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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东访谈：与天空中滚动的雷电对视(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2012-09-28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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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东东：你的问题逼迫我重新将这几首诗找出来阅读。这一问中提到的《在花园里》（2007）、《面条》（2009）和第五问中提到的《玉米林》（2009），与《浮在水面的鹅》是出自同一种（作者的心理）需要的诗歌。只不过写法上有所区别。其实这三首诗对我而言非常简单，就是将生活中碰到的事情直录下来而已，它们是计划外的产物，似乎只为了“负责摆明一个新知识分子的感情与伦理界限”，如果其中有文学性只能说明生活也文学化了，无疑我只要不太出格就行。我不愿意夸大它们的含义。非要说的话，这些诗并没有多少自恋的成分吧？它们对我来说因为过于实诚——有一种叫人尴尬的情真意切——而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人存在本身的状况，呵呵——，因为毕竟是跳出来看自己的产物：而我所感兴趣的还是那个圈内人，他的局限、初衷和理想。

　　因而这样的诗歌就仍然有点自私，它执著于人们读写水平的差异，而未将对方和自己放在同样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一种骑墙的姿势。它写到了主人公和一种人类交往——更多是阻隔——的戏剧，而且含有主人公的傲慢（花园工人在他面前不得不暴露出令彼此挥泪道别的文化自卑感：每一门语言都是一门外语，掌握不了它的习语就比移民还糟）、对劳动的幻想（他有过但告别了体力劳动，为鲁山的山民和游玩的诗人写了那首《玉米林》）和怯懦（他不愿去指责一个食堂女工（其实只是一个别人）只有自己郁闷）。它似乎提出了很重要的问题，但又什么也没有提出，更不可能解决什么问题，知识分子嘛？启蒙嘛？“以一个观察者的自我救赎与羞赧作为收场的良策”，你真是通情达理，这些诗的确没有伪装。

　　它们更应该被写成小说，可惜情节不够。——抑或一种独特的小说？往往是，读写者狡猾得足够将罪责推给非读写者（识文断字胜过赤手空拳，这方面老百姓懂得不比统治者少）。电影《朗读者》（我没读这部小说）在我看来就和卡夫卡的《在法的面前》差不多，那个不能阅读的女人心甘情愿服她没有的罪。而读写者本来准备帮他们隔绝的非读写者；这在我们的国家经常发生，它的读写者的位置一直在自动下放（从士大夫、启蒙者再到技术员以致被批斗者），到现在甚至还找不到正当的自我。更何况“妥善地施法于诗”。诗人给人的印象也许还是到处作法的巫师？至于我，写这样的诗时只想到得体不得体，切身不切身。它们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似乎无法将社会人群纳入笔底（虽然有过尝试，也学写过小说），——我想那需要清楚的理论和迷人的神话（毫无疑问我只欣赏个人创造的神话）的支撑，这些我们并不陌生，比如雪莱式的“亚伯和该隐”以及它马克思主义的变体——只能写我生活里瞬间的真实面对，如果它触动了你的心弦，也只是因为那种令人难堪的诚实，它触及了我们好不容易保卫的心灵的边缘部分。我其实还有一首“十四行诗”《绳子的舞蹈》也写到了工人，这是我在一个有奖竞技的电视选秀节目上看到的，一个奇妙的煤球工人（请不要把这当成冒犯），它将自己铲煤的动作、上吊和复活、迈克尔·杰克逊融合成了一种新舞蹈，让我“吃惊于他并没有死于劳动，而是不停舞蹈。”我觉得，我只在这一首里——比如这个结尾——有点时尚，而其他几首诗都和时尚的做派无关。新诗中对他者的这种渴望，反映了新诗的孤独，不仅是语言的孤独，还有精神的孤独。有时我想，新诗乱糟糟也好，可以人影憧憧，摩肩接踵，像市场或广场一样。至少可以成就一种社会风俗诗。而我无论写什么，都离不开那个我，虽然我想提升他。

　　若史蒂文斯碰到一个工人，他一定会以为遇见了一个撒旦，不然就是一位天使，他和后者的唯一联系是他卧室里的地毯（而且是他爱好的东方地毯），撒旦或天使的形象都可以在地毯的褶皱里出现。这一点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的诗人不用装修房子也能和工人打交道。说到张枣，他有一次主观认为一个楼道里的清洁工在偷情（据颜炼军博士的文章，张枣给他讲过“整个故事”），他（对待这一题材）表露出更多人性的态度，一种也许是出自《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世界的人性。

　　④木朵：在诗中突然出现一个人名（甚至一连串人名），往往意味着典故与互文性的开启——此举极易把写作中的行进秩序交付给一种可靠的历史语境，通过两个时刻、两个情景的对照，找到如今再提此人的现实意义：语言预期在这一次簇拥中会有崭新的怀抱。像“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这种人名的穿插方法，在新诗的氛围中似难以直接转化与利用，好比我们在新诗中放进一个闻一多或马拉美，总会遭遇不小的阻力，我们被一团成分复杂的历史气味所包围，如果辨认乏力，就可能丧失这个人出现之前赢得的局面。在《故宫》这首诗的末尾，如果是令一个文化名人火速赶到，取代“母亲”这个关键角色亮相，这首诗就会出现一个急转弯，关于“故宫”的意义就会出现另一个殿堂的门槛。事实上，在我们的写作中，要落实一个人名——尤其是新诗史上有头有脸的人——带来的好处、转机，会有些畏手畏脚，一方面不易降伏他的多义性，另一方面，新诗起承转合的全程，还没有稳固的位置提供给一个带来新视野的熟人。

　　王东东：这是一段有问题的话，虽然没有出现一个问号。最初我想用博尔赫斯改写自《一千零一夜》的《双梦记》来回答你的问题，另一个相似的梦会帮助这个梦找到自己的含义，挖出自家后院里的金子，但这样就将“历史”托付给偶然的好运和“真主的慷慨”了，所以只得作罢。博尔赫斯对于故事的寓意并不在意，更多是和寓意开一下玩笑。而我则必须板起脸孔做一次寓意的探测，并且忍住博尔赫斯式的嬉皮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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