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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励生:我看《社会科学论坛》的学术品位和品格(5)

  窃以为,无论是汪晖的“新亚洲主义想像”还是赵汀阳的“天下主义”都有其本身的内在逻辑可能在根本上反对和拒绝他们自己所主张的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可能性,前者以朝贡体系与亚洲革命为主要想像根据,如果说“朝贡体系”对解决国内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与边疆地区的严峻问题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的话,对世界体系互动的可能性真是不敢乐观;而“亚洲革命”的那种分权与“民主”假如不说其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其实也已相当有限;后者的“天下主义”可能更严峻,首先无法绕开的核心问题恐怕仍然是“夷夏之辨”,也即在“礼乐文化”这样的核心价值里面,雍容大度,大国风范,尤其是面子第一,其他都好商量,法律是可以不要的,即便要也就是象征性的不起决定作用等等;其次不能绕开的问题是如何“君临天下”: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之中,谁为君而谁又为臣?哪怕是“卫星国”或者“某(联)盟”也大都是见利忘义的主儿,一不小心就会给你来狠的,比如“排华”比如琉球、钓鱼岛问题以及有丰富资源的南海岛礁说占就占你的,哪怕你仍然以“天朝”自居,人家就愣是不给你面子,更遑论“藩属”又遑论对你心悦诚服地“跪拜”?即便当下世界潮流真的是以“帝国秩序”反对“民族-国家”,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也确实受到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不同程度抵制,欧洲联合成一体叫“欧盟”,东亚也有所谓“东盟”等其实完全是想像的共同体——况且,若仅仅是国与国的康有为意义上的“列国”,“天下大同”恐怕是无待实现的乌托邦不说,尤为糟糕的是,世界帝国的秩序未必建得起来,传统帝国的内在逻辑反倒可能阴魂不散。这样一来,所谓“民主需要软着陆”恐怕又要一厢情愿。其实知识界内部是否“取得共识”基本无用,因为当下知识界本身既无传统的对抗皇权的“道统”又丧失了现代健康的公共领域推动,剩下的是“政统”所一直谋划着的“被大师”以及“被代表”和“被增长”、“被就业”之类等等。更何况,究竟是“代议制民主”还是“人民主权”的“有领导的民主集中制”或者“商议性民主”或者梁启超、汪晖意义上的“分权与民主”?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但不管怎样,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秩序原理至今仍在帝国的自我转化当中,而所谓现代性民族-国家其实始终并没有被真正建立起来。也便是在此意义上,我特别赞赏许君“民族国家是一个法律共同体”的说法和论证以及在正讨论着的其新作中“再政治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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