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明：台湾诗歌发展的突破与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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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诗歌发展的突破与自律 向明 （为六月廿六日，北京大学与北京首都师大两新诗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之「两岸四地当代诗学论坛」，主题「中国新世纪的回顾与反思」而撰文。） 一、前 言 在此高喊全球化，世界村的今天，一切都得像生产在线所要求的标准化一样，制造出品牌规格一致的作品，作批量划一的营销，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无非是想降低成本，刺激消费，谋取暴利。所幸的是，也算是文化财的诗的这一区块，似乎尚无人有兴趣来染指，甚至还对之冷漠。诗好像是个被人看扁的自闭儿，与一般大众无关，大众也不在乎诗是否存在。如今信息发达，知识流通，独有诗在孤芳自赏，不欲人知，是不是诗会与人间脱节，与世界脱轨呢？这应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那些把诗看成可以「烛照三才，辉丽万有」的老一辈人的眼?，会认为这将是诗文化断裂或萎缩的象征，兹事体大，该复兴诗运。然在熟知诗与其它生物无异，具兴灭继绝的命定，诗不振，其实乃是重生的先召或思变的前因，不必那么躭心。王国维先生说得好「文体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做他体，己自解脱，一切文体始盛，皆由于此。」也许可以这样解释诗的巅踬命运。 在我认为，诗绝对是一种个性产物，不可能像生产在线规格或品牌统一的产品，或与军旅一样穿同样制服的诗人。因此诗绝不可能全球化，诗人也不可能聚居成一个世界村。我们的诗也应该对外强调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或新诗」。而台湾这个小岛，由于四面被海隔离，海洋文化的浸染，也可形成自己的特色，成为「具有台湾特色的现代诗或新诗」。台湾文化根源于，也包含着中华文化的要素，具台湾特色自不可能脱离博大的中国特色，然亦不能否认，台湾这几十年来，自行发展出来的台湾风韵，和对诗前途的认知，也必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值得重视讨论的空间。 二、台湾现代诗早期发展概况 台湾是东海上一个蕃薯形的岛屿，由于四面环海，气候温和、人民勤奋、物产丰饶，一直是外国殖民主义者眼中的一块肥肉，先后曾被荷兰、西班牙、法国人，日本人所染指。日本人占领了五十年，他们拼命发展台湾的农鱼业，台湾简直就成了日本人后院的粮仓。也就是由于深受殖民之苦，岛居的台湾人民不免随时想求得摆脱，达到独立自主的地位。二次战后，日本战败，台湾回归祖国，被外国人统治过的台湾人民，疯狂地迎王师回朝，痛诉被异族统治所遭受的苦难。然而由于1947年二月二十八日的一场警民冲突的误解，军队镇压造成人民伤亡，从此这场冲突成了台湾人民的暗伤，进而把随国民政府撒退去台湾所有的军民都视为新的殖民统治者，无论任何善意改革措施，都被视作居心?良，且被视为外来政权。1949年前后来台湾的外省人始终背负着外来入侵者的原罪。 战后去台湾的诗人，早一代的少数几个，在渡海来台惊魂未定的喘息下，就开始在报纸副刊发表作品。而原受过日本教育的台籍诗人，在跨语言的艰困下，不纯熟的使用汉语写诗，共同为台湾诗歌的前途，撒下传承的火种。首先「现代诗」、「蓝星」、「创世纪」三大诗社相继成立，各拥有一批年轻诗人加入行列，为诗效命。「现代诗」是现代主义的大本营，主张「横的移植，强调知性」。蓝星则一方面要面对现代的进步改革，也不能放弃?续中国诗的优良抒情传统，认为当时的台湾尚是农业时代，不急着全面响应西方工业社会所要求的现代化。「创世纪」，初创主张新民族诗型，出刊十三期后，澈底投向现代，且要奉行超现实主义写作。这些朝现代激进行为和写出的作品，招致保守的苏雪林教授和新闻主笔言曦等人的挞伐。五十年代所掀起的那场新诗改革运动，和前所未有的数次新诗论战，为台湾新诗的走向从激烈的辩论中，似乎找到了一线往前推进的曙光（见本人所撰「五0年代的台湾现代诗」，载《诗中天地宽》诗随笔集，2006台湾商务版）。最后保守的学者及对诗死忠的专家，虽然敌不过所谓现代潮流而败北，然在胜利的现代主义拥护的一方，却也陷入了诗过于知性，而致晦涩难懂的危机。这当是过度引入西方现代主义潮流，放弃中国诗歌一直以来的抒情传统，将具图像意义的方块字，当作拼音文字写诗的结果。知性的强调是西方工业革命所必须的手段，为了实事求是，要求工差精密，不宜有任何浪漫想法和情绪误差掺入工序之中，否则破坏整个工程的演进。然在诗文学上，就纯靠广袤无边的想象空间作驰骋的腹地，捕捉虚实巧配的意象为首要目标。一首诗可以无理而趣，但绝不能是严丝合缝的文字拼图，没有半点柔情可以获致的概念式空寂享受。台湾现代化的诗改革，在当时存在主义和虚无思想的植入配合下，虽巧妙地躲过了无所不在的白色恐怖SENSORSHIP，然亦走入了僵化冷漠的死胡同，诗之被人唾弃远离，可以说早在那时就己开始。然而不可否认，台湾六十至七十年代间，正是「现代诗」意兴风发的一段黄金时段，年轻诗人前扑后继的投入现代诗的行列，有的虚无，有的超现实，有的更具水手刀的架势，毫不顾及外在的反感，志得意满的埋头写只有自己人才看得过瘾的现代诗。 然而物极必反是命定必有的轮回，首先属于台湾省籍「笠」诗社多数的乡土诗人就站出来对抗，认为诗不可过度份西化，不可远离自己土生土长的家园；而另一敲自己的锣，打自己的鼓的「龙族诗社」的诗人，虽然绝大部份也是本土诗人，也提出诗应有自己的民族个性。再加上一心以承接中国诗的抒情传统为职志的「蓝星诗社」诸君子，和主张健康明朗的「葡萄园」诗社的诗人，诗的局面总算有了比较持平的发展，不再偏执于「现代」的一端。可以说，首先发难成立「现代派」的纪弦大老，在受到各方压力下，及时站出来力主解散现代派（见纪弦撰「表明我的立场」一文，载1960.5.10蓝星诗页第十八期）接着倡导诗的「大植物园」主张，这才使得台湾的诗以后呈多元发展的趋势。保守的一方可以放胆的做着诗的太平岁月平康好梦。醉心现代的，仍然在做诗的先锋，仍然跟定世界潮流，超现实主义仍然是他们的追求目标；同时也跟着进入「后现代」状况，喊出颠覆、解构、反崇高、反传统等响亮口号。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本省籍诗人的诗刊「笠」，则以一贯的批判态度，以诗作为当头棒喝，对现实和执政当局发出在野的诤言。这三股诗坛的力量，并没有因意识形态的差异，而相争执，大家相互尊敬，一直相安无事，相敬如宾的各为自己诗的理想而奋斗。台湾地狭人稠，诗人远离政治，远离意识的偏见，各自发展自己的兴趣，倒是共同的默契，也是诗能平顺发展的远因。 三、社会转型及两岸开放对诗的冲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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