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余怒，那个被当代挂起来的人(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西平
2012-11-08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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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对“文明”的看法不像米勒那样绝望，我倒认为近代人类文明的进程是正常的、健康的。就这个问题，我愿意说一些题外话。现代文明相对于古代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等），有着显著的进步，其最重要的特征表现在对生命和人的价值的态度上，现代文明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平等、自由的关注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任何文明都要强烈，它的核心理念就是天赋人权，不由他人来赋予。尽管现代文明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相对于古代文明对人的生命及其尊严的践踏来，不知要优越多少。那些文化上的复古主义者总是喜欢将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对立而谈，其实是在混淆视听，目的是为现行制度的合法性寻找理论依据。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两个不同时间范畴里的概念，前者如同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一样是古代文明，而后者是现代文明，比较二者的优劣，是荒唐的，因为优劣自明。清朝末年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使中国和中国人深受其害，这是典型的文化自恋的表现。在中华文化的卫道士们看来，我们的先祖曾创造过灿烂的文明，我们的文化源远流长，我们的国学博大精深，西学不过是“坚船利炮”之学，是没有精神、文化根基的“术”，而非“道”，而作为“道”的中华文化才是人类文化的最高境界和最终归宿。这些“辫子党”不知道或不愿知道，“坚船利炮”之术也是由同样强大的文化支撑着的，没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培根、亚当.斯密、康德、黑格尔、达尔文、克尔凯郭尔、萨特，岂有今日西方世界之繁荣。由科学技术的发达而反观它的文化可知，一定有一个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体制在，使人人得以发挥其智慧和创造力。而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呢，说起来脸红得很，我们对现代文明几无贡献，环顾周围竟没有一件物什是我们发明的。我们只是现代文明的享受者、消费者和不劳而获者，我们有何脸面去指责给我们以如此便利、舒适、生命的平等和尊严的现代文明？至于有西方学者反思现代文明的不足，那是人家谦逊，他们是想通过反思使其文明更加完善、完美。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他们的谦逊和我们的自大造成了近代东西方的差距。我们一提到老祖宗的文化，一股自豪感便会油然而生，有自豪感无可厚非，但也别忘了无论它怎么辉煌，都掩盖不了鲁迅所说的“吃人”的本质。这是所有的古代文明的共同本质。

　　眼下，复古的浪潮汹涌，幼儿园里教诵《论语》、开学穿传统服装、对老师行跪礼，等等，简直疯掉了。对幼童讲《论语》，无异于逼小和尚念经，不仅无益于心智的发育，其诘屈聱牙只会令孩子反感。着古装就更愚蠢了，连作为古人的赵武灵王尚知道“习胡服，求便利”，我们为何要让方巾长袍拘束我们的手脚？行跪礼是为了重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教，倡导下对上的绝对服从，以所谓的“敬畏之心”来抑制人的平等的诉求；在我看来，对任何人和事物都不应该有什么“敬畏“，“敬畏”是应该代之以“尊重”的，尊重老师，同时要求老师尊重自己，这才是一个人而非奴才的正常的礼仪。尊重传统而不是敬畏传统，否则你什么都干不成，这个世界上也就不会有哥白尼、达尔文了。

　　说到文学，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冲击，就没有我们的新文学和新诗，或者说，新文学和新诗不知要延迟到何时才能出现，也就不会有陈独秀、胡适、鲁迅们的存在。
　　
　　问：《饥饿之年》中，第二章、第六章与其它章节相比显得很突兀，像一座建筑翘出去的沿儿，这种在诗体中穿插散文诗体的形式对常规构造形成了破坏。当然，我并不认为它就是散文诗体，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横着木头钉进来的楔子，就是亨利．米勒定义的“文明”，那么你对这样的“穿插”是如何考虑的？在你眼里，诗体与散文诗体有没有区别呢？
　　答：《饥饿之年》的形式确实有些奇怪，介于诗、小说和散文之间，但根本来说，它不是小说或散文，本质上它还是诗——小说的情节元素和散文的叙述元素只是作为辅助手段以延展诗的空间，我想借此拓宽诗歌的疆域。不断地改变诗歌的定义，是我爱干的一项工作，至于这工作做得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

