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顾城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自杀过多次，他经常涌起自杀身死的念头。而且，从他的诗作中可以经常读到诗人关于死亡的独白。他不断发出关于生和死的谶语，表明自己对边缘状态和彼岸世界的向往，可以说，这是他内心多次出现的关于死亡的酝酿。

　　就正面价值而言，这种对大限，对终极，对死亡的透彻的恋慕和把捉，具有超越性地把握生命的归宿的意向，然而，从负面价值看，也说明了顾城被压抑着的嗜血性以及对死亡的偏执。在《英儿》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触目的句子：“我需要死，因为这对我是真切的”（第99页）。因此，在死亡这最高的命令之前，他撕下了自己谦卑的人格面具，把自己那种对小花小鸟小虫的拳拳爱心，变成用刀一口气杀死满园的鸡，进而置换成了对曾深爱过的妻子的斧头相向，对天地万物中“大写的人”施虐，以阻止自己的妻子做出人生与价值的新选择。他在不断地削平生与死、我与他、想象与社会、诗人个人与社会准则之间的界限。这种偏执，这种焦虑，这种男权中心，使他终于由诗人蜕变为一个杀人者，而完成了他由内心的自杀和杀人的念头到行动的杀人和自杀的转换。

　　有人可以找出一千条理由来为顾城的杀人辩护。但是，我要说，托尔斯泰对他的妻子有千般不满，但他最后选择的是在冬日一个飞雪迷濛的夜晚离家出走，以82岁高龄病死于一个乡村小站。他走向了“远方”，也完成了自己。马雅科夫斯基也仅仅将一粒子弹打进了自己的心脏，完成了自己从一个喉舌诗人到个体诗人的旅程。普希金也仅仅是在与情敌决斗时饮弹身亡。在我所看到的材料中，似乎也只有阿尔都塞在他非常严重的精神病发作的状态下扼杀了自己的妻子，但这幕惨剧的发生是他神智已不知自己在干什么时做出的。而顾城却十分冷静清醒地拎起斧子。

　　我们不能因为顾城是诗人，不能因为他曾经写过一些让人心醉，让人为之流连感慨的诗，就认为他具有了杀人豁免权，也不能因为他曾经“著名”，他的生命就比常人、比他人的更高贵，更不能因为他是童话诗人，就具有了王子或国王的最高权力。他同样是一个普通人。只不过他遭受了两套法则，一个是诗歌文本的法则，即他将在文学史的漫漫长河中遭受无情地冲洗和重新阐释；同时他要遭受作为一个现实人的法则，一个起码的“人性法则”的历史审判。

　　正是在这个意义，那些在艺术上有高水准而在人格上有缺陷的人，才会遭到历史的丑化。如不管蔡京的书法多么妙笔生花，但历史上，人们总是将“苏黄米蔡”中的蔡京取下而换上了蔡襄。不管宋徽宗的工笔花鸟是多么精细美妙，但他的昏庸无能并最终导致亡国的结局，使得史学家对他的功过得失仍然是锱铢必较。历史道是“有情”却“无情”。当然，我并不是说顾城象蔡京这样的历史上的“白脸”一样，但是他那人格上的污点，文学史家和批评家都是没有任何权力和理由为其开脱的。

　　我想说的是，诗歌史仍会将顾城的诗作为文本进行分析，并给他一定的诗歌史意义上的地位，但顾城因诗而获得的桂冠必将因杀妻而失色。而他妻子的遗像将使他从一个神话、童话的诗人变为一个为人所扼腕的嗜血诗人。

　　90年代，诗人自杀成为一个又一个“事件”，已然具有了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但我痛心地注意到，海子、戈麦们的死刚使人们关注诗人的以刺锥胸的荆棘鸟之歌，便很快被一些文人导入一种维持诗界存在的理由，一种以真诗人的鲜血制造假诗人玩物的“说法”，甚至成为一些伪诗人无病呻吟的商业企图的外衣；而顾城的死则象一张试卷测出了诗界心性不健全的种种问题，似乎是“著名”诗人的杀人就可以豁免杀人事件的沉重之罪，似乎诗人的桂冠不再是诗本身的魅力，甚至也不是诗人自杀的鲜血所构成，而是杀人的残忍和血腥所染红。对此，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在面对90年代诗人自杀现象时，只能小心地将顾城这样的个案排开，以免让真正诗人自杀的血白流和诗性的光辉黯淡无光。当然，花费笔墨“还原”顾城，并非因为他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他杀妻自杀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同时还因为仍有不少人在无聊地炒作这一事件。这当然使我难以沉默。

　　需要重申的是，诗人自杀的现象如此频繁地出现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是一种痛切的警示，一个不祥的寓言。尽管我已然看到，这警示和寓言在喧嚣的商潮中，已被作为90年代那些榜样的英雄的死和作为反面教员的非英雄的死所掩没，并被人们所遗忘。
　　 
　　四  九十年代诗歌的边缘化
　　
　　历史总是以新的方式言说过去。于是，从波尖到波谷，仅仅是一瞬的功夫，历史就完成它从“大叙事”到“小叙事”的历程。在这个意义上说，从80年代的诗歌到90年代，确实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中断或转型。

　　与90年代诗人的个体化价值取向不同，80年代中期的“新生代”，是以1986年“中国现代诗群大展”为标志，并引起了诗坛的哗变，各种后崛起派和各种“主义”纷纷亮出了自己的诗歌集体性宣言：“非非主义”认为：“非非不是‘不是’的将事物与人的精神作‘前文化还原’之后，这宇宙所拥有的一切无一不是非非”；“莽汉主义”说：“诗就是最天才的思想家，最武断的认为和最不要脸的夸张”；“撒娇派”强调：“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常常看不惯。看不惯就愤怒，愤怒得死去活来就碰壁。头破血流，想想别的办法。光愤怒不行。想超脱又舍不得世界。我们就撒娇”；“生活流诗派”主张：“诗人不是先知，不是布道者，不是头上有一圈灵光的圣人，诗人是凡夫俗子，他想凡夫俗子所想，行凡夫俗子所行”；“世纪末派”坚持：“诗不是生产力的祖传秘方，不是人生的总结报告，她是我们理想敢死队”；“病房意识”意识到：“宇宙空间，恰恰象征着一座现代病房。诗，就是这种时代的‘病房意识’的见证”；“裂变诗派”宣称：“我们唯一崇尚的信条就是变化。不断发现自己、打破自己、重新组合自己。艺术的力量就在于此。”另外还有新传统派、新口语派等，都在自己的天地操心、经营并重组着自己的诗歌新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