话王国的魅力。 然而，这种自语式的焦虑和撒娇式自恋的倾向，极容易造成童话式的乌托邦及其在这种专制乌托邦下的男权中心话语。 （二） 童话式的乌托邦与专制式男权话语 “乌托邦”在历史上的发展，其功过是非无疑是言人人殊。自从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一书1516年出版以后，他就利用了希腊文学“美好”（eu）与“乌有”（ou）两词的相似之点，来表示一个既美好又没有的地方，即表现一个理想或者一个不可能的社会。因此乌托邦在诗人笔下总是关于过去和未来的完美社会或者理想社会，是一种想象出来的乌有之乡。乌托邦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和文学中有的“品种”不下几千种，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培根的《新大西洋国》，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欧文、傅立叶等所设立的乌托邦等。 顾城的弘愿是“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他所设立的乌托邦是一个多维的童话或神话，也就是一种自然乌托邦，超现实乌托邦，天国乌托邦和幻觉乌托邦。他的自然乌托邦总是排斥现实社会，总是通过与现实社会的保持距离而获得一种自然状态下的理想社会。我们就好象看到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以自然作为逃避现实的方式，去体味一种自然的乌有之乡；同时他又具有一种超现实的乌托邦，这一方面反映出顾城精神发展的直觉性，也表明了他精神的一种滞后性。他是永远以一个小孩的心灵去看待现实生活，想批判这个现实之后虚构并取代这个社会。因此，他在岛屿上，在自己自给自足的田家生活当中，隔离了与外在的关系，对这个世界在以怎样的方式发展毫不关心；他的天国乌托邦，即经常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拿到进入天国通行证的“王子”。 他说：“我是一个王子，心是我的王国”（《春天的谣曲》），“就象向日葵，索取自己的王冠”（《不要说了，我不会屈服》）。因而，他能在一种超验、直觉、神秘意识的方式下，去感受、创造甚至心造一种天国，完成自己的乌托邦谱曲；他的幻觉乌托邦使他成为了一个梦幻的诗人。他的幻觉在没有外物刺激时也可以出现一种虚假而变态的知觉。他越是神秘地体验，就越是获得更多的变形或变态的图式。他不断在自己心灵当中勾画出一种自足的梦幻世界，他幻听、幻视、幻想、幻语，因此，在自己强大的创作内驱力的推动下，将世界打碎，重新捏合成自己的幻觉乌托邦。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顾城是一个不断做梦的诗人，他在梦呓中，在梦思中，在梦境中梦语着，说着很多梦幻般轻飘宜人的辞藻。他说：“我醒着，就梦见了一切”（《领取》），“梦太深了，你没有羽毛，生命量不出死亡的深度”（《不要在那里踱步》）。但是，诗人如果仅仅是在做梦，仅仅是以逃离现实的焦虑而获得自身自足，我的置疑就是多余的。然而，当他这种童话式的乌托邦表现出超越了自足状态的诉求时，当他的这种乌托邦是以一种封闭的状态、人造的性质表达出一种独一无二、勿庸置疑的神昭真理，甚至表达出一种极权思想和男权中心主义的模式时，我倒真是需要警惕了。 其实，本世纪哲人波普尔和哈耶克对这种封闭的、人造的所谓的乌托邦加以过深切地批判。他们认为，乌托邦思想和极权思想在新的世纪，应当被自由民主的现代人所抛弃。因为，极权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基本相似点是，二者都使每个人必须接受独一无二和不容置疑的真理。20世纪的乌托邦日益减少，因为20世纪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各种悲惨事件和乌托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人类再也不可能通过某一个思想矮子或思想巨人的招手，而把所有的思想整合在一个中心频道上。任何人也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任何绝对化、统一化的封闭的极权思想都正在被抛弃。 可惜，顾城作为当代诗人没有超越这一点，他非常固执地抱持某种思想或者虚伪的信仰。他的臆思妄想性非常突出，而逐渐地显露出在乌托邦这种迷幻色彩下所日益明显的专制式的男权话语——他渴望并实现了在激流岛上建立“大观园”式的女儿国，他总是在说：“我不是在爱，我是在梦想一个女儿的世界”（见《英儿》第110页）。一向满脸严肃甚至是生活挑剔的顾城，居然想相安无事地三人同居，完成一种男权专制式话语。 当这种女儿国的氛围将遭到自由个性世界独立选择的破坏时（其妻将离开他，而情人也将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当他这种专制式男权话语在丧失了母语写作而又不通洋文的氛围中变得极为脆弱时，当他在激流岛上感到自己是处于天远地荒之外的绝对边缘时，他的中心观、统一观和绝对的乌托邦观，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挫折感、怨恨感和对世界他人（包括对他的妻子）的敌意感。这种敌意使他不断地从“王子”回到了侏儒，从天国回到了墓床，于是，他走向了一种新的变态的生命处境和诗歌梦幻的茫然状态，并根本未使我们“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而是可怕地看到了更尖锐的“黑暗”。 （三） 生与死的症候阅读与精神偏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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