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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励生：我看《社会科学论坛》的学术品位和品格(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吴励生
2012-09-28 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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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看一下09年第4期的具体篇目：《建国前后的“农业社会主义风波”》（雷颐）、《权利位阶的反思》（王崇华）、《<大公报>文人论政传统与<随想录>的传播》（胡景敏）、《现代评论》与善后会议》（黄亦君、李晓兰）、《改进学术评价机制纵横谈》（王宁、牛大勇等）、《弄花香满衣——阅读大学的六种方式》（陈平原）、《“向后看就是向前进”？》（金雁、秦晖）、《苍生之道》（孔庆东）、《精神氧吧里的自由呼吸——读张远山<庄子奥义>》（丁国强）、《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在路上”》（张媛）、《儒学与文化哲学研究的新拓展》（张倩）等。前二者是当下中国研究的问题史梳理，尤其是“权利”研究涉及我前面提及的核心价值的重要性；第三、第四篇采用的是陈平原甚为重视的报章视角，这种研究的前景陈平原本人已经有着诸多成功的范例；后二者均有一种“在路上”的“想象的状态”和“醒悟的感觉”，即便是儒家哲学被理解成文化哲学而并非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显然就是处于一种“想象的状态”，比如作者指出：“站在时代的高度，立足中国现实，充分吸收中外文化哲学尤其是传统文化哲学研究的理论成果，重新厘定文化哲学的概念，突破文化哲学研究和理论上和方法上的局限，努力建构出一个展示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能关注和指导中国社会文化实践和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成熟的文化哲学体系，这正是我国文化哲学研究的努力方向，文化哲学学科建设亦以此为目的展开。”可谓想象气魄甚大，尽管我觉得张远山所揭示出来的文化哲学精神可能更重要。陈平原的大学史研究成就斐然，其对千年书院与百年大学的教育精髓有着透彻的解悟，尤其是对传统书院的“群流竞进，异说蜂起”的讲会制度、自由争辩制度以及门户开放制度有着独家心得，因此一直身体力行为现代大学制度如何注入传统书院的“从先生游”“从先生学”之教育精神不断地鼓与呼。至于“改进学术评价机制”的问题，已经是国内学术转型的根本瓶颈，道理简单：你的评价是往那个方向去的，大多数人就必然是往那个方向努力着的——这毫无办法，大家都是俗人，你们都在大鱼大肉你总不能要求别人尤其是年轻学人喝粥吧？“纵横谈”篇中学人们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恕不能予以复述——也许，更典型的恐是眼下杨玉圣先生在《学术批评网》上的“炮轰CSSCI（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并同时刊发的众多学人的批评与讨论文章，“学术评价机制”的核心问题终于被推到了中国学术研究和批评的最前台，中国学界与学人显然应该打点精神给予认真对待，因为其实在关涉到学术与学术机制究竟具备有怎样的“内发动力”的终极性问题。这里想特别提及的是金雁和秦晖的文章。金雁、秦晖二人的研究与学术追求笔者关注已久，尤其是秦晖的思想史研究方面常常别开生面（据我所知秦晖的制度史研究成就斐然，尤其是土地制度史研究殊关重要），眼下的这篇《“向后看就是向前进”？》更是鞭辟入里，尤其是对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与历史的深邃把握和甚至比国内文学界对索尔仁尼琴思想和立场的理解和阐释更为深刻全面得多——《古拉格群岛》之外很难说是“文学创作”的写了几十年的“作品”《红轮》的思想渊源以及心路历程和索翁个人的哀荣际遇的相关分析：诸如尼康宗教改革与分裂派以及彼得大帝的关系，分裂派与俄国知识分子以及与“革命者的关系”，抨击极权专制与抵制西化的一体两面，“俄国新儒家”的命名以及终于回归国土却让民主派尴尬、叶利钦、普京其实均未借重索翁，索翁却在生命的最后两三年里与普京“互相吹捧”等等……条分缕析，穿透力甚强，一如以往秦晖的思想史研究，常常比一些多被史料淹没观点的专门思想史研究者更具思想力量。我想说的是，从上述文章便可大致看出《社会科学论坛》所作出的可贵学术努力，为重新建立中国的学术传统以及坚持独立的学术品格诸方面，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另外恕我直言，其实眼下国内最好的学者基本都是历史—阐释类型的历史学者，比如陈平原、汪晖、秦晖、许纪霖等当然也包括厦大的周宁、谢泳，《社会科学论坛》的最强大的作者阵容显然也是由历史学者构成的，哪怕刊物中的相关主持人也大都历史学者出身，这大概跟参与刊物的改版策划的杨玉圣也是历史学者有大关系吧。

　　无须讳言，中国的理论仍然处于“山寨版创新”阶段，除了极少数学者能够进入反思性阶段并可能做出突破性的贡献，幸运的话形成相应的学术传统进而形成不同的学术共同体或学派进行互动外，恕我直言在较短时期内几乎很难会有根本意义上的改观，但如前所述，对“我们自身的经验”（中国）研究方面历史学者们却是大有可为。按照哈耶克的看法，人类文明的发展中最大的贡献恰恰是累积性的而并非建构性的。换个角度看，即便是我们真的也一样是处于“后现代性”时刻，“地方性知识”其实也有着无可辩驳的合法性。更何况在特殊主义转向普遍主义的种种诉求之中，许章润先生在《身份认同、世俗化与世界体系》一文中所指出的“国家理性”实则事关主体性中国形象的重建。因此这里想着重谈谈许君发表在《社会科学论坛》上的这篇文章——顺便说一句，许章润近期也兼任《社会科学论坛》“学术对话”栏目的主持人，若不单看其所从事的历史法学的专业研究，就看其扎实的历史学底色以及古文功底，也能见出其意气风发之中的文采风流，尽管其研究的常常是法学在历史中的特殊表现以及特定语境中的特定位置。我的意思是说，许章润是个才子，而且可能还是个大才子。也许恰是因为才子的原因罢，许君“笔锋常带感情”，而且在一些观点上还颇带有“调和”色彩（请原谅我借用了人们评说梁任公的说法）。