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穆旦：翻译作为幸存(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家新
2012-09-28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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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该文中，查良铮（穆旦）再次引用了苏联诗人马尔夏克的话，以重申自己对译诗的看法：“有时逐字‘准确’的翻译的结果并不准确。……译诗不仅要注意意思，而且要把旋律和风格表现出来……要紧的，是把原诗的主要实质传达出来。……为了保留主要的东西，在细节上就可以自由些。这里要求大胆。……译者不是八哥儿；好的译诗中，应该是既看得见原诗人的风格，也看得出译者的特点。”

　　“大胆”而“忠实”，这就是查良铮（穆旦）的翻译。“忠实”并不等同于那种字面上的“直译”或语言形式上的对应，它首先建立在对原诗精神实质的深刻理解上，建立在对诗人“心灵的活动”的进入和体验上。为了达到这种“忠实”，译者有时还必须打破原诗的语言形式结构或是对原文的某些部分进行“改写”，亦即通过所谓“背叛”来达到忠实。如在该文中查良铮（穆旦）所列举的他受到指责的普希金给中学好友、后来的十二月党人普希钦一诗的译文：“我最早知交，我的挚友！/ 可记得你的马车的铃声/彻响了我幽居的院落，/在我那积雪的凄凉的院中/你的来临使我多么欢乐！/但愿上天使我的声音/也同样走进你的心灵，/也给它带去同样的慰借。/但愿这声音以中学时代的/明朗的回忆，照耀你的囚居！”这里的“可记得”为他所加，以强化原诗中的那种精神对话的性质，至于诗最后两句的处理，显然也比丁先生自以为“正确”的译文“愿它以同学时晴朗日子的光辉/照亮你目前的痛苦的流刑”要更通畅，更富有诗的节奏感，也更富有情感和诗意。

　　正是以这样富有创造性和艺术匠心的翻译，穆旦“把外国诗变为中文诗”4（请注意不是“变为中文”），并形成了他自己的翻译诗学和路向。我们甚至还可以说，自五十年代以来，查良铮（穆旦）就在卞之琳之外另开了一路译风。这里，我之所以把穆旦的翻译和卞之琳的相比较，是因为他们同属于同时代最有影响的诗人翻译家。作为致力于英法诗歌译介的卞先生，在新诗史上功不可没，他所翻译的里尔克的长篇散文诗《旗手》（从法文中转译）、叶芝的《在学童中间》、瓦雷里的《海滨墓园》等等，都已是难以超越的经典。他关于既要“神似”又要“形似”的译诗原则，他所倡导的“以顿代步”（即以汉语中的两字顿、三字顿为基本音组单位来代替原诗的音步）的译诗方法，对于翻译西方格律诗及中国新诗的语言形式建设都有一定意义，自五十年代以来，他的这一套译诗理念和方法在翻译界也很有影响，追随者颇众。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他这种刻意追求与原诗语言节奏形式上的近似，有时也陷入了翻译的误区。为说明问题，我们不妨来看他对奥登《战时》组诗中那首诗的译文：
　　　　
　　　　他用命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场所，
　　　　为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抛弃，
　　　　他给撩上了一条被，阖上了眼皮，         、
　　　　从此消失了。他不再被人提说。        
　　　　
　　　　尽管这一场战争编成了书卷：       
　　　　他没有从头脑里丢失了紧要的知识；        
　　　　他开的玩笑是陈旧的；他沉闷，象战时；        
　　　　他的名字跟他的面貌都永远消散。        
　　　　
　　　　他不知也不曾自选“善”，却教了大家，        
　　　　给我们增加了意义如一个逗点：        
　　　　他变泥在中国，为了叫我们的女娃
　　　　
　　　　好热爱大地而不再被委诸狗群，
　　　　无端受尽了凌辱；为了叫有山，       
　　　　有水，有房子地方也可以有人。
　　
　　这首诗，卞先生译于四十年代初期，收入他的《英国诗选》（1983年）等译文集时仍基本上保持了原貌。这里，且不说“用命”、“场所”这类过于庄重的译语对原文的偏离，“被委诸狗群，无端受尽了凌辱”的别扭及不合原文，我们来看他译文中的“却教了大家”及“我们的女娃”这两句：明明是“却教了我们”（“but taught us”）却译为“教了大家”，明明是“我们的女儿”（“our daughters”）却译为“我们的女娃”！也许，这样来译为的是“押韵”，但却背离了原文，并无端地拉开了原诗中情感的距离，使原诗中那个面对无名士兵之死内心涌动的诗人变成了一个好为人师的老夫子！

　　这种“因韵害意”的现象在卞先生的译作中并不少见，这些都是他的翻译理念带来的结果。问题还在于，卞先生对此并无什么省思，并且还要利用他的地位和影响把这一套翻译理念上升为权力话语，对符合这一套的，他都说好，对于不在这条路子上的，则颇多微词。在谈到穆旦时，他在承认其“译诗数量多，质量高，成绩卓著”的同时，仍认为穆旦的翻译路子“终不是理想的方法；而他没有理会应在译文里照原诗相应以音组（顿、拍）为节奏单位建行的道理，也多少影响到自己的创作，不免是一个关键性的缺憾”，云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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