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访谈录:答乌蒙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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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像 1、你出生于一个“上面”的家庭。1966年文革开始后,你看见红卫兵冲进你家住的大院,带走了你的父亲。请问目睹父亲被带走的那一刻,你的反应如何?你意识到了一些什么? 文革开始我很兴奋。非常大的全社会的游戏、狂欢。大街上天天锣鼓喧天。游行,我跟在队伍后面捡传单。后来大字报贴到我家门口,我父亲被挂了黑牌,我还很得意呢,这个意味着他很重要嘛。我意识不到事情的严重性,我觉得那不过是大人的某种游戏。后来,我父亲被流放了,一夜之间头发全白。我去流放地探望他,说他头发白了,他还不高兴,不相信。我一直很奇怪,后来恍然,那里没有镜子。我父亲被流放后,我继续玩,那是一个自由的时光,不上课,没有任何人管我们了。我的自由精神是生活培养的,不是从书本上学习到的“自由意志”。1967年的某日,我童年时代经常在我家玩、吃喝的叔叔,我父亲的朋友,站对了路线,趾高气扬了,来到我家,命令我交代我父亲平常在家都说些什么。我保持了沉默,这是一生的第一次反抗,我很自然地认为父母高于一切,这是生之大德啊!我永远记住的是这个叔叔对我家的背叛,我母亲还给她做过饭呢。只要路线正确,或者自以为正确,就可以“大义灭亲”这是20世纪的风气。将古代的“义”意识形态化,这是文革最大的遗产。 2、你在一篇致友人的文章中说起,你的外祖母是一个文盲而知道敬畏李白的人。请你谈谈你的外祖母。你和她的关系相处如何? 3、你有不少诗篇涉及你的亲人。你没有因为写诗,把自己写成一个举目无亲的诗人。你如何看待亲人与文学的关系? 没有亲人,身从何来?世界从何来?故乡从何来?诗又从何来?“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是一切的开始,生高于写作,高于诗,高于宗教、高于一切意识形态。我是感激生的诗人,我的写作跟着生走,决不跟着任何“上帝”走。诗跟着我的生走,不是我的生跟着诗走。 5、上个世纪80年代,写诗在社会上是一件理直气壮的事情,不少诗人交友,以对方是否诗人为前提,颇有“不学诗,无以言”的夫子气度。但也有批评家称那个年代的诗人为胡闹。你是那个年代的中坚诗人,事过境迁之后,现在回过头去看,你对80年代有些什么个人的感受? “有批评家称那个年代的诗人为胡闹”,胡闹?他闹闹试试。他以为那个时代可以像今天一样胡闹? 批评家的话,就不要提了,说实话,我轻视他们中的大多数,那也就是个饭碗。在今天,如果掌握话语权的话,他们也许一言九鼎。但对历史,他们肯定是人微言轻。过去二十年发表的滔滔评论,有几篇人们还记得?但八十年代的许多诗,今天依然是经典。而韩东一句“诗到语言为止”,至今在影响着许多人的写作。 80年代是20世纪最后的文学时代,那时代具有古典气质。安静、沉思、清洁、清贫……没有什么喧嚣和物质上的诱惑。文学是唯一的诱惑。未来是黑暗而鼓舞人心的,没有今天那么清楚而乏味。我最近看卡夫卡的一本传记,说到他如何在自己家的窗口看着老电车驶过广场。如何把自己的稿子拿去给朋友看。80年代就是这样的,今天像《尚义街6号》那样生活恐怕已经绝迹了吧。 7、你产生“我要写作”的想法是在什么年龄?谁是你当年的坐标诗人或坐标作家?说一说他对你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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