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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东访谈：与天空中滚动的雷电对视(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2012-09-28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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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林》就是这后一个阶段的作品，聊备一格，算是你所说的“类型诗”，但我个人不太喜欢，我认为它只是通过描述提出了一个问题，但又对这个问题感到羞耻，所以到结尾就自动隐去了这个问题，我无法将这首诗读成一个去蔽或还原的过程，那在我看来不是诗歌的最高目的，诗歌还是要经由认知的途径达到沉醉。这个问题就是：诗性幻想与对现实的认知有什么关系？它们是否最终像诗人和山民相互错过？在《玉米林》中，我显然也没有对二者在一首诗中应占的分量给出一个配比（也可能根本无此必要）。我现在扮演的是艾略特提到的另一类作家形象，“在完成一部作品后，需要通过评论自己的作品来继续他们的批评活动”，只不过通常秘密进行无人看到。对这个问题我知道如何回答，而且知道理想的状况是，诗歌通过幻想掌握了事实，通过诗人的灵感征服了现实——而在这首诗中总抹不掉那个分裂的阴影，于是我将它处理成一种轻微的反讽，但这种轻微的反讽我也不喜欢——只是知道是不够的，诗歌是一种实践。

　　这首诗包含有两种意识，一种是对于幻想的意识，一种是对于现实的意识，或者说这是两个角度，为了统摄这两个角度我应该非常重视反讽才对。然而我并没有。于是我的两种意识在这里暗中分裂，我既想成为一个幻想的诗人，又想成为一个事实的诗人，这本来没有错，但没有找到一种很好的方式将两个角度融合为一个角度。也许《摄影师》（2005）、《地震》（2008，写于512大地震之前）、《告别》（2010）做到了这一点，但《玉米林》总有一种分崩离析的倾向，只是靠一个共同的自然环境维系着诗歌系统，而且最后可能还是难免热寂（Heat death）的危险，比较起来而言，《在花园里》（2007）则显得生机勃勃甚至充满人情味。从我个人的文本联系中跳出来——别人不一定像我那样熟悉我的作品序列——《玉米林》还特别针对了当代诗歌的批评处境，可以说，它就是为此而写，虽然我不满意它，觉得它和某种批评一样浮于表面，但它还是可以——比如在你的慧眼里——包含一两个问题，处于当代诗歌写作和批评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的边缘。它将诗学的崇高幻想拉到了社会学的务实甚或平庸（只是相比较诗歌的崇高而言），它可能会让人迷惑，为什么社会激情和艺术激情不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社会的激愤怎么反而造成了艺术的轻薄？多情却似总无情？这首诗未能达成我的理想，因为我觉得它在两个方面强度都不够，只是体现出我的双重意识，幻想和现实经常在我的诗歌里交战，我的特殊任务就是如何由崇高的幻想——也可能是降落——达到现实的深刻，我期待一个具体的时刻，这是狂喜（灵感）的时刻也是现实的时刻，犹如与天空中滚动的雷电对视，因为掌握了事实，不仅是诗歌事实更是生活事实。

　　你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视野，比这首诗本身还要大，“是否可以说，为写诗这个举措、这项工作找一个类比形象，几乎成为商业大潮背景下许多诗人不得不兼顾的差事？一首高明的诗能否减少赤子对供养体系（基于一个父亲或农民，基于一种实实在在的挖掘）的亏欠？”我更愿意将你的问题理解为，诗歌现在还能找到哪些类比？诗歌（自身的）这种类比在这种背景下有什么用？我在那首诗中应该更多关心一首诗自身如何而不是如何使用它，后一个关心有时会削弱诗歌自身的力量。但在这里，我们的关心已经从对一首诗本身——你概括出的“两种情况”——转向了对事物之间一般关系的考察。

　　我们的“商业大潮背景”是一种不完全的商业，不完全的市场，除了这个“不完全的资本主义”，我们还要学会对付古老的国家权力（我的意思不是简单的抗拒），诗歌的类比或者说参照的却是有别于此的另一种历史，然而是一种内心的历史，另一种现实，然而是一种弱性的现实。

　　我们本能地抵制诗歌和金钱（资本市场）、权力（机制）有一种类比关系的想法——在它们都属于虚构也都属于现实的意义上确实有一致性。史蒂文斯说过：“钱也是诗”。他的银行家身份（确切地说是保险公司副总裁）代表了美国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一面，而他的诗歌却以浪漫主义的中转接续了美国超验主义的传统（爱默生、梭罗等），看一看美国电影（不一定是迈克尔·摩尔的《华氏911》或《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会让人误以为美国是一个虚构的国度，然而正是新大陆的现实产生了史蒂文斯的幻想，一种现实对应于一种幻想，这种幻想对于这种现实同时是一种行动，具有一种启示性的力量，史蒂文斯的超验渴望及其失落也正好表达了这种现实的极限状况（……“‘美国梦’的破灭”）。面对商业大潮，“感伤的诗”的“慢”可能来自农业文明，也可能来自游牧生活（蒙古人的骑兵也是非常快的）。而如果我们的商业界也产生一个史蒂文斯，可能就意味着中国资本主义的真正成熟。只要与中国现实，与“中国梦”一起打量诗歌——目前中国事物有对中国诗歌的单相思——就能看出来它的确不同于西方诗歌，除了参照诗歌自身（作为世界文学的现代主义），它更多参照了中国的现实历史。我想，也许它对这种历史也构成了独特的启示，但就像你无法否认在中国存在着一个“中国学派”，它和中国的现实历史同构，我们的文学批评在整体上也还未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氛围（可能有人不同意这样说）。即使静止不动的历史也需要想象力，比如杰克·古迪（Jack Goody）在《偷窃历史》中说“宫廷骑士风”“不可能的爱”也就是爱情本身并非西方中世纪的发明而在中国、埃及和阿拉伯早已存在，更何况正在形成中的活的历史生活？诗歌不光要拥抱感觉还要拥有见识，因而诗人额外需要与哲学家的交流（在国内几乎老死不相往来），最好有一个人既对诗歌内行又能代表诗歌与整体文明相沟通，而当我们不知道历史往哪里去的时候，尤其应该慎思明辨，让更靠近历史的诗歌（比如陈寅恪以诗证史，亚里士多德论说诗比历史真实）更靠近哲学一点。我想到帕斯捷尔纳克和阿什伯里，他们本来可以是一个人但由于时空差异变成了两个人，后者拥有一种分解的感性，可能到现在也没有重组成描述和叙说的对象，而前者（在新康德主义的堡垒受过哲学训练，对“思维对对象的创造”一类法则的崇信应不输于后者）总能给出一片完整的风景（在早期的风景和自然抒情诗里），在晚年的散文作品里不仅没有失掉历史反而提升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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