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世纪末诗人之死的文化症候分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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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诗是不可以“做”的，纯形式实验构成的“诗”是危险的泥淖。有效的生命深度体验才能锻制成诗歌，使其语词具有金属的光泽和突破思想冻土的可能性。当心之声冷却凝固成某些乖戾的形式时，除了一点“此路不通”的实验失败纪录以外，这种行为本身的意义就很值得怀疑。当“诗”不能给人以生命的启迪和唤醒，或“诗”逃离了直面苦难并拒绝苦难，而只以大众文化包装过的软语、柔甜的耳畔丝语或无所追求的粗野放纵，去征服漠视深度、玩味平面的读者，则无异是诗之悲。这种缺乏“当代性”的历史本质的无生命之“诗”，是怎样的一种诗的贫血症！ 于是，在物质的消费主义怂恿下，在精神彻底搁浅时，诗人一连串的自杀行为成为90年代集体性逃亡文化风景中最为沉重的个体选择“事件”。对其“解释”尽管因个人学养、境界、动机、背景不同而各各不同，但直面生死界面，返回歧路之初，回到思之根基，回到价值理性，是“失园”后的汉语写作或汉诗写作进入新世界的标记，也是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用诗思把握灵魂甦生的最具有民间意义的心灵轨迹。 二 诗人自杀的形态学分析 （一） 海子——山海关卧轨中的回归原初意象 在90 年代的帷幕拉开前的瞬间——1989年3月26日，北大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我不知这位二十几岁的青年诗人在冰冷的轨道上怎样坦然地目睹钢轮的扑近。在生命最终时刻，他的生命天平测量着什么？他的脑海里预感到了什么？死亡带走了深不可测的思和不可言表的痛。这沉重的死不仅给每一个生者留下了巨大的问号，而且以其鲜明的刻度标明“生命之轻”的不合法。也许，海子的“殉诗之死”是给90年代“轻飘的生”一个巨大的反讽和冷静的寓言。 在商品逻辑浸渍一切的时代，甚至连诗人之死也有被污染的可能，尽管这污染以“神话”、“光环”的方式出现。有人认为海子死于物质世界对诗神的挤压，有人归于海子个体存在的危机和意义危机，有人强调是“语言的欲望”和重大压力逼死了诗人，有人看到海子死亡的时代悲剧，有人有感于海子与耶稣的“惊人相似”而相信海子是与黑暗“主动在抗争”。以上说法忽略了海子之死的个体选择性和有限生命的担当性，因为他说过：“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这种个体选择为生命承担思想的重量划出了终点。直面“真”必然直面死亡。大哲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在科学的入口就是地狱的入口”（马克思）。当个体达到存在的极限而目睹本真（真相）以后，必定面对死亡。俄狄浦斯作为人认识自己（本体反思）并为此付出最大代价的原型，在解悟了“人”这一大谜的同时迈出了人的界限，最终成为杀父娶母、刺瞎双眼而流亡科罗诺斯的忧郁老人。难道，人的本体超越性反思真能将人逼到意识的边缘和存在的边缘而使之坠入深渊？难道，敢于同自己的极限挑战，面对真实就必然陷入毁灭吗？海子透过自己奋力写作的“大诗”看到了什么？他是对自己写作的高度厚度阔度感到怀疑？还是生存状态超越了生存的极限？甚或是目睹了诗国前景而扭身而去？猜测，毕竟是猜测。我倒宁愿将海子的死看作目睹本真以后的个体跨越生存界限的选择，在界面的一端是诗国的辉煌——诗言思而思言道——对“大诗”“大道”超越性领悟，在界面的另一端是生命处境的烦扰窘困。 我想，一个二十四岁的生命，他在临终时想些什么？他为什么要如此疯狂地写诗盈箱而又急促地敲响空寂的山海关？为什么就不可以多一些凡夫俗子的快乐和那种“潇洒走一回”的心肠呢？没有人能知道。在走之前，他毁掉了全部信件，他的很多朋友只能在事后回忆他，而这种回忆大多是对诗人自杀的某种误读，所以，人们给海了立了很多光环——语言的花圈，想把他捧成一个灿烂夺目的诗人。我想，海子不愿意加封任何有光环色彩的东西，想孤独地去面对自己的那份真诚和思考，面对天地人神四重根发问，然后孤独地去做自己无法逃避的选择。 海子的死标明中国纯诗已抵达人类精神的最前沿却又在现实中濒临灭绝。处身于这一怪圈之中，90年代初，一些诗人转向海外汉学界发表诗作，可惜影响甚微；另一些小诗人则转入“地下”，在苦苦挣扎中使诗意的光辉射向被欲望燃烧的大地。 (二) 戈麦——圆明园的冷然毁诗与静穆地投水 戈麦于1991年9 月在圆明园附近投水自杀。这位北大诗人在个体生存价值危机中毅然选择了个体生命的毁灭。这种重复发生的“事件”使整个90年代初死寂的文坛再也不可能缄默。诗人并不是死于物质上的匮乏艰难，也不是死于关于“类”的形而上思考，更不是死于心灵过度的敏感和脆弱。相反，诗人死于向思维、精神、体验的极限的冲击中那直面真理后却只能无言的撕裂感和绝望感。他在人类精神的边缘看到了诗“大用”而“无用”的状况，而毁掉了自己大部分诗作，以此使诗思的沉默变为大地的窒息。 90年代，一些人对“诗人之死”过分赞颂、推崇，甚至发展到关注诗人胜过关注诗本身的地步，于是诗似乎只能浸透了血才能具有诗意的光辉，诗人似乎也只有通过自杀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这表明商业消费逻辑已经伸进诗的肌体：诗人似乎不再重思，而只重社会的轰动效应，人们不再读诗而仅热衷于成为诗人之死的看客。当十几位小诗人在全国各地相继自杀时，我吃惊地发现，人们已不再对“诗人自杀”感兴趣，人们不读诗也不在乎诗人的死。诗人成为多余人，诗成为多余品。或许可以说，当诗失去思言道之本真时，诗人自杀了，诗也自杀了。 (三) 诗人学者自杀——深层的人生之苦与精神之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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