　　《饥饿之年》中这两个章节“显得突兀“？可能是第一章所确立的某种基调影响了你的阅读吧？我的想法是，这首诗的六章都采用不同的形式，通过形式的变化以及叙述者视角的转换为文本的丰富性提供一个基础。你说“一座建筑翘出去的沿儿”，倒使我联想起CCTV新大楼，看上去有倾覆的危险，实则有力在暗暗支撑着。我喜欢这种危险的游戏。对于经验来说，文本的结构同语义一样，都不是先在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允许对经验予以更新，艺术的创造性也就由此而生。当你读完一首诗，尤其是长诗，各种元素（结构、词语、语义、情境等）在你的脑中混合汇聚，一个整体便出现了，“翘出去的沿儿”也就会成为它的一部分。同样的手法我也在长诗《猛兽》中用过，三章三种面目。结构上或语义上的事，多读几遍就习惯了。读书百遍，其义自现，结构亦然。
　　
　　问：在你的诗中，一些“暗示”作用非常值得玩味，尤其对“性”的暗示，像一个巨大的陈列馆。比如“这个肉体的短暂性”（《居留地》），“干那事”（《章鱼》），“床单下起伏不定的火药桶”（《其境》），以及“长脖子细腿的鹳”，“肿瘤”，“驴子骆驼”，“张艺谋的电影，或者《无极》”（《他妈的悲伤》）等。甚至你在《周遭》中利用“两腿之间的距离”来陈述时间（一个世纪）的概念，事实上也是有意对性的曲解和暗示。类似的“暗示”应该还很多，你能举例再说说吗？
　　答：性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话题，只是在诗中如何使这个话题具有诗性是我们应探讨的。我们既不能像通俗小说那样处理性的题材，也不能像浪漫主义者那样给性以装饰。

　　性最初在我的作品中出现可能是在91年的《病人》中——此前的长诗《毁灭》中有没有我不能肯定，因为我的手头已经没有了此诗（几天前周斌告诉我他那里有我的自印小报《混沌》，上面倒有此诗）——后来的《女友》、《网》、《猛兽》等诗作中都有所触及。比如在《猛兽》中：
　　
　　玫瑰：某种视觉效果　绿玫瑰：一种　死玫瑰：
　　一种  半死不活的玫瑰　白红紫黑四种玫瑰效果
　　这头猪多么美　维拉格开了 ［异香］ （维拉格
　　是匈牙 利语“花”的音译） 河水荡漾 Ｈ2Ｏ荡
　　漾）　操女人（同海伦或安妮或洛丽塔做爱）无
　　疑是两种效果
　　
　　它的上半身在时间里在时间里（腌）下半
　　身失去了知觉失去了知觉（风干）察觉不
　　出消瘦的黑人的情欲被废黜为游魂的老上
　　帝的情欲女佣的情欲
　　
　　“长脖子细腿的鹳”，“肿瘤”，“驴子骆驼”，“张艺谋的电影，或者《无极》”（《他妈的悲伤》）应该来说与性没什么关系，当然，你这样误读也是允许的。至于你提到的“这个肉体的短暂性”、“干那事”、“床单下起伏不定的火药桶”这些语句，与其说是在使用“暗示”，不如说是在使用不同的表述，它们大都是直接的。
　　
　　问：有一位读者写了这么一段话：“作为诗歌大师的余怒，我仿佛看见了诗人沙马、邵勇、潘漠子、牛慧祥、周斌、大伟、阿翔、广子等不解诗人，正走在新诗的光芒灿烂的大道上，和未来新读者们肩并肩走在一起，温和的阳光正照亮着他们，微风把他们的笑语播撒在古老又年轻的中国大地上，而每个人的话语里都在刷新着‘余怒’二字。”作为读者，我读完第一个念头是——“顶礼膜拜”，我想其它读者也有这样的感受。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那个真正的余怒的“伟大”，但是如果将一个人“膜拜”到“刷新着‘余怒’二字”的地步，那他不应该是人，而是“光芒灿烂”的神了。你作为被“刷新”的对象，有什么感受呢？
　　答：我将这个看作是朋友的褒扬，朋友们经常这么褒扬我，哈。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诗人黑光，现在深圳的一位同乡、朋友。剔除对我的褒扬，他对五四以来的诗人们的批评却是十分准确的，切中七寸的。他对新诗诸家做出的这种评判：“大家的面目几乎一样，词语的呈现方式一样，都在一个向度上铺垫，一个平面，平平的，没有弹力，没有起伏，没有凹凸，没有曲折，没有虚实，没有顿挫，词语之间、上下句之间相互没有空间距离的营造，没有浑然感，没有氤氲的氛围，就像悬疑电影没有背景音乐而丧失紧张感一样丧失阅读的回环与震动，一眼看透，说了上句就知道下句，没有精彩的绽放，不能来回把玩，我们的阅读思维找不到依靠，只能拿眼睛盯着干干巴的文字，也就是词语被作者绑缚了，没有活动的自由，僵死了，僵尸一样没有生气，致使语意不能自然流动，纯属于作者硬往读者面前推塞，唯一的优点仅是写的题材不同。这些就是新诗的写作现状，把汉语言弄死了。”实属内行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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