当然必须承认，许君最新关注的均是当下中国最为前沿和迫切的思想问题，诸如国家理性或哲学、中国文化本位、核心价值、世界体系、亚洲文明想象、再政治化以及世俗化、民族主义、历史命运和国族理想，尤其是“中国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中国之世界”三步骤的梁启超判断与理想等等。也许我们还是应该大段引用一下许君的表述：“市场化三十年使中国财富获得了极大增长，综合国力和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准亦有较大提升。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学术精英不仅是改革的参与者，而且是改革红利不同程度的分享者。‘事事不如人’这一鸦片战争之后一直缠绕着中国人的梦魇，至此在中国成长这一破晓朝阳的照耀下遁入暗夜。正是基此背景，晚近十多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多所恢复，其表现，一方面文化悲情意识逐步淡化，过去常常引发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1840情结’，不再居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愤青式的激烈反传统思潮同样渐失话语主导能力，极端文化保守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早已成为边缘。一些新儒学论者倡言原教旨主义式的‘王道’，申说其较诸以市场为背景的法治之道的优胜，虽然对于知识界和思想界并无真切的影响，在社会现实层面更是无所用力，但从文化传播角度来看，却幸而不幸地扭曲为一种新兴都市化的思想时尚，酝酿出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民间‘传统文化热’，而与晚近十多年间逐渐出现的文化记忆复兴潮流恰相呼应……正是在此背景下，传统文化记忆渐渐复苏，中国文化元素开始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获得有限的现代性阐释和运用，知识界和一般国人的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子民的身份认同感普遍增强。”11按说，其表述是十分精彩的，理论现实与社会现实的层次表述也相当清晰。问题的歧异性在于，中国的文化自信与本真性认同可能还不敢如此乐观，首先今天我们这个所谓“市场化三十年使中国财富获得了极大增长，综合国力和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准亦有较大提升”很难跟文化自信归属于因果关系，因为托的是“全球化”的福，托的是“世界之中国”的福，此其一；其二，我们国家似乎“富强”了人民生活就真的幸福么，尤其是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自己活得真的有尊严了么？其三，“1840情结”确实淡化了很多，但“1949情结”就不见得化解了很多，尤其是“中西对抗”意识至今顽固，一旦有个风吹草动，那些“爱国贼”们动辄打砸抢烧恐怕不好说极端民族主义已经成为边缘；其四可能是最重要的，身份认同感直接涉及到了“社会动员”——身份认同不仅包括文化本真性认同更是包括个体利益受到保护的共同体身份认同，由于众所周知的传统社群（血缘、亲缘、地缘等）并未向现代意义上的行业、公会共同体社群真正转型，我们的身份认同大多时候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比如一旦个人出了什么事儿大都时候是往老家跑，似乎只有老家那里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等），如果仅仅是组织意义上的“社会动员”，更多带有“命令色彩”，而并非自觉自愿的本真性认同，认同感则会大打折扣。 　　毋庸讳言，许君在“世界体系”的表述当中多少受到了汪晖的“新亚洲主义想象”和赵汀阳提出的“天下主义”的分析单位的一些影响，尽管据我观察在此之前他其实有所保留，比如：“除非民族国家这一人世政治－法律格局在可见的未来遽然改变或者消失，而为一种新的料理人事而规制人世的理性能力的涌发扬鞭开道，提供历史机遇，同时，并出现一个新的‘法学枢纽时代’，否则，不可能出现类如十九世纪那样蕴育伟大法典的时代氛围、社会条件和学术基础。而恰恰在此，不管是全球化还是国际化，也不论是对于‘帝国’秩序言之凿凿的预言，抑或关于‘全球法律秩序’的悲哀警告，均未能使我们信服地得出在可见的未来出现这一人世景象的结论，也没有如同春雷一声震天响那般，诞生一个新的‘法学枢纽时代’的可能性。”12（坦率地讲，许君的《论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法律共同体》一文当是我们重新建构现代性民族国家理论的一篇重要文献，笔者不仅看重还在即将出版的拙著《思想中国》一书中多次加以征引）然而过了不是太久，许君的立场似乎开始有了点动摇，而且有点明显地趋于“调和”。而事实上，无论是汪晖还是赵汀阳，首先遇到的均为究竟是“传统帝国的自我转化”还是“现代性民族-国家重构”的根本问题这个瓶颈——而且，无论是前者的“新亚洲主义想象”还是后者的“天下主义”均属难以检测和检验的建构且各有各的问题，几乎很难调和——从事实层面看，时至今日的中国现实状况大概属于前者，而从规范的层面看，我们的理想恐怕一直是后者。但二者之间确实存在有高度的紧张，按许君的理解即所谓需要“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只不过许君不以为“大传统”是儒释道而是被置换为“宪政民主”罢了，“小传统”则为民间的比如民俗节日之类——很显然，传统文化与现代宪政制度安排确实存在有高度的紧张，似乎我们应更加关注或追问何种原则是可以得到方方面面的普遍遵守，哪些原则则不能或者仅少数人可以遵守？这样至少能够让我们明白百多年来的宪政努力终于归于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然后再真正找出“互动”的可能性——这个逻辑认知显然直接涉及到了他所阐述的“民主需要软着陆”和“世界体系中的中国问题”以及“中国文化重建的五个方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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